78年，我考上大学，继母把通知书藏起来，我笑着拿出第二份

78年的夏天，燎过一样热。

风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的全是热风，吹在人身上，黏糊糊的一层汗。

我爸林建国坐在沙发上，捧着个大搪瓷缸子，呼噜呼噜地吹着热气，眼睛却一个劲儿往门口瞟。

继母张翠芬在厨房里忙活，锅铲叮当响，油烟味混着她嘹亮的声音一起飘出来：“建国，跟你说了多少次，别老对着门口看，影响多不好！好像我们家盼星星盼月亮就盼那个。”

“那个”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捏着一本翻烂了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眼皮都没抬。

我弟林涛，张翠芬的宝贝儿子，正瘫在凉席上啃冰棍，嘴里含含糊糊地帮腔：“就是，我姐还不一定考得上呢，爸你着什么急。”

我爸的脸色有点挂不住，咳了一声，没说话。

这就是我们家。

一个永远在和稀泥的爸，一个永远在拿我当外人的继母，还有一个被她惯得不知天高地厚、永远跟我作对的弟弟。

自从我妈三年前生病去世，我爸火速娶了张翠芬进门，这个家就再也没有我能喘匀气的地方。

她是厂里的工会干事，最擅长察言观色、拉帮结派，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我爸一个技术员，闷葫芦一个，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水房洗一家四口的衣服，冰冷的水冻得我指节通红。

张翠芬掐着腰站在门口，下巴一扬，话里带刺：“林岚，不是我说你，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想考大学？你妈当年就是个知识分子，又怎么样？还不是……”

她没说完，但我懂。

还不是年纪轻轻就没了。

我没理她，搓衣服的力气更大了，手背都磨破了皮。

从那天起，她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我复习功课只能等深夜他们都睡了，在厨房的灯泡底下，蚊子嗡嗡地咬。

她会故意把第二天的脏碗堆在桌上，或者把馊了的菜汤泼在我书旁边。

她说：“哟，我们家的大知识分子，闻不得这点油烟味了？”

我弟林涛更是变本加厉，趁我不在就撕我的书，往我的练习本上乱画。

我找我爸，我爸就一句话：“你让着点弟弟，他还不懂事。”

他都十六了，还不懂事？

我懂，在这个家里，只有我是多余的。

考大学，是我离开这里的唯一一条路。

所以我拼了命地学。

“叮铃铃——”

院子里传来邮递员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林建国家，有信——！”

我爸“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搪瓷缸子都差点摔了。

张翠芬比他还快，像一阵风似的从厨房里冲出来，围裙都来不及解。

“来了来了！”她满脸堆笑地迎出去，“同志，辛苦了辛苦了！”

我捏着书页的手指，关节泛白。

来了。

我听到张翠芬和邮递员在门口寒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几个关键词。

“大学的？”

“是，红彤彤的，喜庆！”

“哎哟，太好了太好了……”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张翠芬拿着一封信进来，那信封果然是鲜艳的红色，烫着金字。

她没看我，也没看我爸，径直把信揣进了自己中山装的口袋里，拍了拍，好像那是什么宝贝。

我爸急了：“翠芬，是……是岚岚的吧？快拿出来看看！”

张翠芬白了他一眼，转身又进了厨房，声音隔着门帘闷闷地传来：“什么你的我的，一惊一乍的，是厂工会发的学习文件！让你有空多看看报纸，你就是不听！”

林涛“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爸，你白激动了。”

我爸的脸涨成了猪肝色，看看厨房，又看看我，最后颓然地坐回沙发上，一口气喝光了缸子里的凉茶。

我慢慢地站起来，把小板凳放回桌子底下，一言不发地回了我的小房间。

那是我用两块木板和我爸单位淘汰的旧柜子隔出来的小空间，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关上门，我能听见外面张翠芬开始炒菜，油“刺啦”一声，香味瞬间就爆了出来。

她在做红烧肉。

只有家里来贵客，或者她儿子林涛考试得了高分，她才会做红烧肉。

今天，是为了庆祝我“落榜”吗？

我坐在床沿上，听着外面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说话声，闻着那霸道的肉香，胃里一阵阵地抽搐。

我知道，那封信，我看不到了。

张翠芬把它藏起来，就像藏起一只过冬的松鼠辛辛苦苦攒下的松果。

她要饿死我。

饿死我所有的希望。

晚饭的时候，桌子中央摆着一盘油光锃亮、香气扑鼻的红烧肉。

张翠芬殷勤地往我爸和林涛碗里夹，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多吃点，补补脑子。”她对林涛说，眼睛笑成一条缝。

然后她转向我，筷子在盘子里象征性地扒拉了一下，夹起一块最小最肥的，扔进我碗里。

“你也吃。”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施舍，“虽然没考上，也别灰心，女孩子嘛，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爸埋头扒饭，不敢看我。

林涛一边嚼着肉，一边含糊不清地附和：“就是，我妈说了，回头让王科长家的儿子跟你见见，他爸可是车间主任，你嫁过去就是享福的命。”

王科长家的儿子，王强，我们厂里有名的二流子，仗着他爸的势，偷鸡摸狗，调戏女工，什么都干。

张翠芬想把我卖个好价钱，给她儿子铺路。

我看着碗里那块颤巍巍的肥肉，油腻得让人恶心。

我笑了。

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就是很平静地，嘴角微微向上扬了一下。

“妈，”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怎么知道我没考上？”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张翠芬的筷子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通知书都没来，不就是没考上？”

“哦？”我歪了歪头，“谁说通知书没来？”

我爸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我。

林涛也停下了咀嚼，像只受惊的兔子。

张翠芬的脸色开始变了，从红到白，又从白到青。

“你……你什么意思？”她的声音有点发虚。

我放下筷子，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

“邮递员同志来的时候，我在窗户那儿看见了。”我说，“一封红色的信，上面有烫金的字。妈，你说是厂里的文件，可我们厂工会的文件，什么时候用上这么高级的信封了？”

“你！”张翠芬“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声色俱厉，“你个死丫头，你敢质问我？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你还怀疑我？你爸，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

我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是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让我别说了。

我没看他。

我的目光，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张翠芬身上。

“我没怀疑你。”我轻声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站起身，走回我的小房间。

在他们三个惊疑不定的注视下，我从枕头底下，慢慢地，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也是一封信。

同样鲜艳的红色，同样烫金的大字。

我回到饭桌旁，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把那封信举到他们面前。

“不好意思，”我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这里，还有一份。”

空气仿佛被抽干了。

我爸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林涛手里的半块肉“啪嗒”掉回了碗里，溅起一片油星。

最精彩的，是张翠芬的表情。

那是一种混杂了震惊、恐慌、难以置信和彻底溃败的神情，五官都扭曲了。

“不……不可能！”她尖叫起来，声音都破了音，“这绝对是假的！你从哪儿弄来的假货，想来骗我们？”

“假的？”我挑了挑眉，好整以暇地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通知书。

白底黑字，红色的印章，清晰无比。

“林岚同学：经审查，你已被我校数学系录取，请于九月一日前，持本通知书前来报到。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

南京大学。

这四个字，像四颗炸雷，在小小的饭厅里炸开。

我爸“呼”地一下站起来，一把抢过通知书，凑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手都在抖。

“真的……是真的！南大！我的天，是南大啊！”他激动得语无伦次，眼眶都红了。

张翠芬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她喃喃自语：“怎么会……怎么会有两份……”

我看着她，终于收起了笑容，眼神冷得像冰。

“妈，你是不是在想，你口袋里那份，又是怎么回事？”

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她心上。

她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口袋。

那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爸也反应过来了，他猛地转向张翠芬，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翠芬！你……你真的把孩子的通知书藏起来了？”

“我没有！”张翠芬垂死挣扎，声音却虚弱无力，“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你没有。”我点点头，走到她面前，伸出手，“那你把你口袋里的‘工会文件’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重要的学习精神，需要用大学通知书的信封来装。”

她死死地捂着口袋，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真相，已经不言而喻。

我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嘴唇哆嗦着：“你……你糊涂啊！这是孩子一辈子的前途！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我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张翠芬终于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她一个女孩子，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让她去上大学，四年后飞走了，我们能指望上什么？涛涛怎么办？让他接你的班，一辈子当个小工人吗？我让王主任家看上她，以后涛涛进厂、提干，不都好说话吗？我有什么错！”

她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字字句句都扎在我心上。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给她的儿子当垫脚石。

我爸被她这番强词夺理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捂着胸口，一个劲儿地喘粗气。

我冷冷地看着她哭闹，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这种场面，我见得太多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她对付我爸的无敌法宝。

但我不是我爸。

“说完了吗？”我等她哭声小了点，才淡淡地开口。

她愣愣地看着我。

“第一，”我说，伸出一根手指，“我上大学，花的是我妈留给我的钱，没花这个家一分。我爸知道，存折在我这里。”

我妈去世前，把她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我，那是她给我留的最后的底气。

“第二，”我伸出第二根手指，“王强是个什么东西，全厂的人都知道。你想把我推进火坑，给你儿子换前程，这不叫‘为了这个家好’，这叫吃人血馒头。”

“第三，”我的声音更冷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以为你藏起一份通知书，我就走不了了吗？”

我扬了扬手里的南京大学通知书。

“张翠芬，你太小看这个时代了，也太小看我了。”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我就没在家里等。

我揣着准考证，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了市教育局。

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大红榜，全市考生的成绩和录取情况，一清二楚。

我在人群里挤了半天，从头找到尾，终于在南京大学录取名单的末尾，看到了我的名字。

林岚，总分385。

那一刻，我站在大太阳底下，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我没急着走，擦干眼泪，又去了趟邮政总局。

我知道，我们那一片的信件，都是从这里分拣出去的。

我找到了负责我们那片区域的投递组，跟组长打听我的录取通知书。

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看我一个小姑娘，又是问大学通知书，特别热情。

一查，果然，南京大学的快件，昨天下午就到了，今天一早就会派送。

我心里那块石头，彻底落了地。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文具店。

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进去。

我买了一份和南大通知书信封一模一样的红信封，又买了一张白纸。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模仿着另一个重点大学的格式，伪造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我选的是一所省内师范大学。

我想，如果张翠芬真的动了手脚，她看到这份“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或许会觉得，把我嫁给一个车间主任的儿子，比让我去当一个穷老师更有价值。

我高估了她的格局，也低估了她的狠心。

她根本就没想让我有任何飞出这个笼子的机会。

她想做的，是直接折断我的翅膀。

所以，当邮递员在楼下喊的时候，我根本没动。

我知道，张翠芬一定会去拿信。

我知道，她拿到信之后，绝对不会给我。

我也知道，她会藏起来，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用一种最残忍的方式，告诉我“落榜”的消息，彻底击垮我，好让我乖乖听她摆布。

我在等。

等她把戏演全，等她把最丑陋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我手里的这份南京大学通知书，又是怎么来的？

很简单。

在邮政总局，我跟那位好心的组长大叔说，我继母可能会扣我的信，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

大叔是个热心肠，也是个明白人。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人际关系复杂得很，因为家里人阻挠上不了大学的悲剧，不是没有。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让我隔着柜台看了一眼。

那鲜红的信封，南京大学的烫金字，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谢过大叔，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我们片区的邮政所。

我找到了我们那一片的邮递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姓李。

我天天在家复习，他天天来送信，一来二去也算脸熟。

我直接跟他说了我的担忧。

“李哥，我跟你说实话，我家里情况有点复杂，我怕我的通知书到不了我手上。”

小李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

“你是说……你家里人会……”

我点点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李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信送到我们院里的时候，你别直接交给我家里人，你喊一声，我下来拿。”

小李很为难：“这不合规矩啊，信件都是要送到户的。”

“李哥，”我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那是我省了好几天的饭钱，“我知道你为难。但是你想想，这是一个人的前途。如果因为一封信，一个人的命运被改写了，那该多可惜。”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眼睛也红了。

小李看着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钱，叹了口气，把钱推了回来。

“钱我不能要。”他说，“妹子，你别哭。你说的对，这是人一辈子的事。这样吧，我今天送信到你们院里，我先喊一声‘林建国家有信’，然后我在院门口那棵大槐树下等五分钟。你听见信儿，赶紧下来。你要是没下来，我再给你送上楼。”

“谢谢你，李哥！我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

所以，当张翠芬像只得胜的母鸡一样，从邮递员手里“截”下那封信时，她拿到的，是我精心准备的，那封假的师范大学通知书。

而真正的南京大学通知书，早就在她冲出厨房的那一刻，被我从大槐树下等我的李哥手里，稳稳地接了过来。

这一切，我当然不会告诉张翠芬。

就让她活在“怎么会有两份通知书”的魔幻和恐惧里吧。

这是她应得的。

“你……你……”张翠芬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爸看着手里的通知书，又看看面如死灰的妻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像是老了十岁。

“翠芬，你……你好自为之吧。”

他转身，对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岚岚，好孩子，给爸争气了。去，回屋收拾东西，爸支持你！上大学！必须上！”

我点点头，没再看张翠芬一眼，转身回了我的小房间。

身后，是林涛怯生生的声音：“妈，那……那红烧肉还吃吗？”

回答他的，是张翠芬压抑不住的，又一轮嚎啕。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睡得那么安稳。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旧衣服，还有我那些宝贝的书。

我爸给了我一个帆布包，是他年轻时用的，很结实。

张翠芬一整天都没出房门，林涛也像个鹌鹑一样缩着，不敢跟我对视。

这个家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爸变得异常殷勤。

他去供销社给我买了新毛巾、新牙刷、新脸盆，甚至还咬牙买了一块上海牌的香皂。

“到了学校，别舍不得用。”他把东西塞给我，眼睛红红的，“在外面，别亏待自己。”

我知道，这是他的愧疚在作祟。

我平静地接过来，说了声“谢谢爸”。

他愣了一下，随即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心平气和地叫过他一声“爸”了。

临走前一天，我爸把我叫到他房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木箱。

打开来，里面是厚厚一沓用布包着钱。

有大团结，也有一块两块的零钱，皱巴巴的。

“这里是三百块钱。”他把钱塞到我手里，手心全是汗，“是你妈当年留下的一些，还有我这些年攒的。你拿着，路上用，到了学校安顿下来也要花钱。”

我看着那沓钱，心里五味杂陈。

“你妈留下的存折，你自己收好，那是你的根。”他声音沙哑，“爸……爸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把钱收下了。

我需要钱。

去南京，开始新的生活，每一步都需要钱。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清高。

“爸，”我看着他，“我走了以后，你……保重身体。”

他用力地点点头，别过脸去，不让我看他流泪。

我拿着钱出来，正好撞见从厕所出来的张翠芬。

她看到了我手里的钱，眼睛像淬了毒的针，狠狠地扎了我一下。

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和我擦肩而过。

我知道，她怕了。

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任她拿捏的孤女了。

我手里握着的，是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这个时代最硬的通行证。

从今往后，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彻底逆转。

去火车站那天，是我爸送我去的。

张翠芬和林涛没有出来。

站台上人山人海，南腔北调，到处都是背着行囊、一脸兴奋的年轻人。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火车鸣笛，我爸帮我把行李放上行李架，一遍遍地叮嘱。

“到了学校要给家里来信。”

“跟同学好好相处。”

“钱不够了就跟爸说。”

我一一应着。

火车缓缓开动，我爸站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一边跑一边挥手。

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视线里。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熟悉的工厂、烟囱、灰扑扑的楼房，都离我远去。

我没有哭。

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掏空了，然后又被一种叫做“自由”的东西，满满地填上了。

车厢里很热闹。

我对面坐着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生，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捧着一本书在看。

他旁边是一个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女生，正兴奋地跟家里人说着什么。

大家都在谈论着未来，谈论着大学，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光。

我从帆布包里，也拿出了我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书页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上面还有被菜汤浸过的痕迹。

我摩挲着粗糙的封面，想起了那些在厨房灯下熬过的夜晚，想起了张翠芬的冷嘲热讽，想起了林涛的恶作剧。

也想起了我妈。

她总说：“岚岚，女孩子要读书，读了书，脑子里有东西，心里有底气，走到哪里都饿不死，也受不了欺负。”

妈，我做到了。

火车一路向南。

窗外的景色从灰黄变得翠绿，空气也从干燥变得湿润。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和北方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几乎没怎么睡。

到了南京，一下车，一股潮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南方特有的草木清香。

学校派了车在火车站接新生。

我跟着人流，登上了去学校的校车。

南京大学，我来了。

校园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

到处是高大的梧桐树，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古朴的教学楼，爬满了常青藤，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我拖着行李，按照指示牌找到了宿舍。

四人间的宿舍，我已经有两个室友到了。

一个来自上海，叫陈思思，穿着时髦的布拉吉连衣裙，说话软软糯糯的。

另一个来自安徽农村，叫刘萍，皮肤黝M黑，看着有点腼腆，但眼神很亮。

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

陈思思家境优渥，带了好多上海的点心和新奇玩意儿。

刘萍则给我讲她在家乡怎么一边干农活一边复习，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把鼻子都熏黑了。

我听着，也说了说我的经历，当然，隐去了家里那些最不堪的部分。

我说我爸妈都很支持我。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有点酸涩。

开学后，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忙碌，也比我想象的要精彩。

上课，去图书馆占座，参加社团活动，听各种各样的讲座。

这里的老师，很多都是国内顶尖的学者，他们讲课，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在开启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水分。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爸写一封信，报平安，说说学校里的事。

我爸也回信，信里总是夹着几块钱的粮票。

他在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放心学习。

张翠芬和林涛，他提都没提。

我知道，这个家，已经回不去了。

大一的寒假，我没有回家。

我跟爸说，学校组织社会实践，我要留在南京。

其实，是我自己找了一份家教的活，给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补习数学。

一个寒假下来，我挣了五十块钱。

拿着自己挣的第一笔钱，我去新街口的百货大楼，给我爸买了一件羊毛背心。

也给陈思思和刘萍带了南京的特产盐水鸭。

我不想再花我爸的钱了。

他一个人要养活张翠芬和林涛，已经很不容易。

而且，我心里清楚，我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张翠芬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

大学四年，过得飞快。

我拿了三年的奖学金，入了党，成了学生会干部。

我不再是那个在厨房灯下瑟瑟发抖的小姑娘了。

我变得自信、开朗，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圈子。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会偶尔想起那个灰扑扑的家，想起那盘没有吃到的红烧肉。

那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大四那年，我面临毕业分配。

因为成绩优异，又是学生干部，我有很多选择。

可以留校，可以去北京的部委，也可以去上海的研究所。

辅导员找我谈话，问我的想法。

我想了很久。

最后，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

我要回我们那个北方的工业小城。

陈思思拉着我的手，急得直跺脚：“林岚，你疯啦！南京这么好，你留下来啊！回那个小地方干什么？”

刘萍也劝我：“是啊，林岚，你好不容易才跳出来，为什么还要回去？”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

有些事，只有我自己懂。

我不是要回去重蹈覆覆辙。

我是要回去，做一个了结。

我被分配到了市里的重点中学，当一名数学老师。

当我拿着报到证，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时，心里很平静。

我先回了一趟家。

四年没回，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更旧了。

开门的是张翠芬。

她看到我，愣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畏惧。

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

“……回来了？”她嗫嚅着，给我拿了双拖鞋。

我爸闻声从里屋出来，看到我，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岚岚！你……你怎么回来了？”

“我毕业了，分回来了。”我把带的特产放在桌上。

林涛不在家。

我爸告诉我，他中学毕业后，没考上技校，也没能接我爸的班，现在在街道工厂里当临时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当年张翠芬想用我换来的“前程”，终究是一场空。

我爸拉着我，问长问短，张翠芬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偶尔给我倒杯水，一句话也不多说。

晚饭，她居然又做了红烧肉。

还是那盘油光锃亮的红烧肉，摆在桌子中央。

她给我夹了一块最大的，堆在我碗里。

“吃……吃吧，在外面上学，辛苦了。”她的声音很小，带着讨好的意味。

我看着碗里的肉，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个晚上。

时空仿佛在这一刻重叠了。

我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但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我了。

“挺好吃的。”我说。

张翠芬的肩膀，明显地松弛了下来。

晚上，我爸非要让我睡他的房间，他去跟林涛挤。

我没同意，还是回了我的那个小隔间。

床还是那张床，只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到我爸在压低声音跟张翠芬说话。

“……岚岚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她现在是国家干部了，中学老师，多体面……”

“你以后，对她好点……”

张翠芬没有回答，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在中学的工作很顺利。

我讲课思路清晰，又懂得跟学生沟通，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骨干教师。

学生们都喜欢我，叫我“岚姐”。

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搬出了那个家。

搬家那天，我爸来帮我。

他看着我干净明亮的小屋，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眼眶又红了。

“好，好，有自己的地方了，好。”他反复说着。

张翠芬也来了，她没进屋，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把东西一样样搬进去，眼神很复杂。

她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默默地帮我把门口的两个空纸箱拎走了。

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

偶尔周末，我会回我爸那一趟，带点菜，陪他吃顿饭。

张翠芬对我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畏惧讨好，变得慢慢自然起来。

她会跟我聊聊菜市场的物价，说说邻居家的八卦。

林涛也结了婚，娶了个街道工厂的女工，两口子还是住在我爸那里，三天两头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每次我回去，他媳妇都会对我格外热情，一口一个“大姑姐”，让我帮她孩子看看作业。

我知道，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不再是那个可以被牺牲、被交换的“拖油瓶”。

我成了这个家的“体面”，成了他们可以向外人炫耀的资本。

“我大姑姐，南京大学毕业的，现在是重点中学的老师！”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林涛媳妇跟邻居这么说，语气里充满了骄傲。

我听了，只是淡淡一笑。

一年后，我爸因为常年劳累，心脏病突发，住院了。

住院费、手术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张翠芬和林涛两口子急得团团转，把家里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差一大截。

他们没办法，找到了我。

林涛媳妇哭哭啼啼地跟我说：“大姑姐，你最有本事，你给出出主意吧。”

张翠芬站在一边，低着头，搓着衣角，一脸的羞愧和无助。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那张被岁月和生活刻满愁苦的脸，心里忽然没有了恨。

我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去银行取了钱，把手术费交了。

那是我工作以来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有我妈留给我的那笔钱。

我爸的手术很成功。

他出院那天，张翠芬在医院走廊里拦住了我。

她拉着我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岚岚，以前……是妈对不起你。”

说着，她“扑通”一声，就要给我跪下。

我赶紧扶住她。

“都过去了。”我说。

是的，都过去了。

当我强大到可以轻易地原谅她时，那些曾经的伤害，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我扶着她，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心里一片平静。

我没有原谅她。

我只是，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

我爸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提前办了病退。

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就压在了张翠芬和林涛两口子身上。

但他们显然担不起。

林涛的工厂效益不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媳妇的厂子也差不多。

两口子为了钱，吵得更凶了。

有一天，张翠芬找到了我学校。

她没进校门，就在门口等我下班。

她给我提了一篮子鸡蛋，说话吞吞吐吐的。

“岚岚……你看……你弟他们那个厂子，眼看就要黄了。你现在是老师，认识的人多，能不能……能不能帮涛涛在外面找个活干？”

我看着她，这个一辈子都想为儿子铺路的母亲。

到了最后，她能求的人，竟然是我这个她当年最想除掉的继女。

真是讽刺。

“他想干什么？”我问。

“什么都行，只要能挣钱，别像现在这样闲着就行。”

我想了想，说：“我有个学生家长，自己开了个装修队，正缺人手。就是辛苦，得从力工干起，搬水泥，扛沙子，他干得了吗？”

“干得了！干得了！”张翠芬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希望的光，“只要有活干，多苦都行！”

我给那个家长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林涛就去装修队报到了。

他从来没吃过那种苦，第一天回来，手上就磨了七八个血泡，累得瘫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媳妇心疼得直掉眼泪，跟他嚷嚷着别干了。

林涛却咬着牙，第二天还接着去。

也许，生活的重压，终于让他有了一点男人的担当。

几个月后，我再见到林涛，他黑了，瘦了，但整个人看着精神多了，眼神里也没了以前的浑浊和戾气。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姐，这是这个月工钱，先还你点，给爸看病的钱，我慢慢还你。”

我没要。

“你留着用吧，家里开销大。”我说，“爸那里，有我呢。”

他看着我，眼圈红了，低低地叫了一声：“姐。”

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叫我“姐”。

时间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成了学校最年轻的教导主任，评上了高级教师。

我爸的身体在我的调理下，慢慢好了起来。

张翠芬彻底成了个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话越来越少，对我却越来越依赖。家里大事小事，她都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林涛在装修队里从力工干到了小工头，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定，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他媳妇也不再吵闹了，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当年的那件事，就像一块沉入湖底的石头，再也不会泛起波澜。

直到那一年，我三十岁生日。

那天，我爸和张翠芬非要我回家吃饭，说给我过生日。

我一进门，就闻到了熟悉的红烧肉的香味。

饭桌上，张翠芬给我端上了一碗长寿面，里面卧着两个荷包蛋。

“岚岚，生日快乐。”她说。

吃完饭，她把我叫到房间里，从柜子最深处，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东西。

她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封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的红色信封。

信封上的字迹，我再熟悉不过。

那是我当年伪造的那份，省内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愣住了。

“这个……你怎么还留着？”

“我……”张翠芬的脸涨得通红，低着头，不敢看我，“当年……我把它藏起来，后来……后来你拿出南大的通知书，我就懵了。再后来，家里事一多，我就忘了。前几天收拾东西，才翻出来。”

她把信封递给我，手微微发抖。

“岚岚，我对不起你。我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但是……这个东西，我看着它，心里就堵得慌。还是……还给你吧。”

我接过那封信。

纸张已经变得脆弱，仿佛一碰就会碎掉。

我看着信封上我当年模仿的笔迹，看着那个虚构的大学名字，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夏天，那个充满了算计和绝望的家。

而现在，我坐在这里，和当年那个想置我于死地的继母，心平气和地谈论着这一切。

“扔了吧。”我说。

“啊？”张翠芬愣住了。

“都过去了。”我把那封信，连同那段不堪的往事，一起扔进了屋角的垃圾桶里。

“以后，别再提了。”

张翠芬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下来。

走出那个家，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离开这里，去南京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是逃离。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

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我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靠一张录取通知书来拯救自己的女孩了。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底气。

我能坦然地面对过去，也能平静地接受现在。

我甚至，有能力去改变这个曾经伤害过我的家，让它变得稍微好一点。

这不是原谅，也不是妥协。

这只是，一个成年人，与这个世界，最平凡的和解。

我抬头，看着满天星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熟悉的煤烟味，也有新开的槐花的清香。

这就是生活。

有不堪，有算计，有伤害。

但也有希望，有改变，有星光。

我笑了笑，迈开步子，向着我自己的那间，亮着灯的小屋走去。

路，还很长。

但我知道，每一步，都踩得无比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