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对一个女知青一见钟情，为了娶她，我考上了大学

79年的夏天，热得像个不透气的巨大蒸笼。

厂里的冰棍儿早就卖光了，只剩下黏糊糊的糖水，顺着冰棍箱子往下淌，招来一队队的蚂蚁。

我叫李卫东，二十二岁，红星机械厂临时工。

临时工，说白了就是厂里最底层的零件，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永远没有转正的指望。

我爸，历史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妈从来不说，只说“别问，问了对你没好处”。

反正因为这个，我高中毕业后，最好的出路就是顶我妈的职，进厂当个临时工。

我的人生，就像厂区门口那条被大车压得坑坑洼洼的路，一眼就能望到头。

直到我遇见苏雯。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老张黑着一张脸，把我从一堆油腻腻的废铁里薅出来。

“卫东，去知青点跑一趟。”

“干啥？”我抹了把脸上的黑油，没好气地问。

“送两袋富强粉过去，知青办特批的，说是慰问从乡下回城的知青。”

我心里“切”了一声。

知青，一个多么遥远又带着点可笑光环的词儿。

一群城里长大的少爷小姐，被一股热风吹到乡下，如今风向变了，又哭着喊着要回来。

他们在乡下吃苦的时候，我们这些厂矿子弟在车间里吸铁屑，谁比谁高贵？

但我没说，说了也没用。

临时工没人权。

我蹬着厂里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两袋沉甸甸的白面，慢悠悠地往知青点骑。

知青点在城南，一排破旧的平房，据说是以前的旧仓库改的。

我到的时候，院子里正热闹。

一群穿着的确良衬衫、留着长头发的男男女女，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

他们跟我们厂里的人不一样。

厂里的人，说话靠吼，笑起来惊天动地，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机油和汗水混合的味儿。

他们不一样，他们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种我形容不出的调子，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京腔”。

我把车一支，扛起一袋面粉就往里走。

“哎，放这儿，放这儿就行！”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跑过来，指着墙角。

我把面粉往地上一扔，“砰”的一声，激起一片灰尘。

那帮人瞬间安静了，齐刷刷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点审视和……嫌弃？

我懒得理他们，转身回去扛第二袋。

就在我扛着第二袋面粉，再次走进那个院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她。

她就站在那群人的最外围，离我最近。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两条辫子垂在胸前，乌黑发亮。

她没看我，也没看那袋面粉，只是微微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阳光从院墙的豁口照进来，正好落在她身上，给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边。

她的皮肤很白，是那种长年不见油烟和铁屑的白，白得像我们过年才舍得吃的精米。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被一道雷劈中了。

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车间主任，什么临时工，什么狗屁的历史问题，全没了。

只剩下她安静的侧脸。

我活了二十二年，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姑娘可以好看成这样。

不是我们厂花娟子那种咋咋呼呼的好看，而是一种……一种能让你心里瞬间安静下来的好看。

我扛着那袋五十斤重的面粉，愣在原地，像个傻子。

“同志，麻烦您也放这儿吧。”

还是那个眼镜男，他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

我回过神，机械地把面粉放到第一袋旁边。

我的心跳得像厂里的冲压机，咚，咚，咚。

我不敢再看她，几乎是逃一样地冲出院子，跨上我那辆破车，玩了命地往回蹬。

风在耳边呼呼地吹，吹不散她那个低着头的样子。

回到厂里，胖子王建军正蹲在车间门口啃西瓜。

“哟，东子，见鬼了？脸怎么这么红？”

王建三是我发小，我们俩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当临时工，他比我强点，他爸是车间小组长。

我没理他，推着车进了车棚，靠在墙上，点了根烟。

烟很劣质，吸进肺里火辣辣的。

但我的心比烟还烧得慌。

“胖子，”我问，“知青点那帮人，是干嘛的？”

胖子吐掉嘴里的西瓜籽，凑过来：“还能干嘛，等着返城呗。听说都是从咱这儿下放到下面公社的，现在政策松了，先回城里找个落脚点，再想办法把户口迁回来。”

“哦。”

“怎么，看上哪个女知青了？”胖子挤眉弄眼地笑。

我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墙上。

“滚蛋。”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喊：是，我看上了。

我看上那个穿蓝衬衫的姑娘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李卫东，一个临时工，我爸还有历史问题，我拿什么去看上人家？

人家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读过书，有文化，长得还那么……干净。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像我兜里这两毛钱一包的“大前门”，跟人家领导抽的“中华”一样，闻着都不是一个味儿。

接下来的几天，我魂不守舍。

干活的时候，眼前老是晃着那两根乌黑的辫子。

吃饭的时候，食堂的馒头啃在嘴里，也觉得没滋味，满脑子都是她那个白得发光的侧脸。

我魔怔了。

胖子看我这德行，笑得直不起腰。

“东子，你完了，你这是得了相思病了。”

“病你大爷。”我踹他一脚。

“哎，说真的，”胖-子-坐-直-了-身-子，“你要是真看上了，就去追啊。”

“追？”我自嘲地笑了，“拿什么追？拿我这一身机油，还是每个月二十七块五的工资？”

“感情这事，跟钱有啥关系？”胖子说得理直气壮。

我没说话。

他不懂。

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厂矿子弟，不懂我们这种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心里有多自卑。

那道坎，比厂里最高的烟囱还高。

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往城南跑。

今天说去废品站卖点废铁，明天说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处理的布料。

其实我就是想去那个院子门口，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

我看见过她洗衣服，蹲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纤细的手腕在搓衣板上费力地搓着。

我看见过她看书，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没有封皮的书，看得入了神。

我看见过她跟别的知青说话，她话不多，总是微笑着听别人说。

我越看，心里那团火就烧得越旺。

我甚至打听到了她的名字。

苏雯。

多好听的名字，像诗里写的一样。

跟我们厂里那些“桂芬”、“秀英”完全不一样。

我像个贼一样，偷窥着她的生活，心里又酸又甜。

直到有一天，机会来了。

那天我照例“路过”知青点，看见院子里围了一群人，气氛很紧张。

我凑过去一听，原来是知青点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漫得满院子都是，臭气熏天。

那帮男知青，一个个捂着鼻子，皱着眉头，谁也不愿意下手。

“这可怎么办啊？这味儿也太冲了！”

“找房管所啊！”

“房管所的人说最早也得明天才来！”

我心头一动。

机会。

我把自行车一停，挤进人群。

“我来吧。”

所有人都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和怀疑。

“你？”还是那个眼镜男，他上下打量着我，“你行吗？”

我懒得跟他废话，脱掉上衣，露出在厂里练出的一身腱子肉，直接走到堵塞的下水道口。

那味道，确实上头。

但我顾不上了。

我让胖子（他被我硬拉来的）找了根粗铁丝，又找了块破布把手包上，然后深吸一口气，把手伸了进去。

黏腻，恶臭，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忍着恶心，在里面掏了半天，终于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几团缠在一起的头发和烂布。

我用尽力气，一点一点地往外拽。

院子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我。

苏雯也站在人群里。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噗”的一声，堵塞物被我拽了出来。

一股恶臭的污水喷涌而出，溅了我一身。

但下水道，通了。

院子里的污水开始缓缓退去。

“通了！通了！”

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

我站起身，浑身上下又脏又臭，狼狈得像个刚从粪坑里爬出来的耗子。

但我没躲，我直直地看向苏雯。

她也正看着我。

她的眼神里，没有嫌弃，没有鄙夷，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情绪。

像是惊讶，又像是……感激？

她从人群里走出来，递给我一块雪白的手帕。

“同志，擦擦吧。”

她的声音轻轻的，像羽毛一样，挠在我的心上。

我愣住了，看着那块干净得不像话的手帕，再看看自己满是污泥的手，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接。

“拿着啊，傻愣着干嘛！”胖子在旁边捅了我一下。

我才像被电了一下似的，接了过来。

手帕上，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

“谢谢。”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她微微一笑，露出一对浅浅的梨涡。

我感觉我的脸“腾”的一下就烧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把那块手帕洗了又洗，晾在床头，翻来覆覆地看。

手帕的一角，绣着一个“雯”字。

我把手帕贴在脸上，好像还能闻到那股淡淡的香味。

我完了。

李卫东，你彻底栽了。

从那天起，我跟苏雯算是认识了。

我开始正大光明地往知青点跑。

今天送点厂里发的劳保手套，明天弄点处理的肥皂。

东西不值钱，但都是他们紧缺的。

我知道，那些男知青看不起我，觉得我一个临时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不在乎。

我只要能看到苏雯，跟她说上几句话，就心满意足了。

苏雯对我，一直很客气，客气里又带着点疏离。

她会跟我说“谢谢”，会对我微笑，但从不多说一句。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她看的书，我连名字都没听过。

她说的那些电影，我一部都没看过。

她聊起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我只能在旁边傻听着，一个字也插不上。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银河。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约她去看电影。

那天厂里发了两张电影票，《小花》，听说特别感人。

我攥着那两张薄薄的纸，手心全是汗，在知青点门口徘徊了半个多小时。

最后，我看到她一个人出来打水。

我冲了过去。

“苏雯！”

她吓了一跳，回头看我。

“李卫东？有事吗？”

“我……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今晚的……”我的舌头打了结，“你想……想去看吗？”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手里的票，眼神有些复杂。

“对不起，李卫东，”她轻声说，“我今晚有事。”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哦，没事，没事。”我强笑着，想把票揣回兜里。

“不过，还是谢谢你。”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狼狈地逃走了。

胖子把那张多出来的票要了去，带着他新交的女朋友，一个纺织厂的女工，高高兴兴地去看了。

回来后，他跟我说：“东子，那电影真不错，我对象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没吱声。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喝了半瓶劣质白酒。

酒很辣，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就是个。

我对自己说。

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你还死皮赖脸地往上凑，图什么呢？

图人家再多说几句“谢谢你”？

我决定放弃了。

从第二天起，我不再往知青点跑了。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干活上。

我拼命地干，想用疲惫来麻醉自己。

车间主任老张看我跟换了个人似的，还挺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卫东啊，好好干，我看好你。”

我心里冷笑，看好我有什么用？还能让我转正不成？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单调，乏味，没有一丝光亮。

只是心里，空了一块。

一个星期后的下午，我正在车间里跟一堆生锈的零件较劲，胖子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

“东子！东子！快！你女神找你！”

我一愣，以为他开玩笑。

“滚蛋，没工夫跟你扯。”

“真的！就在厂门口！那个叫苏雯的！”

我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车间。

厂门口，那棵大槐树下，苏雯真的站在那里。

她还是穿着那件蓝衬衫，只是表情有些焦急。

看到我，她像是松了口气。

“李卫东！”

“你……你怎么来了？”我喘着粗气问。

“我来找你，”她从随身背着的布包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这个，还给你。”

是那块手帕。

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我的心，又是一沉。

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的意思吗？

“还有，”她顿了顿，从包里又拿出一本书，“这个，送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本《数理化自学丛书》。

书很新，看得出是刚买的。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彻底懵了。

“李卫东，”她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我听眼镜……就是我们院里的张谦说，你在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是吗？”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这个。

我上高中的时候，成绩确实不错，尤其是数理化，老师都说我有天分，要是能参加高考，肯定能考上大学。

可是，因为我爸……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声音嘶哑地说。

“现在也可以！”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高考不是恢复了吗？你可以去考啊！”

高考？

我像听到了天方夜谭。

“你别开玩笑了，”我苦笑着，“我都多少年没摸过书本了？厂里这么多活，哪有时间复习？”

“时间可以挤出来，”她说，“只要你想。李卫东，你不应该一辈子待在这里，当个临时工。”

“你不应该……”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妈只会说：“卫东，安分点，有份工作就不错了。”

胖子只会说：“东子，想那么多干嘛，过一天算一天。”

只有她，苏雯，她说，我不应该一辈子待在这里。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看着她，艰难地问。

她低下头，轻轻地踢着脚下的石子。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好人。那天你帮我们通下水道，我就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而且，”她抬起头，脸上泛起一丝红晕，“那天我不是故意拒绝你的。我晚上真的有事，我要去夜校补习。”

“补习？”

“嗯，”她点点头，“我也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

她也要参加高考。

“我想回上海，”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arle的-脆-弱，“我爸妈还在等我。考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

我看着她，看着她清澈又坚定的眼睛，突然明白了。

我们之间的那条银河，不是身份，不是地位，不是我每个月二十七块五的工资。

而是未来。

她有一个拼了命也想去的未来。

而我，只有一个日复一日的现在。

“李卫东，”她把那本《数理化自学丛书》往我手里又塞了塞，“试试吧。为了你自己。”

我紧紧地攥着那本书，书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

为了我自己？

不。

我看着她，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呐喊。

为了你。

我要考上大学。

我要跟你站在一起。

我要亲手填平我们之间的那条银河。

“好。”

我听到自己说。

“我考。”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我成了一个疯子。

厂里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一个临时工，居然妄想考大学？

“李卫东，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

“就你？还考大学？你能把初中课本认全就不错了！”

“别白日做梦了，老老实实干活吧！”

车间里，到处都是嘲讽和议论。

我爸听说了这事，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整个屋子都乌烟瘴气。

我妈急得直掉眼泪。

“儿啊，你这是何苦呢？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就算你考上了，政审那一关，咱们也过不去啊！”

是啊，政审。

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头顶。

我爸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心里也怕。

但是，一想到苏雯那双眼睛，那句“你不应该一辈子待在这里”，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怕了。

我跟疯了一样地开始学习。

白天在厂里干活，一有空闲，我就抱着书啃。

中午别人午休，我在废料堆旁边背单词。

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就扎进我那间不到五平米的小屋里，点一盏昏暗的台灯，算题，看书，一直到后半夜。

我把高中课本全都找了出来，一本本从头看。

很多知识点都忘了，我就像个小学生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学。

胖子看我这样，又心疼又佩服。

他偷偷给我弄来一些蜡烛，怕我妈心疼电费不让我开灯。

他还把他攒了半年的肉票都给了我，让我妈给我补补身体。

“东子，你他娘的要是真考上了，以后我见着你都得喊你‘李大学生’！”

我捶了他一拳，眼眶有点热。

最开始的一个月，我痛苦得想死。

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脑子像一团浆糊，看书也看不进去。

厂里的活又重又累，有好几次，我差点在机器旁边睡着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

李卫东，你是不是真的在做梦？

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苏雯又来找我了。

她给我带来了一沓笔记。

“这是我整理的语文和政治的复习要点，你应该用得上。”

她的笔记，字迹清秀，条理分明，比教科书还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快不行了？”我看着她，声音沙哑。

她笑了笑：“我猜的。万事开头难。”

那天，我们在厂门口的大槐树下，聊了很久。

她跟我讲她是怎么复习的，讲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

她还告诉我，她已经跟知青点的其他人说好了，以后每个星期天下午，他们可以一起学习，让我有不懂的就去问。

“张谦别看人有点傲，但他数学特别好。还有刘丽，她英语发音很标准。”

我看着她，心里暖洋洋的。

她就像一束光，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照了进来。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下午，就成了我最盼望的时光。

我会带着攒了一周的问题，去知青点。

一开始，那些知青对我还是爱答不理。

但当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解出了困扰张谦两天的一道立体几何难题后，他们看我的眼神变了。

张谦推了推眼镜，第一次没有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跟我说话。

“李卫东，你这脑子，不考大学真是浪费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看向苏雯，她也正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盛满了星星。

我们的关系，在一次次的学习和讨论中，慢慢地近了。

我们不再只聊学习。

她会跟我讲她在乡下的生活，讲她怎么学着种地，怎么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

我跟她讲我在厂里的趣事，讲胖子又闹了什么笑话，讲车间老张那张嘴有多碎。

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我们都喜欢看《追捕》，都觉得高仓健帅呆了。

我们都喜欢听邓丽君，虽然只能偷偷地听。

我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她也会为了一毛钱的菜价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

她也会因为复习不顺利而偷偷掉眼泪。

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喜欢她。

这种喜欢，不再是最初那种遥不可及的仰望，而是变得真实，变得有温度。

我甚至敢在学习小组散了之后，单独“送”她回宿舍。

其实就是从院子这头，走到院子那头，不到五十米的距离。

但那段路，我走得特别慢，特别珍惜。

有一次，天上下着小雨。

我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跟她并排走着。

伞很小，我把大半个伞都倾向她那边，自己的半边肩膀都湿透了。

她好像发现了，往我这边靠了靠。

她的头发，不小心蹭到了我的胳膊。

一股洗发膏的清香，钻进我的鼻孔。

我的心，又一次不争气地狂跳起来。

“李卫东，”她忽然开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

雨点打在油纸伞上，噼里啪啦地响。

我深吸一口气，鼓足了这辈子所有的勇气。

“因为我喜欢你。”

我说。

“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喜欢你。”

她愣住了，长长的睫毛上沾着几滴水珠，像受惊的小鹿。

我以为她会生气，或者会像拒绝我的电影票一样，找个借口岔开话题。

但是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笑了。

还是那对浅浅的梨涡。

“我知道。”她说。

“那你……”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等你考上大学，”她仰起脸，眼睛在雨幕中闪闪发光，“等你考上大学，我就答应你。”

我的大脑，有那么几秒钟是空白的。

然后，巨大的狂喜，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我一把扔掉手里的伞，在雨中，像个孩子一样又蹦又跳。

她站在原地，笑着看我，任凭雨水打湿她的头发和衣衫。

那一天，是我这二十二年里，最快乐的一天。

有了苏雯的承诺，我学习起来更有劲了。

我不再觉得累，不再觉得苦。

每一道难题，都像是通往她身边的一级台阶。

每一个背下来的单词，都像是我们未来的一块砖瓦。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79年的冬天。

离高考，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了。

我的复习也进入了冲刺阶段。

厂里的活，我开始有点力不从心了。

有好几次，因为精神不集中，差点出了生产事故。

车间主任老张找我谈话，脸色很难看。

“李卫东，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是想考大学，就干脆辞职回家复习！你要是还想在厂里干，就把你那些书都给我收起来！”

辞职？

我犹豫了。

辞职，就意味着断了每个月二十七块五的收入。

我妈身体不好，常年要吃药。

家里就靠我和我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撑着。

我怎么敢辞职？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爸破天荒地没有抽烟，而是坐在饭桌旁等我。

桌上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瓶二锅头。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坐下，心里七上八下的。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

“喝。”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像刀子在割。

“我听说了，老张让你辞职。”我爸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点点头。

“你想考，就辞了回家考吧。”

我愣住了。

“爸……”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是两百块钱，我攒了小半辈子了，你拿着，安心复习。”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毛了边的旧钞票。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爸，这个沉默寡言，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的男人，在我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最坚定的支持。

“爸，政审的事……”

“别管那么多，”他打断我，“你只管考。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

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上，哭得像个孩子。

第二天，我向厂里递交了辞职信。

我成了无业游民。

但我也是一个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战士。

最后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是把自己锁在了小屋里。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

苏雯和知青点的同学们，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他们把省下来的粮票凑给我，让胖子偷偷带给我。

张谦把他从北京亲戚那里弄来的内部复习资料，也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

我们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们的敌人，是命运。

我们的武器，是知识。

高考前一天，苏雯来找我。

她给我带来了一个煮鸡蛋。

“明天就要考试了，别紧张。”她说。

我看着她，因为熬夜复习，她的眼圈也有些发黑。

“你也是。”

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苏雯，”我叫住她，“等我。”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等你。”

79年的高考，在七月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举行。

我揣着我爸给我的两百块钱，我妈给我煮的茶叶蛋，苏雯给我的那个煮鸡蛋，还有胖子塞给我的一包“大前门”，走进了考场。

那三天，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我答得很顺。

尤其是数学，最后那道附加题，我感觉全考场都没几个人能做出来，但我做出来了。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看着天上火辣辣的太阳，突然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结束了。

不管结果如何，我拼尽了全力。

我没有辜负任何人。

接下来，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那段时间，我比复习的时候还紧张。

每天都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着。

苏雯也一样。

我们俩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沿着护城河散步，一句话也不说，但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心里的焦虑。

八月底的一天，邮递员那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像惊雷一样在整个大院里响起。

“李卫东！李卫东的通知书！”

我妈第一个冲了出去，从邮递员手里抢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手都在抖。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慢慢地走过去，从我妈手里接过信封。

信封上，“南京大学”四个烫金大字，差点闪瞎我的眼。

我颤抖着撕开信封。

“李卫东同学，你已被我校物理系录取……”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我妈抱着我，放声大哭。

我爸站在一边，一个劲地用袖子擦眼睛。

胖子冲过来，一拳打在我胸口：“好样的！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

邻居们都围了过来，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嘲讽，全是羡慕和敬佩。

我拿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冲出人群，疯了一样地往知青点跑。

我要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苏雯。

我跑到知青点的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

张谦他们都不在。

我冲到苏雯的宿舍门口，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看见苏雯正坐在床边，肩膀一抽一抽的，在哭。

她的脚边，散落着一封被撕碎的信。

我心里“咯噔”一下。

“苏雯？”

她抬起头，看到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卫东……”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冲过去，蹲在她面前。

“我……我落榜了。”

她的声音，碎得像被摔在地上的玻璃。

我愣住了。

怎么会？

苏雯的成绩一直比我稳定，尤其是文科，她是顶尖的。

“不可能！”我捡起地上的碎纸片，拼凑起来。

是上海寄来的信。

信上说，她的档案，在从公社转到市里的过程中，被卡住了。

因为有人举报，说她父亲在文革期间，写过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

她的政审，没过。

我拿着那些碎片，手抖得厉害。

又是政审！

又是这个该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怪物！

它毁了我爸半辈子，现在，它又要来毁掉苏雯的未来！

“没关系，苏雯，没关系的！”我抱住她，语无伦次地安慰着，“今年不行，我们明年再考！我陪你！我留在家里，不上大学了，我陪你一起复习！”

她在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

“不，卫东，你必须去。”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这是你拼了命换来的，你不能放弃。”

“可是你……”

“我没事，”她擦了擦眼泪，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爸已经在上海帮我想办法了，也许……也许明年就有转机了。”

我知道，她在安慰我。

这种事情，一旦被扣上帽子，想翻身，难于上青天。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护城河边，坐了整整一夜。

谁也没有说话。

河水静静地流淌，就像我们无法掌控的命运。

天快亮的时候，她对我说：“卫东，去南京吧，好好读书。别忘了，你答应过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紧紧地抱住她。

“苏雯，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回来。”

“我信你。”她说。

开学那天，我妈，我爸，胖子，都来火车站送我。

我没看到苏雯。

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看到她难过的样子。

火车缓缓开动。

我看着窗外倒退的站台，看着父母和朋友挥手告别的身影，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

就在火车即将驶出站台的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苏雯！

她就站在站台的尽头，穿着那件蓝色的衬衫，两条辫子在风中飘动。

她没有哭，她在对我笑。

她一边笑，一边用口型对我说着什么。

我看不清。

我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地喊：“苏雯！你说什么？”

风声太大，淹没了我的声音。

火车越开越快，她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不见。

我颓然地坐回座位上，眼泪奔涌而出。

旁边一个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上大学是好事，哭啥？”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

他不懂。

我不是因为离开家而难过。

我是因为，我把我的心，留在了那座城市，留在了那个站台上。

到了南京大学，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是那个吊儿郎当的李卫东。

我拼命地学习，像当年准备高考一样。

我拿了学校里所有的奖学金。

我成了物理系最出色的学生。

我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变得足够优秀，足够强大。

强大到有一天，可以把苏雯从那个泥潭里拉出来。

我每个星期都给她写信。

我跟她讲我在大学里的生活，讲我做的每一个实验，讲我看的每一本书。

她也回信。

信里，她从来不提自己的不如意。

她只说，她找了一份在街道糊纸盒的工作，每天都很充实。

她说，她也在坚持看书，没有放弃学习。

她说，她等我回来。

我们的信，成了连接我们世界的唯一纽带。

大二那年暑假，我用自己攒下的奖学金，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

可是，当我跑到知青点的时候，那里已经人去楼空。

看门的大爷告诉我，知青点的知青，在半年前就陆续返城了。

“那个叫苏雯的姑娘呢？”我急切地问。

“哦，她呀，”大爷想了想，“好像是回上海了。听说她家里的问题解决了，她爸给她办了回城手续。”

回上海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又一下子落了下去。

为她高兴，又为自己失落。

我跑到邮局，想给她以前留的上海地址写信，却被告知，那个地址已经作废了。

我失去了和她所有的联系。

那一年，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有没有忘了我。

我只能把所有的思念和不安，都投入到学习中去。

我开始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我的导师，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教授，非常看好我，建议我本科毕业后，直接读他的研究生，甚至将来还有机会公派出国。

所有人都觉得，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里，缺了一块。

没有苏雯的未来，再光明，也是灰色的。

毕业那年，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

我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名额。

我回到了我们那座小城。

导师气得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糊涂”。

我爸我妈也想不通。

只有胖子，他来车站接我，一句话没问，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来就好。”

我进了市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物理老师。

我开始打听苏雯的下落。

我给上海所有我能想到的单位写信。

我托所有去上海出差的同学、朋友帮我打听。

杳无音信。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

我从一个年轻老师，变成了学校的骨干。

我带的学生，一批批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妈开始着急我的个人问题，不停地给我安排相亲。

我都拒绝了。

在我心里，早就住下了一个人，再也容不下第二个。

胖子也结婚了，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他劝我：“东子，算了吧。都这么多年了。也许人家早就结婚生子，把你忘了。”

我摇摇头。

“她不会的。”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也许，只是不甘心。

不甘心那段拼了命的岁月，那句“我等你”，最后只换来一场空。

直到85年的春天。

那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讲到光的折射。

学校的教导主任突然敲门，把我叫了出去。

“李老师，外面有人找。”

我走到校门口，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不太确定地问：“请问，您是李卫东老师吗？”

我点点头。

“我叫苏强，是苏雯的哥哥。”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苏雯……她……她怎么样了？”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她……”苏强的眼圈红了，“她让我来找你。”

他递给我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但那么熟悉。

是苏雯的笔迹。

我颤抖着打开信。

“卫东，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难过。

原谅我当年的不辞而别。

我回上海后，家里确实出了很多事。我怕拖累你，所以断了联系。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我一直在等你。

只是，我可能……等不到你来接我了。

我病了，很重。

卫东，我只有一个请求。

忘了我，好好生活。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亮的光。

你要一直亮下去。

苏雯，绝笔。”

信纸，从我的手中滑落。

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我跟着苏强，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在火车上，苏强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一切。

苏雯回上海后，她父亲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身体却垮了。

为了照顾父亲，也为了不影响我，她放弃了第二年参加高考的机会。

她一直在街道工厂工作，用微薄的工资撑起一个家。

几年前，她被查出了白血病。

她一直瞒着所有人，直到最近，彻底撑不住了。

“她不让我告诉你，”苏强哽咽着说，“她说，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被她拖累。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过得好。”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在上海的医院里，我见到了苏雯。

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曾经乌黑亮丽的头发，因为化疗，已经掉光了。

她戴着一顶帽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丝光亮。

她想对我笑，却连牵动嘴角的力气都没有。

“你……还是来了。”她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

我跪在她的床边，握住她冰冷的手，泪如雨下。

“对不起，苏雯，我来晚了。”

“不晚……”她费力地摇摇头，“你来了，就好。”

我在医院里陪了她七天。

那是我们相识以来，真正朝夕相处的七天。

我给她念我们当年一起看过的书。

我给她讲我带的那些调皮的学生。

我给她哼我们都喜欢的邓丽君的歌。

她大多数时候都昏睡着，偶尔清醒过来，就静静地听我说。

第七天下午，她突然精神好了很多。

她让我扶她起来，靠在床头。

“卫东，”她看着窗外的夕阳，“你还记得吗？你考上大学那天，我在火车站，对你说了什么？”

我摇摇头。

“我说了三个字。”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爱——你。”

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

原来，我苦苦追寻了这么多年的答案，早在那个启程的站台，就已经告诉了我。

“卫我东……”她喘息着，紧紧抓住我的手，“答应我，好好活下去……连同我的份，一起……”

她的声音，越来越弱。

握着我的手，慢慢地失去了力气。

窗外的夕阳，沉了下去。

我生命里最亮的那束光，熄灭了。

苏雯走后，我回到了我们的小城。

我没有再离开。

我继续当我的物理老师。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的学生身上。

我告诉他们，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我告诉他们，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告诉他们，要像光一样，努力地发光发热。

我终身未娶。

很多人不理解。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早就跟着那个叫苏雯的姑娘，一起走了。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上海，去她的墓前，坐上一天。

我跟她讲这一年发生的事。

讲胖子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讲我爸妈的头发又白了许多。

讲我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

她的墓碑上，镶嵌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她，还是当年那个穿着蓝衬衫，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

她微笑着，看着我。

眼睛里，像是盛满了星星。

79年，我对一个女知青一见钟情，为了娶她，我考上了大学。

我考上了大学。

却没有娶到她。

但我从不后悔。

因为她，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因为她，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她是我短暂青春里，一场绚烂的烟火。

也是我漫长人生中，永不熄灭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