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3岁，用抱团旅游两年的经历劝大家：退休后不要跟熟人结伴旅游

我叫李慧芳，今年63岁。

从市一中光荣退休的第三年。

我拿着不算高但足够体面的退休金，守着一套没电梯的老房子，儿子在北京，一年回不来两次。

老伴儿走了五年了。

日子就像那口用了二十年的铁锅，外面熏得黢黑，里面却光亮依旧，只是炒什么菜都缺了点滋味。

人一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逐渐松弛的脸，和越来越多藏不住的白头发，一种恐慌就跟夏天墙角渗出的水渍一样，慢慢扩大。

我怕的不是老，是那种被世界遗忘的、悄无声息的枯萎。

就在这个时候，“抱团旅游”这个词，像一颗投入死水里的石子，在我心里漾开了圈圈涟漪。

提出这个想法的，是住我楼下的刘姐。

刘姐比我大两岁，退休前是街道办的会计，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精明得像个随时准备啄米的鸡。

那天下午，她在小区花园里拦住我，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慧芳，想不想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还没来得及搭话，她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她的宏伟计划全盘托出。

“我算过了，咱们几个年龄相仿、知根知底的老姐妹老哥们凑一起，吃住行都AA，不跟那些黑心旅游团，又省钱又自在，这叫‘抱团养老’的预演！”

她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家在夕阳下的海滩上欢声笑语的画面。

这个提议，说实话，太诱人了。

一个人旅游，我不是没想过。但总觉得孤单，吃饭点不了几个菜，住宿不安全，碰上点事儿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跟儿子去？他忙得脚不沾地，难得休个年假，也是带着女朋友去那些我听不懂名字的海岛。

刘姐的提议，完美地解决了所有问题。

有伴儿，省钱，安全，自由。

我几乎是立刻就动心了。

很快，我们的“退休乐游团”就组建起来了。

核心成员五个人。

我，李慧芳，退休中学教师，有点轻微的洁癖和强迫症，凡事喜欢提前规划，图个心里踏实。

刘姐，王秀莲，我们的“财政部长”。手里永远拿着个小本本，一块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口头禅是“这钱花得不值”。

老王，王建国，退休的国企车间主任，我们这个小团体里唯一的男性。嗓门大，爱吹牛，总想当“领导”，对一切他认为“娘们儿唧唧”的东西都嗤之以鼻。

赵老师，赵静，跟我一个学校退下来的，教小学的。性格温吞得像碗凉白开，没主见，口头禅是“都行，我没意见”。

孙阿姨，孙琴，比我们都小几岁，刚退休。身体不太好，常年药不离身，性格敏感，总觉得别人在针对她。

我们这五个人，在同一个小区住了十几年，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的家庭情况、脾气秉性，自以为都摸得一清二楚。

我们觉得，我们是“熟人”。

熟人，多好的一个词。意味着了解，意味着信任，意味着不必设防。

可两年后，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从最后一次旅行中逃回来时，我才明白，“熟人”这两个字，在旅行中，可能比陌生人更可怕。

我们的第一次旅行，目的地是苏杭。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多美的意境。

出发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凑在刘姐家里开“预备会”。

气氛热烈得像是要上战场的誓师大会。

老王拍着胸脯，唾沫横飞：“路线我来定！我年轻时候出差，江南这一带都跑遍了，闭着眼睛都认识！”

刘姐则摊开她的小本本，一笔一划地计算着：“火车票要抢最便宜的硬座，住宿嘛，我找了几个招待所，网上评价说干净，一晚上才八十块钱一个床位！”

孙阿姨怯生生地举手：“那个……招待所的卫生间是公用的吗？我……我有点认马桶。”

老王大手一挥：“哎呀，出来玩就别那么讲究了！都是自家姐妹，怕什么！”

赵老师在旁边温和地笑：“都行，都行，听大家安排。”

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硬座要坐十几个小时，招待所的卫生条件……

但我没说出口。

刚组团，不能显得我太特殊，太不合群。我想，大家一起，忍一忍就过去了。

就是这个“忍一忍”，成了我们之后所有矛盾的开端。

坐上绿皮火车的那一刻，兴奋感暂时压倒了一切。

车厢里混杂着泡面、汗水和劣质香烟的味道，但我们五个人挤在一堆，叽叽喳喳，倒也不觉得难熬。

老王一路都在讲述他当年的“英雄事迹”，从厂里技术大比武拿第一，说到他如何跟“狡猾的南方人”做生意。

刘姐则掏出瓜子花生，分给大家，嘴里还不停地念叨：“这都是我赶早市买的，比超市便宜一半呢！”

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杭州。

走出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我的腰像要断了一样，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躺下。

刘姐却精神百倍，她带着我们，拒绝了所有拉客的出租车，在公交站牌下研究了半天，最后坐上了一辆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公交车。

“打车多贵啊！公交车一人才两块钱！”她得意地宣布。

我和孙阿姨被挤在人群里，几乎喘不过气。我看到孙阿姨的脸都白了。

老王倒是很享受这种“深入群众”的感觉，还跟旁边一个本地大爷聊得热火朝天。

公交车七拐八绕，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在一条深不见底的小巷子里找到了刘姐预订的招待所。

那根本不是招待所，就是个私人改建的家庭旅馆。

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床单被罩看着就黏糊糊的。

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是公用的，里面只有一个蹲坑，水龙头还在滴着水。

我当时就想掉头走人。

孙阿姨的脸已经不是白了，是青了。她拉着我的袖子，声音都在发抖：“慧芳，这……这怎么住啊？”

刘姐却像没看到我们的表情，她兴冲冲地跟老板砍价，最后成功地把一个床位五十块的价格，砍到了四十五。

“看见没？省了二十五块！够我们吃顿早饭了！”她骄傲地对我们说。

老王也帮腔：“不错不错，秀莲会过日子！咱们出来是看风景的，又不是来享受的，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了！”

赵老师依旧是那句：“都行，我没意见。”

那一刻，我看着他们三个人理所当然的脸，再看看孙阿姨快哭出来的表情，心里第一次涌上一股强烈的无力感。

我图什么呢？

我退休金虽然不多，但也不至于住不起一百多块钱一晚的快捷酒店。

我为什么要为了省这几十块钱，让自己受这份罪？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

床板硬得硌人，被子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怪味。隔壁房间的电视开得震天响，走廊里人来人往，说话声、咳嗽声、冲水声，此起彼伏。

孙阿姨后半夜就吐了，估计是车马劳顿加上环境太差，肠胃受不了。

我陪着她折腾了半天，天快亮才迷糊了一会儿。

第二天游西湖，我完全提不起精神。

苏堤春晓，断桥残雪，这些原本在我脑海里诗情画意的名字，都变成了拖着沉重步伐的无尽长路。

老王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在前面指手画脚，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又一个死胡同。

“跟着我走，没错！我当年……”

他的“当年”还没说完，我们就发现，又绕回了原地。

我的耐心在一点点被耗尽。我拿出手机，想打开导航。

老王一把按住我的手，脸涨得通红：“信不过我？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这玩意儿能有我准？”

我看着他那副不容置疑的“领导”派头，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中午吃饭，又是一场战争。

我想去楼外楼，哪怕不点名贵的菜，尝尝西湖醋鱼，也算不虚此行。

刘姐一听价格，头摇得像拨浪鼓：“太贵了！一个醋鱼一百多，抢钱啊！我知道有家小店，本地人都去吃，味道好又便宜。”

于是，我们又跟着刘姐，穿过好几条游客罕至的街巷，找到了一家苍蝇馆子。

店里油腻腻的，桌子都擦不干净。

刘姐熟门熟路地点了几个“特价菜”。

菜端上来，卖相难看，味道更是……一言难尽。

孙阿姨因为身体不舒服，几乎没动筷子。

我勉强吃了几口，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

只有老王和刘姐吃得津津有味。

“这才是地道的杭州味！比那些大饭店强多了！”老王一边剔牙一边说。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追求的，根本就不是一样东西。

她图的是省钱，他图的是面子，赵老师什么都图，也什么都不图。孙阿姨图的是有人陪，而我，我图的是一份退休后的体面和舒心。

我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那次苏杭之行，就在这种无尽的“忍一忍”和“算了吧”中结束了。

回来后，我大病一场。

儿子打电话来，问我玩得怎么样。

我对着电话，第一次撒了谎。

我说：“挺好的，大家一起，很热闹。”

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承认，自己满怀期待的第一次“抱团旅游”，竟是这样一场身心俱疲的闹剧。

但我低估了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凝聚力”。

或者说，我低估了刘姐和老王的“热情”。

没过两个月，刘姐又找上门了。

“慧芳，下一站，我们去云南！我研究过了，现在是淡季，机票打折，划算！”

我下意识地就想拒绝。

但看着刘姐那张热切的脸，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都是一个院里住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撕破脸了，以后怎么相处？

而且，赵老师和孙阿姨都已经答应了。

孙阿姨私下里跟我说：“慧芳，你也去吧。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也闷，出去散散心。这次我带足了药，也带了床单被罩，肯定没事了。”

我心一软，又答应了。

我安慰自己，也许上次只是磨合期，大家有了经验，这次会好一些。

我甚至天真地想，我可以尝试去改变他们。

事实证明，想改变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比让石头开花还难。

去云南，路途更远，矛盾也升级得更彻底。

这次我们吸取教训，没坐火车，买了打折的红眼航班。

凌晨三点落地昆明，所有人都困得东倒西歪。

刘姐为了省一夜住宿费，坚持要在机场的椅子上等到天亮。

“就几个小时，眯一会儿就过去了！机场又安全又暖和！”

孙阿姨的脸当场就垮了。她有高血压，熬不得夜。

我据理力争：“刘姐，不能这样。孙阿姨身体受不了，我们大家也需要休息。就在机场附近找个钟点房，哪怕睡三四个小时也好。”

刘姐不乐意了：“钟点房多贵啊！几百块钱就睡几个小时，太不值了！”

老王也觉得我大惊小怪：“慧芳你怎么回事？越来越娇气了！想当年我们……”

我火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发火。

“王建国！别总提你的当年！现在是现在！孙阿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吗？刘姐，这笔钱不能省，你要是不愿意出，我来出！”

我这一嗓子，把他们都镇住了。

刘姐和老王脸上都挂不住，嘟囔了几句，没再坚持。

最后，我们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开了两个房间。

虽然我赢了这场“战役”，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梁子，算是结下了。

从那天起，刘姐看我的眼神就不对了。

她不再主动跟我商量花钱的事，但会在背地里跟赵老师和老王嘀咕，说我“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

在云南的行程，变成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拉锯战。

我想去看看石林的奇观，刘姐说门票太贵，不如去旁边免费的野山。

结果，我们在野山里迷了路，差点被一个村民当成偷果子的贼。

我想在洱海边租个自行车，悠闲地骑行。

老王说：“骑什么自行车？多累！我带你们走一条近路，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结果，他带我们翻过一个山头，所谓的“风景”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场。

我想在丽江古城里找个清吧，坐下来听听民谣，感受一下那种氛围。

刘姐和老王异口同声地反对。

“乱七八糟的，都是骗年轻人的！”

“又吵又贵，还不如回旅馆看电视！”

他们拉着我，去逛那些卖着义乌小商品的“特产店”，跟老板为了一串标价十块钱的木珠子，能砍半个小时的价。

我感觉自己像个木偶，被他们拖着，在一个又一个廉价的、无趣的场景里穿行。

我开始怀疑人生。

我为什么要跟一群志不同道不合的人，捆绑在一起，进行这样一场互相折磨的旅行？

旅行的意义，不就是为了从熟悉的生活中暂时逃离，去寻找那些能触动心灵的美好吗？

可我的旅行，却变成了一地鸡毛。

每天不是在为钱争吵，就是在为路线争吵。

不是在忍受糟糕的住宿，就是在品尝难吃的饭菜。

我甚至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好好看一眼那些我向往已久的风景。

玉龙雪山在我眼里，只是一座需要爬上去的、耗费体力的山。

大理古城在我脚下，只是一条条挤满了人和店铺的、喧闹的石板路。

我的心，被这些琐碎的矛盾填满了，再也装不下一丝一毫的美。

那次旅行中，最让我寒心的一件事，发生在香格里拉。

我们报了一个当地的“纯玩一日游”，去普达措国家公园。

孙阿姨因为有点高原反应，没跟我们去，一个人留在酒店。

我们走后，她一个人觉得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看。

她给我们打电话，但公园里信号不好，一直打不通。

她只好自己打车去了医院。

医生说问题不大，就是有点高原反应加上轻微的感冒，开了些药，让她好好休息。

等我们晚上回到酒店，看到孙阿姨一个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旁边放着一堆药。

我吓坏了，赶紧问她怎么回事。

孙阿姨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她说她一个人在医院，举目无亲，那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比身体上的难受更折磨人。

我心里又气又愧。

气的是我们居然把她一个人丢下，愧的是我没有更坚持一点，让她留在海拔低的丽江休息。

我转头去看刘姐和老王。

我以为他们至少会有关切和歉意。

但我错了。

刘姐的第一反应是：“去医院花了多少钱？没被坑吧？医药费能报销吗？”

老王则皱着眉头说：“我就说她身体不行，非要跟来。这下好了，给我们添麻烦。”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

我看着他们那两张冷漠而自私的脸，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人性的凉薄”。

我们不是朋友。

我们甚至连合格的旅伴都算不上。

我们只是一群因为寂寞和省钱而暂时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在利益和麻烦面前，所谓的“熟人情谊”，薄得像一张纸。

从云南回来，我整整半年没有再提过旅游的事。

孙阿姨也退出了。她说她身体不好，不给我们添麻烦了。

我们都心知肚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退休乐游团”只剩下了四个人。

我以为这个团体，会就此解散。

但出乎我意料，一年后，刘姐和老王又策划了一场更“宏大”的旅行——新疆。

“去新疆，多带劲！南疆北疆大环线，一个月！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可以帮我们联系包车，便宜！”老王说得眉飞色舞。

刘姐这次也下了血本，她说她攒了半年的钱，就为了这次。

他们来劝我。

我本来是铁了心不去的。

但那段时间，我儿子和女朋友分手了，情绪很低落。我每天在家陪着他，小心翼翼，气氛压抑得我快要窒息。

我太想逃离了。

哪怕是跟刘姐和老王一起，也比待在那个沉闷的家里强。

而且，新疆，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我想去看看天山，看看喀纳斯，看看赛里木湖的眼泪。

我又一次，抱着“也许这次会不一样”的幻想，踏上了旅途。

这一次，成了我的噩梦。

也是我彻底醒悟的开始。

新疆之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祥的预兆。

老王联系的那个“远房亲戚”，给我们找了一辆半旧的面包车，和一个看起来就不太靠谱的司机。

车里没有空调，八月的新疆，热得像个蒸笼。

我们四个人，加上司机，还有一堆行李，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几乎无法动弹。

刘姐为了省钱，拒绝走高速，全程都走国道。

路况差得惊人，一路颠簸，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赵老师晕车，吐得昏天黑地。

老王却毫不在意，他坐在副驾驶，跟司机称兄道弟，高谈阔论，仿佛自己是巡视疆土的将军。

矛盾在到达伊犁的那天，彻底爆发了。

按照原计划，我们应该住在伊宁市。

但我一个学生在伊犁工作，她强烈推荐我们去特克斯县住一晚，看看八卦城，第二天再去喀拉峻草原。

我把这个建议提出来。

老王当场就否决了。

“计划都定好了，怎么能说改就改？特克斯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个圆圈城吗？我说了，听我指挥！”

我压着火气：“王建国，这不是指挥不指挥的问题。我学生说那边风景特别好，而且住宿条件也比伊宁市的便宜，更符合刘姐的要求。”

我特意提到了“便宜”，想让刘姐支持我。

没想到，刘姐这次却站在了老王那边。

“慧芳，老王说得对，计划不能乱改。而且那个什么特克斯，我听都没听过，万一被骗了怎么办？”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前两天，她还因为一碗面贵了两块钱跟老板吵了半天，现在却对可能更便宜更好的选择视而不见。

我明白了，她不是在支持老王，她是在反对我。

因为上次在昆明机场，我让她丢了面子。

赵老师在一旁小声说：“要不……还是按原计划吧，别为了这个吵架。”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个孤立无援的闯入者。

一股巨大的悲哀和愤怒攫住了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

“好，你们要去伊宁，你们去！我不去了！我自己去特克斯！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

我说完，就让司机停车，拖着我的行李箱就下了车。

那是在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国道上。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

他们三个人都愣住了。

老王气得脸红脖子粗，指着我骂：“李慧芳，你疯了！你这是搞分裂！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

刘姐也尖着嗓子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合群啊！太自私了！”

我冷笑一声，看着他们：“我自私？究竟是谁自私？你们扪心自问，这一路上，你们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王建国，你除了吹牛和瞎指挥，你做过一件对的事吗？刘姐，你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赵静，你永远都说‘都行’，你这是没意见吗？你这是懦弱！是在纵容他们！”

我把两年来的所有委屈和愤怒，都吼了出来。

赵老师的脸瞬间白了，眼圈也红了。

老王和刘姐被我骂得哑口无言。

司机在一旁看热闹，表情尴尬。

僵持了几分钟，老王大概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吼了一句“不可理喻”，就让司机开车走了。

面包车卷起一阵尘土，绝尘而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国道上，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

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戈壁，热风吹过，带着沙土的味道。

那一刻，我没有害怕，也没有后悔。

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般的轻松。

我终于不用再忍了。

我终于可以做回我自己了。

我拿出手机，信号只有一格。

我颤抖着手，给我那个在伊犁的学生打了个电话。

半个小时后，她和她丈夫开车来接我了。

看到他们的一瞬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不是委屈的泪，是终于找到依靠的泪。

我在特克斯待了三天。

学生给我安排了干净舒适的酒店。

我们一起逛了八卦城，去了喀拉峻草原。

我看到了想象中所有关于草原的美好。

蓝天，白云，绿草，牛羊。

风吹过，草浪起伏，带着清新的香气。

没有争吵，没有算计，没有那些让人心烦的嘴脸。

我一个人坐在草原上，看着远处的雪山，突然就想明白了。

这两年，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以为我是在寻找陪伴，抵抗孤独。

可实际上，我只是用一种更复杂、更折磨人的方式，放大了我的孤独。

和一群三观不合的熟人捆绑在一起，比一个人独处，要孤独一百倍。

因为独处时，你的世界是清净的。

而跟他们在一起，你的世界充满了噪音、矛盾和负能量。

你不仅要忍受他们，还要不断地怀疑自己，否定自己。

那不是抱团取暖，那是互相消耗。

三天后，我买了一张机票，提前回了家。

我没有再联系过刘姐他们。

我把他们的微信都拉黑了。

我不想知道他们后来的旅程怎么样，也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交集。

回到家的那天，我走进空荡荡的屋子，第一次没有感觉到寂寞。

我泡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睡衣，给自己煮了一碗热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

我吃得特别香。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

我不再追求去多远的地方，看多少景点。

我去了离家不远的青岛，在海边住了三天。

每天睡到自然醒，去沙滩上散散步，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干，就看着大海发呆。

吃饭，我就去点评软件上找评分高的本地小馆，一个人点一个海鲜，一个青菜，一碗米饭。吃得舒心又自在。

我去了南京，住在夫子庙附近。

白天，我慢悠悠地逛着总统府，中山陵，感受着那座城市的历史厚重。

晚上，我就去听一段德云社的相声，或者在秦淮河边，看画舫来来往往，灯影绰绰。

我发现，一个人旅行，一点也不可怕。

相反，它充满了自由和惊喜。

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尝试任何我想做的事，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也不必迁就任何人的喜好。

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在青岛的青年旅社（是的，我鼓起勇气住了一晚多人间，发现比刘姐找的招待所干净一百倍），我认识了一个正在环游中国的女大学生。她教我怎么用手机软件做攻略，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

在南京的先锋书店，我跟一个同样喜欢张爱玲的读者聊了一个下午。

我发现，跟这些陌生人短暂的相遇，远比跟那些“熟人”长久的捆绑，要愉快得多。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利益纠葛，没有历史包袱。

喜欢，就多聊几句。不喜欢，就微笑着告别，江湖再见。

这种君子之交，清爽，干净。

当然，我也会想念我的儿子。

但我不再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他身上。

我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节奏，自己的乐趣。

我和他的关系，反而变得更轻松了。

他不再觉得我是个需要他时刻操心的、孤单的老太太。

他会饶有兴致地听我讲旅行中的见闻，甚至会说：“妈，你比我还会玩。”

大概半年前，我在小区里碰到了赵老师。

她看起来比以前更苍老了，也更沉默了。

我们尴尬地打了个招呼。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

“慧芳，你……你现在挺好的。”

我笑了笑：“是啊，挺好的。”

她叹了口气，说：“新疆那次……回来后，他们俩……也闹翻了。”

我一点也不意外。

“为了钱？”

赵老师点了点头：“刘姐说老王找的包车贵了，司机还绕路多收了油钱。老王说刘姐在吃饭上克扣大家，把他亲戚的面子都丢尽了。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在小区里见面，谁也不理谁了。”

她说，她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现在，她谁那边也不去了，每天就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

“我算是看明白了，”赵老师苦笑着说，“人呐，还是自己待着舒坦。”

我看着她落寞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我庆幸我的及时止损。

如果我没有在那个国道上，决绝地拖着箱子下车，也许我今天也会变成赵老师这样，甚至更糟。

我会耗尽我对生活最后的热情，变成一个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内心充满怨怼的老人。

今天，我把这两年的经历写下来，不是为了抱怨谁，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

我只是想用我63年的人生经验，和我花了两万多块钱、走了几万公里路买来的教训，告诉所有和我一样退休在家的朋友们：

退休后，千万，千万不要轻易跟熟人结伴旅游。

因为“熟人”，往往是我们最大的认知误区。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他们，实际上，我们了解的，只是他们在日常环境下的一个侧面。

一个在小区里和蔼可亲的大姐，在旅行中可能会因为几块钱变得面目狰狞。

一个在单位里受人尊敬的领导，在旅行中可能会因为一点权力欲变得专横跋扈。

旅行，就像一个放大镜，会把人性的优点和缺点，都放大到极致。

尤其是缺点。

你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消费观念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甚至连体力都不同。

这些在平时看来无伤大雅的差异，在一天24小时朝夕相处的旅途中，都会变成一颗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更可怕的是，因为是“熟人”，你们之间有一层“情面”在。

你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争辩，不好意思撕破脸。

你只能一味地“忍”，一味地“迁就”。

而这种忍耐和迁就，最终只会让你自己遍体鳞伤，让一场本该愉快的旅行，变成一场身心俱疲的修行。

那么，退休后到底该怎么旅游？

我的建议是：

第一，如果你有钱有闲，身体也好，就大胆地一个人上路吧。

相信我，这个时代的便利和安全，远超你的想象。

一个人的旅行，是和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你会发现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自己。

第二，如果你还是觉得一个人不安全，那就去报那些正规的、口碑好的旅行团。

特别是那种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慢生活”团。

行程舒缓，住宿舒适，吃得也好。

你不用操心任何事，只需要享受风景。

团里的大家都是陌生人，合得来就聊聊天，合不来也无所谓，旅程结束就各奔东西。没有后续的人情烦恼。

钱是多花了一点，但你买来的是舒心、是省心、是安全，是体面。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了，不就是为了活得更舒展、更自在一点吗？

为什么要为了省那点钱，或者为了所谓的“伴儿”，去委屈自己，去看别人的脸色，去忍受那些本可以避免的糟心事？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每一天，都应该为自己而活。

去你想去的地方，看你想看的风景，吃你想吃的东西。

取悦自己，才是我们退休后，最重要，也最应该做的事。

我现在，正在规划我的下一站——去一趟甘肃。

我想去看看莫高窟的壁画，看看鸣沙山的日落。

这次，我还是一个人。

我的行李箱里，会带着我最喜欢的书，最舒服的鞋，还有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年轻的心。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