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2025年全国高考作文题人物

转自镇西茶馆

作者李镇西

一

1952年夏天，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他便一下子感到了为难，因为几乎同时收到了两封信。

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均热情地向他发出了邀请，欢迎他前去任教。台湾大学对曾经跟随国军赴缅抗战的他了如指掌，知道他的“含金量”；而印度德里大学的教务长是他的族兄，他更了解自己这个族弟的才华。

这个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四个口子四条路，哪一条他都走得通——奔台湾、去印度、回大陆、留美国……

但他应该往哪里走呢？他举棋不定了。

这个年轻人叫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袁花镇，但他的出生地在天津，出生的时间是1918年4月5日。这孩子天赋过人，5岁读小学，11岁便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开始诗文创作。

从现存的1934至1935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来看，这些少年诗作完全没有这个年龄应有的童话般的纯净色彩，相反充满了现实人生的灰暗气息。小诗人在这些诗中，刻画了流浪人、老木匠、缫丝工等劳苦大众的形象，表达了他们所经受的“把人变成了烂泥”的煎熬，鞭挞了“另一个世界”穷奢极侈的生活。

风雨如磐的社会，让小小少年早熟，他忧郁地关注社会和底层的人民。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华北，年轻的诗人写下了《哀国难》——

一样的青天一样的太阳，

一样的白山黑水铺陈一片大麦场；

可是飞鸟飞过来也得惊呼：

呀！这哪里还是旧时的景象？

我洒着一腔热泪对鸟默然——

我们同忍受这傲红的国旗在空中飘荡！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

“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

你良善的子孙们哟，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

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

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

……

二

1934年，16岁的少年查良铮将“查”字拆为“木”和“旦”，“木”与“穆”谐音，于是开始用“穆旦”作笔名。

嘿嘿，这个拆字法，他的堂弟查良镛也用过——查良镛把“镛”字一分为二,于是一个独领中国武侠文学风骚的大侠便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笔名：“金庸”。

不过，穆旦这个笔名诞生的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屁孩儿，他取“金庸”这个笔名是1955年他31岁的时候，那时候，诗人“穆旦”已经登上中国文坛且有一定名气了。所以我有理由认为，“金庸”这个笔名的灵感来自“穆旦”。

用今天的话来说，穆旦是“妥妥的学霸”。1935年7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可见他文理兼优，不过他最钟情的还是文学，所以半年后，他改读外文系。

然而，穆旦进入大学时，日本步步紧逼，蚕食华北，“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无论是在“一二·九”迎着大刀的游行，还是在“一二·一六”承受水龙头的呐喊，都有穆旦青春的身影与激情的声音。与此同时，穆旦开始频繁地在校内的《清华周刊》、校外的天津《益世报》、上海《文学》月刊等发表救亡文章和抗战诗歌。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北平陷落，清华等大学成了日本人的马厩和医院。穆旦不得不随清华南迁到长沙。在长沙，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合大学。然而1938年初武汉会战爆发，长沙遭频繁空袭，西南联大被迫再度西迁，前往昆明。

三

由于当时正值战乱，学校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组织师生们一起前往西南。只能分成三路，师生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路线到达昆明。一路由朱自清率领，乘坐汽车经广西到越南，再入滇；一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教授们，先坐火车经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到达越南的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再有一路，就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三百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从长沙出发，经湘西到达贵州，全程三千多里，从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历时两个多月，最后到了昆明。

在最后一路浩浩荡荡的“长征”队列中，就有20岁的穆旦那意气风发的身姿。他带一本英语词典，每天一边走一边背，背一页撕一页。但这样用功，便耽误赶路，往往落在队伍后面，同行的洪朝生（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说：“腿快的常常下午两三点钟就到了宿营地，可查良铮则常要到人家吃完饭时才独自一人来到。”等到了昆明，整本字典被穆旦撕得精光，三千里漫漫征途上，他硬是啃下一本字典！

昆明终于给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读书环境。穆旦继续深造英语与文学理论。他在威廉·燕卜荪（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艾青、梁实秋等名师指导下，学习现代诗歌创作技巧，开启了九叶诗派的文学之路，并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四

1938年6月，即从长沙抵达昆明后一个多月，穆旦面对云南宁静美好的春天，写下一首题为《我看》的诗——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

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哦，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

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哦！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

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

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哦生命的飞奔，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

哦，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如此清新、深情、飘逸、舒展，充满了生命的欢欣、散发着春天气息的句子，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一体的愉悦，还有他敬畏和赞美大自然的感叹。

但昆明也没有绝对的宁静，日机时不时也来投下炸弹。穆旦曾写下《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记录敌人的罪恶，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想起大街上疯狂的跑着的人们，

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

像是蜂蛹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

……

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

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

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

1940年6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并留校任教，月薪90元。

五

1941年12月，穆旦在西南联大写了著名的抒情诗《赞美》，这首诗规模宏大，激情澎湃，全诗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为抒情基调，在中华民族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艰苦的年代，唱出了一曲高昂的民族精神的赞歌，流露出诗人对历史耻辱的悲悯，对民族灾难与命运的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崇拜。

请吟诵这样的诗句——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

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穆旦写下这些诗句所置身的时代和环境。当时，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背负着历史积淀的沉重、贫穷和苦难的中国人民，正在抗日烽火中走向觉醒；无数普通的老百姓虽然衣衫褴褛，血污浸身，但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为摆脱屈辱而战。穆旦在深刻感受到时代苦难的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并通过诗句表达了这种希望。

（写到这里，我自然联想到了20多年前，我在语文课上给高一学生讲这首诗的情景，师生激情朗读，热泪盈眶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六

年轻的助教实在坐不住了，他说：“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于是，留校西南联大任教不到两年，24岁的穆旦投笔从戎，奔赴战场。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怀着这样的壮志情怀，1942年3月，穆旦加入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兼军长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随军出征缅甸。

历时四个多月，九死一生。但仅仅两个月后，中国远征军战事失利，并被日军切断了回国的主要通道，奉令撤退至印度。同年5月至9月，穆旦随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退，穿越野人山原始森林无人区。穆旦随长官杜聿明陷入绝境。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恐怖日子，上有日军的飞机，下有追兵，又恰逢6月森林雨季，山洪暴发，部队给养严重不足。热带雨林遮天蔽日，蚂蟥、痢疾、洪水、饥饿，3.5万人的队伍，最终只有3000余人走出了野人山。三万余远征军士兵倒在了死亡森林，他们最终化作累累白骨，永远地留在了野人山。和普通士兵一起逃亡的穆旦算是幸运的，虽然他的马死了，且有一次断食达七八日之久，但毕竟活了下来。

因为太不堪回首，他回国后几乎不对任何人提及这段经历。直到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他才说了一点点。

这“一点点”，让穆旦在西南联大的恩师吴宓听后深为惊骇感动，在日记中记下寥寥数语：“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七

这“一点点”，也被穆旦的好友王佐良写成《一个中国诗人》一文，发表在英国伦敦《生活和书信》杂志（1946年6月号）上——

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只属于一个人，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道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有一个细节，这篇文章没说。在野人山，杜聿明拿出一颗药给病倒的穆旦：“我只有两颗药，给你一颗，可以治拉肚子，你要是命大，扛得过去，就活下来，要是活不了，我也尽力了。”

最终穆旦活着到了印度，随后回国。

八

1945年9月，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穆旦根据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最后一小节的标题叫《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锥心泣血的长诗，是对胡康河上的三万白骨的深情祭奠，更是为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不朽英灵写下的悲壮史诗。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迎来“岁月静好”，国家很快陷入内战。穆旦回到北平时，发现物价飞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平民吃配给面、棒子面窝头，吃肉的人也转而吃素菜、咸菜乃至盐巴。在诗歌《饥饿的中国》中，他更是写下了自己在抗战之后的迷茫、愤慨和对现实的讽刺——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当多年的苦难为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

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穆旦曾去东北办报，但并不顺利；后来又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奔波找工作。他一直想出国留学，需要一笔钱。他先后在航空公司、国际粮农组织做事，但这些事都不是他感兴趣的，说到底还是为了生存。

九

如果说那几年，穆旦的心里还有一点点亮色的话，那么这明媚而温暖的光来自爱情——穆旦结识了他后来钟爱一生的妻子周与良。

（我写下“钟爱一生”这四个字时，情不自禁想到了今年高考作文题中的另外两位：老舍与艾青。和他俩相比，穆旦对爱情的忠贞，让人羡慕，更令人敬佩。）

1946年的一天，穆旦与周珏良等老同学时常在清华园聚会，正是在一次充满青春气息的同学聚会上，穆旦邂逅了周珏良的妹妹、正在燕京大学攻读生物系研究生的周与良。

那年夏天，在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的考场外，他们再次相遇，并在一家小餐馆共进午餐。

吃饭聊天时，穆旦对身形瘦小的周与良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了会更好。”这带着关切之心的风趣话语，让周与良怦然心动，她开始留意起这位外表高高瘦瘦、英俊且温文尔雅，谈吐幽默的诗人；穆旦也对漂亮的才女周与良萌生了不同寻常的情意。

聊天、逛书店、看电影……两人的心渐渐靠近，但一直心照不宣，谁都没主动挑明。

1948 年春天，穆旦得悉周与良坐邮轮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他由南京专程赶赴上海送别。在黄浦江码头，穆旦把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周与良，终于以这种方式向她表达了爱意。照片背面写着——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憩……

这是穆旦《诗八章》里的句子，一句“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已经完完整整地向周与良表达了爱意。

穆旦笑容甜美，眼眸明亮，语调温存，周与良感到了爱如骤雨倾泻，她瞬间被爱意浸透。

十

送别了周与良，穆旦为赚钱前往泰国。他每周致信周与良并附上照片。他在信中表达了盼望和周与良重逢的心愿：“路费攒足，即赴美国。”

为了实现这个甜蜜的心愿，穆旦开始了艰辛的奋斗历程，筹措赴美留学的外汇以及安置家人的安家费。他在南京、上海疯狂找工作，先后在上海中央社英文部、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南京办事处、美国新闻处等任职，甚至还远赴泰国曼谷为粮农组织翻译新闻稿、管理小图书馆，还校对一些科学技术书籍……

1949年，伴随着隆隆炮声，一个民族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国家。曾经因为种种原因散居于海外的知识分子看到希望，纷纷冲破种种阻力回到大陆，以报效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而就在那一年，穆旦却“逆流而行”告别祖国前往美国。他终于凑齐了留学所需费用，历经半个月的海上漂泊，到达了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

这段跨越山海的爱情之旅，也见证了他们为彼此的付出与坚持。1949年底，穆旦和周与良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1952年，这一对幸福的人均从芝加哥大学顺利毕业，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穆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

双双学业成功，二人何去何从？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尽管美国已经有大学向周与良发出了邀请，穆旦留在美国也不是难事，尽管穆旦的好友（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杨振宁、李政道都劝穆旦不要急于回国，主张“观望”，但穆旦却坚决主张马上回，为此天天背俄文字典。

为什么在美国的穆旦要学俄文？多年后，穆旦夫人周与良的哥哥（也是穆旦西南联大的同学）周珏良回忆说：“50年代初，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时，原是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后来为了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又在俄语、俄国文学方面苦下功夫。”

当时的新中国“以苏为师”，穆旦学俄文是为了“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回国心切，由此可见一斑。

穆旦回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他的同学巫宁坤的影响。

十一

1951年7月18日，正在攻读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放弃写了一半的论文和博士学位，毅然决定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后来说：“回到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他从三藩市登上邮轮时，他问为他整理行装和送别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而不答。巫宁坤不会想到未来几十年他将历经磨难，但当时归心似箭的巫宁坤是真诚的。他在轮船上想到即将扑进祖国的怀抱，用了“乘风破浪”这样豪迈的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初期，对海外的留学生来说，回去，还是留下？这不是一个平常的选择，而是关系着人生命运的抉择。

1953年的穆旦和夫人毅然选择了回国，老朋友巫宁坤非常高兴，“怂恿”夫妇俩到了南开大学，分别任教于外语系和生物系。

回国后，穆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比起过去，他的诗作相对少了一些，因为除了日常教学，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翻译上。他翻译了多部外国文学著作，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青铜骑士》《波尔塔瓦》《普希金抒情诗集》、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英国拜伦的《唐璜》《拜伦抒情诗选》《拜伦诗选》，英国《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还有季摩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等。

但好景不长，回国不到两年，厄运便降临了。1955年2月，因曾参加远征军，穆旦成了“审查对象”。仅仅因为抗战时参加的是国民党的远征军，这就成了他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虽然是“审查对象”，毕竟还没有失去自由，诗还是可以写的。1956年，穆旦发表了一些诗，结果被批评为“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他的诗必然会歪曲甚至会诬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穆旦不得已，只好埋头翻译。

十二

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穆旦谢绝了任何“鸣放”会，没有被打成“右派”。他庆幸自己还是“人民”。不料到了1958年，他发表的诗被视为“毒草”，又因参加抗日远征军以及其他问题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法院到南开大学宣布判决，管制三年，监督劳动，负责打扫厕所。

穆旦的副教授也被撤销了。他越来越少言寡语，常常处于沉默中。在他心灵孤寂之时，周与良始终陪伴着他。为了让穆旦心中多少有些欢愉，周与良让在学校备受歧视的孩子们，回家后不要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任何委屈，相反要开开心心地和爸爸做游戏，当穆旦和孩子一起大笑，周与良感到欣慰而又酸楚。

温暖的家庭成为了穆旦的避难所，他悄然着手翻译拜伦名作《唐璜》。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穆旦一家迎来了更大的灾难。穆旦被批斗、抄家，监督劳动。

穆旦的孩子后来回忆道——

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堆书籍、稿纸向火中扔去。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看着满地的碎纸，他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里面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是他的心血《唐璜》的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矩！

1968年，他们的住房遭抢占，全家被迫离开。晚上，一家六口竟无栖身之所。周与良同校方交涉，校方终于同意，穆旦一家搬入南开大学一个只有17平方米的宿舍。周与良借来两辆平板三轮车，将被弃门外的衣物被褥搬运至该处。

十三

周与良患难中对丈夫的不弃不离也成了罪过，因为没与穆旦“划清界限”，她先遭停职，再被关押，后与穆旦同被下放至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劳动改造。

在完县，穆旦和妻子所在村落相隔数十里，几乎断绝联系。正是这患难，见证了伟大的爱情。

有一次，穆旦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包花生，他顶风冒雨，步行30里，来到妻子所在的村子。妻子接过花生，看见穆旦消瘦而全身浮肿，让穆旦带回一斤红糖，穆旦是舍不得吃一口，全部留给了妻子。想到一家人的遭遇，穆旦满是愧疚，他含泪自责：“我是罪魁祸首，若非因我，家人不会至此。”

当年，穆旦写诗对人民说：“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可现在，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没有一个“人民”和他拥抱，因为他已经不属于“人民”了。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发生了一些松动。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开大学，境况略有改善。他重燃希望，在鲁迅《热风》扉页，摘录了一句鲁迅名句以自勉——

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如萤火虫于黑暗中微光闪烁，无需等待炬火，亦能贡献自身光亮。

他开始埋头于新的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1975年，他恢复诗歌创作，写出了《智慧之歌》《停电以后》《冬》等近30首作品。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对穆旦来说，也是影响他人生的一年。

年初，穆旦为儿子探询招工信息，夜行无灯，不慎摔伤，致右腿骨折。为避免给家人添负担，他坚持自理，痛极之时只能将砖烤热，敷于患处。伤势不断恶化必须手术，却恰逢唐山大地震，医院拒收，手术不得不一再推迟。

十四

十年寒冬已经结束，可穆旦依然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1976年3月他用颤抖的手执笔写下《智慧之歌》——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此时，历经二十年的政治迫害的穆旦，的确“已经走到了幻想的尽头”，他曾经有过的所有对人生的美好憧憬渐渐破灭，“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不要责怪诗人的悲观，无论是国家的历史灾难，还是自身的腿伤骨折，再加上自己所谓“历史罪行”还看不到平反的希望，这一切都不可能让已经衰老的心灵充满阳光。此外，还有一个“心病”压迫着他——几乎耗费了他二十年的《唐璜》译稿完成后一直无法出版。所以穆旦常常自问，翻译这些作品，有什么用？就是在这样悲凉的心境中，穆旦以一首《智慧之歌》，在生命晚期对自己的人生作一个回顾。他对未来不再抱有幻想，因为“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十五

1977年，为根治腿疾，穆旦同意接受手术，但似乎预感到什么，将着力最多的《唐璜》译稿交给小女儿，说：“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他还对妻子和家人郑重承诺：手术康复后，将一同外出旅游，目的地是黄山，实现一次难忘的游玩。”

1977年2月25日，穆旦还回想一月前他给巫宁坤信中的话：“人生多变，糊里糊涂地开场，又或将如此终结。”

没想到竟成谶言！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9岁。

“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可穆旦至死都没等来自己获得平反的那一天。

直到1979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受邀回国讲学，请求与老同学周与良见一面。周与良却坚决回绝：“不可相见，他乃国家贵宾，我们家庭身份岂能相配？且家中有‘历史反革命’背景。”

估计周与良说的也是气话。是呀，想到当年李政道劝穆旦不要急于回国，“观望”一下再说，再想到李政道后来一直在国外“观望”，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周与良百感交集。

周与良居然拒绝见李政道？这事惊动了上面，穆旦的“问题”受到了重视，可能李政道也说了不少穆旦的好话（我没看到这方面的证据，是我估计的），穆旦在他逝世两年后的1979年，终获平反，被宣布“无罪”。

1981年，穆旦被葬于万安公墓，在他的骨灰旁，放着终于能出版的《唐璜》。

这篇文章，从早晨到现在，我写了整整一天，好几次热泪盈眶。

此刻，写到穆旦去世时，我突然想到了他生前最后一首诗《冥想》，这首写于1976年5月的诗，可以看作晚年穆旦的绝笔——

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2025年6月12日从早晨八点一气呵成写到晚上十点（校对：黄宗晞、颜吕静、罗艳、米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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