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我替队长顶了罪，出狱后他把女儿和厂长的位置都给了我

74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车间里的热风炉呜呜地吹，吹出来的风也是半死不活的，带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儿。

我叫陈辉，那年刚二十。

在红星机械厂，二十岁，不多不少，正是能扛起一整根钢材、连干十二个小时不带喘气的年纪。

我没家，爹妈是谁，不知道。打记事起，就在厂区的家属院长大，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是厂子养活了我。

所以，厂子就是我的家。

而我们锻造车间的队长李建国，就是我爹，我哥。

他大我十来岁，是厂里最年轻的车间队长，技术一把好手，人又仗义。我刚进车间的时候，啥也不会，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护着我。

谁要是欺负我这个没爹没妈的，他第一个不答应。

那天，任务特别紧，上面下了死命令，一批给大项目的配件，必须在天黑前赶出来。

李建锅急得满嘴起泡，眼睛熬得跟兔子似的。

“陈辉，加把劲儿！今晚哥请你喝酒！”他嗓子都喊哑了，还在那儿给我鼓劲。

我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心里热乎乎的。

为了他这句话，我能把命都搭上。

出事的就是那台从东德进口的新冲压机，宝贝疙瘩，整个厂就这一台。

李建国为了赶工，违规操作，绕过了几个预热程序，想抢那几分钟的时间。

我当时就在边上，想提醒一句，但看他那焦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想，队长经验那么丰富，应该没事。

“轰——”

一声巨响，不是爆炸，是那种金属被强行撕裂的、令人牙酸的声音。

整个车间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台哑火的机器上。

一根关键的传动轴，因为预热不够，应力过大，直接拧成了麻花。

完了。

所有人心头都冒出这两个字。

李建国的脸，“唰”一下就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那年头，这不叫生产事故。

这叫“破坏生产”，往大了说，就是“阶级敌人搞破坏”。

轻则丢工作，重则……就得进去啃窝头了。

厂领导、技术员全跑来了，围着那台废了的机器，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厂长老张，一巴掌拍在李建国肩膀上，差点把他拍个趔趄。

“李建国！你！你怎么搞的！”

李建国腿一软，差点跪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厂长，我……我错了，我……”

我看着他，他背后是家，有老婆，还有个刚上小学的闺女，叫淑娟。扎着两个羊角辫，见人就甜甜地喊叔叔。

我又看看我自己。

孤家寡人一个，烂命一条。

我这条命，是厂子给的，是李建过这样的师傅们给的。

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没想，也来不及想。

我往前一步，挡在李建国身前。

“厂长，不关我们队长的……是我。”

所有人都愣住了。

李建国猛地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和震惊。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怕我一看，这股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就泄了。

我梗着脖子，大声说：“是我急着赶工，没听队长劝，偷偷加了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认！”

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带着点我自己都不信的决绝。

李建国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像铁钳。

“陈辉！你胡说什么！滚回去！”

我甩开他的手，看着厂长，一字一句地说：“是我干的。”

那天晚上，我就被带走了。

在厂保卫科的小黑屋里，他们问了我一遍又一遍。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是我干的。”

后来，他们不问了。

判决下来得很快。

十年。

宣判那天，我在台子上站着，底下黑压压全是厂里的职工。

我看见了李建国。

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哭了。

我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值了。

被押上车的时候，我冲着他的方向，咧开嘴笑了一下。

哥，别怕，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十年。

在墙里头，一天一天，是拿指甲在墙上划着过的。

刚进去的时候，挨过揍，也饿过肚子。

那里的窝头，硬得能把人的牙硌掉。

冬天，号子里没有暖气，风跟刀子一样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冻得人骨头缝里都疼。

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好好改造，早点出去。

出去，回红星厂，再看看那高耸的烟囱，再闻闻那股机油味儿。

第一个月，没人来看我。

我本来也没指望谁来看我。

第二个月，我正在砸石头，狱警喊我的名字。

“陈辉，有人探视。”

我愣了半天，谁？

隔着那块厚厚的、划痕累累的玻璃，我看见了李建国。

他瘦了，也黑了，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他没哭，就是看着我，嘴唇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辉子，哥对不住你。”

我拿起电话，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哥，说这干啥。你在外面好好的，比啥都强。”

他眼圈红了。

“你放心，家里……我都帮你照看着。”

我没家。

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来。

风雨无阻。

他给我带来了外面的消息。

厂里那台机器，后来请了苏联专家来修，花了大价钱，修好了。

他没受处分，因为“揪出了破坏生产的坏分子”，反而因为在后续生产中表现突出，年底被提拔成了副厂长。

他说这些的时候，头一直低着，不敢看我。

“辉子，我……”

“挺好的，哥。”我打断他，“你升了，我高兴。”

我是真的高兴。

我的十年，要是能换他一个好前程，那就没白蹲。

他给我讲厂里的变化，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生了孩子。

还说他闺女淑娟，学习特别好，年年考第一。

每次来，他都给我带东西。

一开始是几包烟，几斤糖。后来政策松了，就带肉罐头，带新毛巾，带厚实的棉鞋。

那些东西，在里面，就是命。

我把罐头分给同号子的人，烟都给了牢头。

日子，就好过多了。

没人再敢欺负我。

大家都知道，我外面有“硬人”。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墙上的划痕越来越多。

我也从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快三十的、沉默寡徒的男人。

外面的世界，在李建国的描述里，变得越来越陌生。

他说，街上有了“个体户”。

他说，有人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在街上晃。

他说，厂里要搞什么“承包责任制”了。

我听着，就像听天书。

我只知道，我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看人的眼神越来越平静。

第八年头上，因为我表现好，年年都是改造标兵，给我减了刑。

提前两年。

拿到那张释放证明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八年。

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

终于，要结束了。

出狱那天，天很蓝。

我眯着眼，觉得阳光刺得眼睛生疼。

监狱的大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关上。

我站在门口，有些茫然。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我面前。

不是厂里那种老旧的吉普车，是崭新的、锃亮的小轿车。

车门打开，李建国从车上下来。

他胖了，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上海牌手表。

他不再是那个满身油污的车间队长了。

他是李厂长。

“辉子。”他走过来，想抱抱我，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出来了，好，出来了就好。”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哥”，却发现嗓子干得发不出声。

八年了，我习惯了沉默。

“上车，我们回家。”他说。

回家。

这个词，让我心里猛地一颤。

车开得很稳。

我坐在副驾驶上，贪婪地看着窗外。

世界完全变了样。

路宽了，楼高了，街上的人，穿得花花绿绿。

女人们烫着卷发，穿着裙子，露着白生生的小腿。

我像个土包子，看什么都新鲜，又什么都害怕。

我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

“先去吃饭，给你接风洗尘。”李建国说。

车停在一家大饭店门口。

红色的地毯，金色的旋转门，穿着旗袍的服务员。

我脚下发软，不敢进去。

“哥……这……得多少钱？”

李建国笑了，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推了进去。

“怕什么，哥现在有钱。”

包间里，满满一桌子菜。

有鱼有肉，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海鲜。

李建国给我倒了一杯酒，白色的，茅台。

“辉子，这些年，委屈你了。”他一口干了。

我也端起杯子，一口闷下。

火辣辣的酒，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顿饭，我没吃几口菜，光喝酒了。

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只觉得天旋地转。

最后，是李建国和他司机把我架回了家。

他家也搬了。

不再是家属院那个小小的两居室，是市中心新盖的楼房，三室一厅，装修得跟电影里似的。

他老婆王姐给我收拾了一间房，雪白的床单，崭新的被褥。

我躺在床上，软得像是陷进了云里。

可我睡不着。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只是个客人。

一个……八年前的幽灵。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

我把被子叠成了在里面时那样的豆腐块。

走出房间，李建国已经坐在客厅等我了。

他没穿厂长那身行头，就一件白衬衫，显得亲近了不少。

桌上摆着豆浆油条。

“辉子，先吃饭。”

我默默地坐下，拿起油条，咬了一口。

真香。

王姐从厨房里出来，眼圈有点红，给我盛了一碗豆浆。

“快吃，吃完了，让你李哥跟你说正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吃完饭，王姐借口买菜出去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李建国。

他给我递了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

烟雾缭绕。

“辉子，”他开口了，声音很沉，“你出来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摇摇头：“不知道。”

“回厂里吧。”他说，“我给你安排个位子，清闲点的，工资照拿。”

我弹了弹烟灰，没说话。

我知道，这是他想补偿我。

可我不想像个废人一样被他养着。

“哥，我还想回锻造车间，我还能干活。”

李建国沉默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辉子，哥跟你说两件事。”

“第一件，厂里现在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我准备让你当副厂长，主抓生产。”

我手里的烟“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哥！你疯了！我……我一个劳改犯，当副厂长？这不成笑话了吗！”

“谁敢笑话！”李建国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的档案，我早就想办法改了。当年那事，定的是事故责任，不是刑事犯罪。你是因为表现好，提前调离，去别的地方学习了八年！”

我目瞪口呆。

他……他竟然把这一切都铺好了。

“至于能力，你小子当年就是我最得意的徒弟，这八年，你也没闲着。我知道你看完了我给你送去的所有技术书籍。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我脑子嗡嗡作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副厂长……

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第二件事……”李建国坐了下来，声音又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闺女，淑娟，你还记得吧？”

我点点头。

怎么会不记得。

当年那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

“她今年二十四了，师范大学毕业，在厂子弟校当老师。”

“挺好的。”我应了一句。

“她……还没对象。”李建国看着我，眼神很复杂，“辉子，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有点……有点过分。”

“我想……把淑娟嫁给你。”

“轰！”

我的大脑，彻底炸了。

我猛地站起来，死死地盯着他。

“哥！你说什么！”

我以为我听错了。

“你拿你闺女……抵债吗？”

这句话，我说得又冷又硬，像冰碴子。

李建国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又变得煞白。

他嘴唇哆嗦着，像是被我戳中了最痛的地方。

“辉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你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控制不住地吼了起来，“我陈辉算什么东西？一个蹲了八年大牢的犯人！你把一个大学生，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我？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让别人怎么看她？怎么看你李大厂长！”

“我是对不起你！我是欠你的！可你不能拿淑娟的终身幸福来还债！”

我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眼睛发红。

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

对我，也对那个叫淑娟的女孩。

“你坐下！”李建国也吼了回来，带着厂长的威严，“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喘着粗气，重新坐下，但身子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我承认，我是有私心。”李建国声音缓和了一些，但依然沉重，“我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都还不清。把你放在身边，让你当副厂长，让你成我的家人，我才能安心。”

“这是我的赎罪，我认。”

“但淑娟那里，不是我逼她的。”

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清秀的姑娘。

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一棵大树下，微微笑着。

眼睛很大，很亮，像两汪清泉。

是淑娟。

长大了。

跟小时候那个鼻涕虫完全不一样了。

“这事，我跟她谈过。”李建国说，“是她自己点头的。”

我愣住了。

“她……她为什么？”

“她说，陈辉叔叔，是为了我们家才变成这样的。这份恩情，我们家要还。”

“她说，她信我李建国的眼光，也信她从小就认识的那个陈辉叔叔，不是坏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又酸，又胀，又疼。

陈辉叔叔……

我坐了很久很久。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李建国也不催我，就那么静静地陪我坐着。

直到一包烟抽完，我才哑着嗓子开口。

“我想……见见她。”

晚上，淑娟回来了。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衫，一条长裤，手里拎着一个布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她走进门，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

“陈……叔叔。”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脸颊微微泛红。

“淑娟。”我站了起来，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太尴尬了。

我们就像两个被安排好角色的演员，在演一场谁也不熟悉的戏。

晚饭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王姐不停地给我们俩夹菜。

“淑娟，给陈叔叔夹点鱼。”

“辉子，多吃点，看你瘦的。”

李建国埋头喝酒，一句话不说。

我和淑娟，更是全程零交流，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吃完饭，王姐把我和淑娟推进了阳台。

“你们年轻人，聊聊。”

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阳台门。

阳台上，摆着几盆花。

晚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

我们俩站着，隔着一米的距离，谁也不说话。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我爸……都跟你说了吧？”

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像羽毛一样。

“嗯。”我应了一声。

“你怎么想？”她问，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

我被她看得有些慌乱，移开了视线。

“我觉得……这不公平。”我说，“对你。”

“没什么不公平的。”她说，“这是我的选择。”

“为什么？”我忍不住问，“你不认识我，你甚至不了解我。我坐了八年牢，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

“我认识你。”她打断我。

我愣住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你了。”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遥远的回忆。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掉进了厂区的池塘里。所有人都吓坏了，是你，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把我捞了上来。”

“你为了我，还发了高烧，躺了好几天。”

“我爸说，陈辉叔叔，是个好人。”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

我的记忆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和冰冷的铁窗。

“还有，”她继续说，“这些年，我爸每次去看你回来，都会跟我念叨很久。”

“他说，陈辉是为了他，才进去的。”

“他说，陈辉是这个世界上，最讲义气的人。”

“他说，等陈辉出来了，我们全家都要对他好。”

“我听着这些话长大的。”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认真。

“所以，这不是我爸逼我的。也不是为了还债。”

“我觉得，嫁给一个我爸都敬佩的男人，不会错。”

我的心，彻底乱了。

我以为，这是一场交易。

她却告诉我，这是一种信任。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聊她大学的生活，聊她教书的趣事，聊她对未来的想象。

我大多数时候在听。

她的世界，是彩色的，明亮的，充满了阳光。

而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我问她：“你不怕吗？嫁给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她笑了，像一朵在夜里悄然绽放的昙花。

“你不是一无所有。”

“你有我爸的信任，有我们全家的亏欠。”

“现在，还有我。”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一个蹲了八年大牢的男人，在出狱的第三天，被一个姑娘的几句话，说得差点掉下泪来。

太丢人了。

我答应了。

不是因为那个副厂长的位置。

而是因为她那句“现在，还有我”。

我像一个在黑暗的深海里快要溺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块浮木。

婚礼办得很简单。

就在厂里的大食堂，摆了十几桌。

来的都是厂里的老同事，老邻居。

李建国那天喝得酩酊大醉，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辉子，哥把这辈子最宝贵的，都交给你了。你……你不能对不起她。”

我重重地点头：“哥，你放心。”

洞房花烛夜。

房间是厂里分的，新粉刷过，贴着大红的喜字。

淑娟坐在床边，低着头，绞着衣角。

我也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们俩，像两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

“我……我去给你倒水。”我找了个蹩脚的借口。

“嗯。”她声音细若蚊蝇。

等我端着水杯回来，她还是那个姿势。

我把水杯放在桌上，在她身边坐下。

沉默。

良久的沉默。

“淑娟。”我开口，“我知道，你嫁给我，是委屈了。”

她抬起头。

“我不委屈。”

“你听我说完。”我看着她的眼睛，无比认真，“我陈辉，今天当着你的面，发个誓。”

“从今往后，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绝对不会让你饿着。”

“只要我身上有一件衣裳，就绝对不会让你冻着。”

“我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我会用我的命，对你好。”

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的承诺。

一个穷光蛋，一个劳改犯，所能拿出的全部。

她的眼睛里，慢慢地，起了水雾。

她没有哭，只是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那一夜，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就那么和衣躺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条可以跑马的距离。

我几乎一夜没睡。

听着身边那均匀的呼吸声，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我，陈辉，有家了。

还有了一个，叫淑娟的，妻子。

第二天，我去厂里报到。

李建国亲自把我带到副厂长的办公室。

红木的办公桌，真皮的转椅，还有一个专门的文件柜。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厂里的中层干部会议上，李建国正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用一种探究的、怀疑的、甚至是不屑的眼神看着我。

一个二十八岁的副厂长。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谁服？

“我知道大家有疑问。”李建国环视一周，声音沉稳有力，“陈辉同志，是我多年的老部下，也是我们厂自己培养起来的技术骨干。这些年，他一直在外面学习深造，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像支持我一样，支持陈辉同志的工作。”

散会后，一个跟李建国年纪差不多的副厂长，姓王，皮笑肉不笑地走过来。

“哟，陈厂长，年轻有为啊。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那声“陈厂长”，叫得阴阳怪气。

我知道，我的仗，才刚刚开始。

上任第一天，我就下了车间。

我没穿厂里发的新干部服，还是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锻造车间，还是老样子。

机器的轰鸣，炙热的空气，熟悉的机油味。

我仿佛又回到了八年前。

车间主任换了人，是我当年的一个工友，叫赵铁柱。

他看见我，愣了半天，才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陈……陈厂长。”

“叫我陈辉，或者辉子都行。”我拍拍他的肩膀，“带我转转。”

我把整个车间都走了一遍。

看了设备，查了记录，跟老师傅们聊了天。

老师傅们还认得我，态度倒是亲切，但眼神里，还是有那么一丝疏离。

我不再是当年那个跟他们一起光膀子干活的“辉子”了。

我是“陈厂长”。

晚上回家，淑娟已经做好了饭。

三菜一汤。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顺利吗？”她给我盛饭。

“还行。”我扒拉着饭，心里有点烦。

“遇到难处了？”她看出来了。

我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他们不服我。”

“他们凭什么服你？”她一句话，把我问住了。

“就因为你是我爸的女婿？还是因为你那个‘外出学习’的履历？”

她说话，总是这么一针见血。

“淑娟，我……”

“陈辉。”她坐到我身边，“你想让他们服你，就得拿出真本事。”

“拿出让他们所有人都闭嘴的真本事。”

我看着她。

灯光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我突然明白了。

李建国把我推上这个位置，是还债。

但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得靠我自己。

我不能让他失望。

更不能让眼前这个，把一辈子都押在我身上的女人，失望。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重新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饭来。

从那天起，我每天第一个到厂，最后一个离开。

我不在办公室里待着，我就泡在车间。

哪个班组的生产遇到了问题，我第一个到现场。

哪个设备出了故障，我带头爬上去检修。

我的技术，本来就没丢。在里面的八年，李建国送去的那些书，我不是白看的。那些理论知识，结合我原来的实践经验，让我对这些机器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厂里的总工程师。

一次，炼钢车间的一号高炉出了故障，钢水出不来，眼看就要凝炉。

那损失，就是几十万。

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苏联专家留下来的图纸早就找不到了，几个老师傅围着高炉，谁也不敢动手。

我赶到现场，二话不说，脱了外套，只穿着一件背心，拿着工具就往上爬。

高炉周围的温度，足有六七十度，烤得人皮肤生疼。

“陈厂长！危险！”

“辉子！你下来！”

没人拦得住我。

我凭着记忆和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在那个滚烫的铁家伙上敲敲打打，花了半个多小时，找到了一个被堵死的阀门。

我用尽全身力气，把阀门撬开。

“哗——”

火红的钢水，像一条巨龙，奔涌而出。

整个车间，一片欢呼。

我从高炉上滑下来，浑身跟水洗了似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胳膊上还烫了几个大泡。

但我心里，痛快！

从那天起，车间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变了。

没人再阴阳怪气地叫我“陈厂长”。

他们开始叫我“陈厂”，或者，又像以前一样，喊我“辉子”。

王副厂长也不再给我使绊子了。

他见到我，会主动点头，甚至还会递上一根烟。

我知道，我立住了。

但我跟淑娟的关系，还是不冷不热。

我们像两个合租的室友。

客气，疏离。

我每天早出晚归，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饭菜永远是热的，我换下的脏衣服，第二天早上就整整齐齐地叠在床头。

她做得越多，我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我觉得，她是在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这里面，没有感情。

有一次我加班，深夜才回家。

推开门，客厅的灯还亮着。

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桌上的饭菜，用一个大碗罩着，旁边放着一个暖水瓶。

我走过去，想把她抱回房间。

我的手刚碰到她的肩膀，她就惊醒了。

“你回来了？”她揉着眼睛，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睡意。

“嗯。怎么不回屋睡？”

“我怕你回来没饭吃。”她打了个哈欠，“快去洗手，我给你热热。”

我看着她走进厨房的背影，心里某个地方，突然就软了。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她。

她的身子一僵。

“淑娟。”我把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

“谢谢你。”

她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覆在了我环在她腰间的手上。

我们的关系，从那天晚上开始，才真正破冰。

我们会开始聊天，聊厂里的事，聊学校的事。

我发现，她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

她会给我讲学生们的调皮捣蛋，学得惟妙惟肖。

她会因为看一本小说，哭得稀里哗啦。

她也会在我因为工作烦心的时候，笨拙地给我讲笑话。

我开始期待每天下班回家。

因为我知道，家里有一盏灯，在为我亮着。

有一个人，在等我。

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我们的产品，渐渐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

李建国为此愁得头发都白了。

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技术改造。

淘汰掉厂里一半的老旧设备，引进一条全新的生产线。

这个提议，在厂领导班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花钱。

一大笔钱。

几乎是厂里好几年的利润。

王副厂长第一个反对。

“太冒险了！万一引进来，水土不服怎么办？这笔钱打水漂了，谁负责？”

大部分人都持观望态度。

只有李建国支持我。

“不改，就是等死。改，还有一线生机。”他在会上拍了桌子，“我同意陈辉的方案。出了问题，我这个厂长，一力承担！”

我看着他，心里热血沸腾。

这么多年，他还是那个愿意为我扛事的大哥。

为了引进生产线，我带着技术团队，南下深圳，北上京城，跑了几个月。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

我看到了高楼大厦，看到了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看到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生意人。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新鲜的知识。

那几个月，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白天跑厂家，谈合作。晚上就研究技术资料，写方案。

我给淑娟打电话，电话里，全是电流的杂音。

“我这里都好，你不用担心。”她总是这么说，“你在外面，要注意身体。”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自己无比地想她。

想她做的饭，想她说话的声调，想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

原来，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成了我心里最深的牵挂。

生产线最终还是引进了。

谈判的过程异常艰难，最后，是我在酒桌上，舍命陪君子，连喝了十七杯白酒，才签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合同。

我被送进医院，洗了胃。

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淑娟。

她眼睛红肿，下巴都尖了。

“你醒了？”她声音沙哑。

我咧嘴想笑，却牵动了胃，疼得龇牙咧嘴。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你是不是就打算把命扔在这儿了？”她眼泪掉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哭。

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心，疼得比胃还厉害。

我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

“我没事。”

“以后，不许你再这么喝酒了。”她哽咽着说。

“好，听你的。”

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又花了大半年。

我几乎是吃住都在厂里。

淑娟没有一句怨言。

她会算好时间，给我送饭。

有时候，她就坐在车间门口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看书，等我下班。

工人们都开玩笑。

“陈厂长，你可真有福气，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

我每次都笑得合不拢嘴。

是啊，我陈辉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淑娟。

新生产线投产那天，整个厂都沸腾了。

当第一批锃亮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新产品下线时，许多老师傅都哭了。

李建国也哭了。

他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

“辉子，好样的！你比我强！”

那一年，我们厂的利润，翻了三倍。

我成了厂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说一不二。

我的家，也越来越有家的样子。

淑娟怀孕了。

知道消息的那天，我高兴得像个傻子，在屋里转了十几圈。

我把她当成了国宝，什么活都不让她干。

她笑着骂我：“哪有那么娇气。”

我不管，我就是要把她捧在手心里。

儿子出生那天，是个大胖小子。

李建国当了外公，乐得见牙不见眼，当场就给孩子取了个名字。

李念辉。

他说，要让这孩子，一辈子都记住我的恩情。

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东西，心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填满了。

我有儿子了。

我陈辉，有后了。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又是几年过去。

李建国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渐渐退居二线。

厂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了我肩上。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

很多老国企，都倒在了这股浪潮里。

我们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订单减少，库存积压，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厂里人心惶惶。

王副厂长那些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主张把厂子卖掉，大家分一笔钱了事。

我坚决不同意。

这是我们几代人的心血，怎么能说卖就卖！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比在里面的八年，还要难。

我每天焦头烂额，到处找销路，谈合作。

陪人喝酒，跟人说好话，受尽了白眼。

回到家，还要面对淑娟担忧的眼神。

有一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就发起了脾气。

我把桌上的东西，全都扫到了地上。

“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嘶吼着。

淑娟没有骂我，也没有哭。

她等我发泄完了，默默地把地上的碎片收拾干净。

然后，她给我端来一杯热茶。

“喝点水吧。”

我看着她平静的脸，突然觉得无比愧疚。

我一把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淑娟，我对不起你……我没用……”

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不，你不是没用。”

“你是我心里，最了不起的英雄。”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烟消云散。

只要有她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我决定，破釜沉舟，进行股份制改革。

把工厂变成我们工人自己的工厂。

这个决定，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包括李建国。

“辉子，这太险了！一步走错，万劫不复！”

“哥，不拼一把，我们就真的死了。”我看着他，“你信我。”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长叹一声。

“我这辈子，什么时候不信你了？”

“去干吧。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

我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了进去。

又挨家挨户地去说服那些老工人，让他们拿出养老钱，入股工厂。

很多人骂我。

骂我是骗子，是想掏空厂子，卷钱跑路。

我没有辩解。

我只是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

最后，有一半的工人，选择了相信我。

我们凑够了启动资金，对工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裁撤冗员，优化流程，研发新产品。

那是一场豪赌。

幸运的是，我赌赢了。

两年后，我们的新产品，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工厂，起死回生。

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那些当初入股的工人，都成了股东，年底分红，拿到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钱。

那些当初骂我的人，都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在新的董事会上，我被全票推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建国正式退休了。

他把那个他坐了十几年的厂长办公室，亲手交给了我。

“辉子，以后，这里就彻底是你的天下了。”

“哥。”我看着他斑白的两鬓，眼眶发热，“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出去。

背影，有些落寞，但更多的是欣慰。

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整个工厂。

机器在轰鸣，工人们在忙碌，烟囱里冒着白色的烟。

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我回头，看见了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面锦旗。

那是我们厂重获新生后，市政府奖励的。

“改革先锋”。

我笑了。

谁能想到，一个当年的劳改犯，如今，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先锋。

晚上回家。

淑娟和儿子已经摆好了饭菜，在等我。

“爸，你回来啦！”儿子念辉扑进我怀里。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淑娟笑着给我拿拖鞋。

“以后，每天都这么早。”我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为什么呀？”

“因为，爸爸要把以前亏欠你们的时间，都补回来。”

我看着淑"}]'}]娟，她也正看着我。

我们相视一笑。

所有的风雨，所有的波折，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最温暖的幸福。

吃完饭，我陪儿子搭积木。

淑娟坐在旁边，给我们削苹果。

“对了，”她突然说，“今天下午，王副厂长的老婆来找我了。”

我手一顿。

王副厂长，在上次改革中，因为挪用公款，被我亲手送进了公安局。

“她说什么了？”

“她求我，让我跟你说说情，放老王一马。”

“你怎么说？”我问。

“我说，嫂子，这事我做不了主。”淑娟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我们家陈辉，当年替我爸顶罪，坐了八年牢。他比谁都清楚，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

“这是规矩。”

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

真甜。

我看着淑娟，看着她温柔而坚定的侧脸。

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李建国对我说的话。

“辉子，哥把这辈子最宝贵的，都交给你了。”

是啊。

他给了我他的女儿，给了我一个厂长的位置。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他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个家。

一个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的家。

而淑娟，就是这个家的光。

当年，我替队长顶了罪。

我以为，我失去的是十年的青春。

现在我才知道，我赢得的，是整个人生。

窗外，夜色正浓。

家里的灯，很亮，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