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20年：1993年我在玩具厂打工，我和车间里的那些姐妹们

俺叫王建军，河南驻马店人，93年开春那阵儿，俺娘把五十块钱缝进俺裤腰时，线脚勒得俺后腰生疼。

同村的二狗子拍着我的肩膀：“建军，到了东莞，咱哥们儿得挣它个盆满钵满！”

当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他根本没说，我们即将乘坐的绿皮火车，从郑州开到广州需要三天两夜的时间。火车厢里的人，跟沙丁鱼似的塞满在车厢里，脚底下全是吐的酸水和踩烂的西红柿。

我邻座坐的是个四川妹子，她一路没咋说话，饿了就着咸菜啃干馒头，头发上还沾着几根草屑。或许是她也瞅见我在偷偷打量她，她赶紧把脸扭向窗户。

车到广州站，人潮跟决堤似的往外涌。空气里全是机油、香水和汗味混合的怪味儿，比我们老家牲口棚还复杂。

二狗子大名石国庆，他是第三次来广东了，熟门熟路地带着我挤上一辆“招手停”的中巴车。

老旧的中巴车车窗玻璃缺了角，司机叼着烟卷喊：“厚街！厚街！去玩具厂找工作的都上来！”

我跟着二狗子上了中巴车，车上已经塞了七八个妹子，穿着花花绿绿的的确良衬衫，叽叽喳喳说着方言。

女孩们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她们眼睛亮得很，跟我在家烧火做饭时灶膛里的火星子似的。

又是半天的颠簸，中巴车终于停了下来。我跟着二狗子下了车，那几个姑娘竟然也下了车。二狗子带着我背着行李向前走，走得我晕头转向，在一个大铁门口停。

那个大铁门，很像我们老家中学的校门，屋顶上写着几个大字：鸿发玩具厂。

鸿发玩具厂的铁门锈迹斑斑，门楣上的红漆字掉了半边，门口黑压压地挤着一大堆人。

一个头发金黄的男人站在铁门后面，双手叉着腰，嘴里大声在喊。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黄毛”男人就是鸿发玩具厂的厂长，他还是香港人。

黄毛厂长叉着腰看着厂门口的人群，像瞅刚出栏的猪崽：“试用期三个月，计件工资，干不好就滚蛋！”

我和二狗子一起被录用，跟着进了厂办手续，填了几张表，交了两张照片。没多久就有一个漂亮妹子递给我一张塑料卡片，上面贴着我刚刚交上去的照片：这是厂牌，进出厂门都要检查，丢失了交十块钱补办。

我和二狗子都被分到装配车间，女文员带着我我们进去学习的时候，看到流水线上的塑料零件哗啦啦跑，跟不要钱似的。

二狗子挤挤眼：“看见没，这就是钱串串子，手快就能抓一把。”

随后，我俩一起去宿舍。男生宿舍在三楼，没见房里全是两层的铁架子床，我跟二狗子占了靠窗的铺位，我睡在上铺。

刚铺好从家带来的旧棉被来到走廊上，就听见楼梯里一阵喧哗，一群妹子涌上来，手里的搪瓷盆碰得叮当响。

领头的高个妹子扎着马尾，看见我和二狗子，大大方方地和我们打招呼：“新来的兄弟？俺叫刘春花，四川达州的，以后都是工友了。”

刘春花身后跟着个矮个妹子，脸蛋圆圆的，眼睛像月牙，正偷偷往俺这边瞄。见俺看她，她的脸“腾”地红了，赶紧低头朝楼上走。

女生宿舍在四楼，第一晚我就见识到了隔音差的宿舍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来广东的第一晚，晚上宿舍关灯后，只听得铁架床吱呀地乱响。有人在哼四川山歌，有人压低声音哭，还有人用圆珠笔在床板上划拉。

俺听见楼上的春花跟人唠嗑：“俺弟考上中专了，学费还差三百块，俺得赶紧攒出来。”

那个圆脸妹子叫小翠，她接话：“俺娘来信说，家里的牛病了，要请兽医……”

随后，楼上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片寂静。我把脸转向墙壁，闻着被子里老家的土味儿，心里头跟塞了团乱麻似的。

第二天正式上班，车间里的活儿看着很简单，让我们把塑料眼睛安到玩具熊的脸上。

可流水线一开，手慢半秒面前就会堆货，我手忙脚乱地干着，没多久，面前还是堆了老多。

拉长是个福建人，嗓门跟破锣似的朝我吼：“王建军！手快点！没吃饭啊？”

我旁边的工位就是小翠，她手速快得像穿花蝴蝶，一边干一边教窝：“建军，你看，这卡扣要对准孔，用力按下去，不然会返工的。”

她的指甲缝里全是黑油垢，我还看到她手背上有道新划的口子。她无所谓地笑着告诉我，那是昨天被零件划的，自己找了根布条随便缠了缠，照样干得飞快。

春花在俺们隔壁流水线，负责包装。

春花的嗓门大，还总爱讲笑话：“俺老家有个媒婆，说给俺介绍个对象，见面才知道是个瘸子，俺问他咋瘸的，他说追牛时摔的，俺说那你追牛咋不追人呢？他说人跑不过牛……”

逗得旁边的妹子们咯咯笑，连拉长都忍不住咧了咧嘴。

可笑完之后，春花会掏出个小本子，偷偷记数字：“今天包装了三百二十个，计件钱能多两块。”

车间里还有个叫阿莲的妹子，她是广西来的，长得细皮嫩肉，总爱穿件粉色的确良衬衫。

阿莲不怎么喜欢跟别人说话，午休时就躲在角落里看杂志。有次我刚好路过，瞅见她看的是《江门文艺》，正对着杂志上的画像发呆。

后来听春花说，阿莲她爹赌钱欠了债，把她许给了邻村的老光棍，阿莲不肯嫁给老光棍，于是偷偷跑了出来。“

这妹子心里苦，”春花叹口气，“我们劝她跟家里联系，她死活不肯，说死也不回去。”

工厂每个月对吼一天放假，这是妹子们最盼的日子。镇上的录像厅放《新龙门客栈》，门票两块钱，小翠攥着皱巴巴的票子，拉着我和春花去看。

这是我第一次仅录像厅，里面黑黢黢的，烟味呛人，张曼玉演的金镶玉一出场，全场都“哇”了一声。

小翠看得眼睛直发亮，悄悄跟俺说：“建军哥，你说俺要是能像她那样，穿旗袍、住高楼，该多好啊。”

看完录像，大伙必定要去街边摊吃冰粉。五毛钱一碗，红糖水浇在雪白的冰粉上，撒点花生碎和芝麻，甜得能眯上眼。

阿莲总爱多要一勺糖，她说：“甜的东西吃了心里暖。”

有次阿芳——就是那个后来跟摩托车男走了的湖南妹子——买了支口红，在宿舍镜子前抹了又抹，春花笑她：“上班又不让抹，臭美啥？”

阿芳撅着嘴：“俺就想看看，俺涂上跟录像里的女明星像不像。”

厂门口的电话亭是最热闹的地方。长途电话一分钟一块二，妹子们排着队，攥着话筒声音压得低低的：“娘，俺挺好的，钱收到没？弟弟上学别舍不得吃……”

轮到小翠时，她讲了没两句就哭了，挂了电话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我走过去问她咋了，她抹着眼泪说：“俺娘说，家里遭了水灾，猪棚冲垮了……”

打完电话的那天下午，她回车间干活，手一直发抖，差点被烙铁烫到。

夏天来得猛，车间的几个窗户都打开着，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晚上加班到十点，走出车间时，月亮正挂在宿舍楼顶上，白花花的。

我们经常坐在楼下的水泥地上乘凉，春花掏出从老家带来的瓜子，分给大家。阿莲抱着膝盖，望着远处的霓虹灯发呆，忽然说：“我听说，镇上的电子厂招技术员，要会认图纸，俺想试试。”

“你认得啥图纸啊？”春花嗑着瓜子笑她。阿莲抿着嘴不说话，从枕头底下摸出个皱巴巴的本子，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零件图，旁边注着拼音。

“我跟车间的老师傅学的，”她小声说，“我还想攒钱去夜校上课。”

那一刻，俺瞅见她眼睛里的光，比天上的月亮还亮。

可没等阿莲去夜校，她家里就找来了。那天中午，俺们正吃午饭，两个彪形大汉冲进宿舍，指着阿莲骂：“死丫头，敢跑出来丢人现眼！跟俺们回去！”

阿莲吓得躲在床底下，哭得浑身发抖。春花想上去拦，被其中一个男人推了个趔趄：“少管闲事！这是俺们家事！”

最后，阿莲被连拖带拽地拉走了，她的粉色衬衫撕了个口子，像片破花瓣。我们站在宿舍楼下，谁也没说话，只听见食堂的泔水桶“哐当”一声倒在地上

入秋的时候，车间里出了件大事。小翠的弟弟来信说，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学费要五百块。

小翠急得嘴上起了燎泡，跟拉长请假想回家，拉长拍着桌子吼：“订单这么紧，走了谁干活？滚回去上班！”

那天晚上，小翠坐在床沿哭，春花把自己攒的一百块塞给她，我也从刚发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塞给她，可离五百块还差老远。

半夜里，我被一阵响动惊醒，瞅见小翠偷偷爬下床，把工牌塞进我的枕头底下，小声说：“建军哥，帮俺跟春花说声，俺走了。”

我赶紧爬起来：“你上哪儿去？”她没回头，只听得她传来的声音：“我听说深圳有个电子厂招工，工资高，我去试试。”

小翠说完，就翻过厂墙跑了，黑影在月光下晃了晃，然后就没了。

第二天，厂长发现小翠跑了，气得把工牌摔在地上：“妈的，反了！都给俺看好了，再有人跑，扣光工资！”

春花捡起小翠的工牌，上面还沾着她的体温，照片上的小翠笑得傻乎乎的。

我们谁也没说话，流水线又“哗啦啦”转起来，可我总觉得少了点啥，心里空落落的。我更清楚，像小翠这样偷偷跑掉的，就算是“自离”，根本没有工资拿。

1993年年底到了，我数了一下自己的全部家当，整整攒了八百块钱，这个数字比我娘想的还多三百。

我把八百块钱装在了内裤的裤兜里，又和二狗子一起坐火车回家过年。

回到家，俺娘摸着钱袋子哭了，说要给我说门亲事。可我瞅着俺娘新添的白发，心里头却不踏实。

这一年来，我在广东见了世面，见过太多像小翠、春花、阿莲这样的妹子，她们有的像小翠一样，揣着梦往更远的地方跑；有的像阿芳一样，想抓住根稻草留在城里；有的却只能像阿莲一样，被老家的绳子拽回去。

过完年后我又回了广东，听说春花真的去了长安镇的制衣厂，学了踩缝纫机，工资涨了不少。

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建军哥，俺弟中专快毕业了，俺打算再干两年，回家开个裁缝铺。”

她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我能瞅见她眼里的光。至于小翠，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有人说她在深圳进了大厂，有人说她被黑中介骗了，我却在心里宁愿相信前一种。

我现在还在东莞打工，换了好几个厂，也见过更多的打工妹。她们有的拿着手机聊微信，有的在宿舍里追剧。

可我总想起93年那个夏天，小翠蹲在邮局门口写信，眼泪掉在信纸上；

也想起阿莲躲在角落里看《江门文艺》，手指摩挲着上面的画像；

还想起春花讲笑话时，眼角笑出的那些褶子……

这些年来，我挣的钱一年比一年多，大部分都被我机会了老家，家里有老娘，还有老婆孩子，她们都在等着我的钱过日子。

往家里寄钱的时候，我喜欢拿着汇款单收据仔细看，那一刻，我认为自己看的不只是自己寄给家里的钱，同时也是那些在流水线上笑过哭过的妹子们寄钱时的悲喜。

那些打工妹们，她们像蒲公英似的，被风吹到南粤大地，有的落了地，有的飘走了，可不管落在哪儿，心里头都揣着个老家的梦。

就像我现在，每次看见厂门口的越来越多的车，还会想起93年那个三天两夜的旅程，想起邻座那个啃干馒头的四川妹子，以及在鸿发玩具厂认识的小翠春花们。

我也不知道那个被抓回老家的阿莲，她后来，有没有吃到一碗放了两勺糖的冰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