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开了个录像厅，一个女警天天来查，后来成了我老婆

第一章 南城的热风与录像厅的念想

1983年的夏天，南城像个被架在火上烤的铁锅。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脚印，空气里飘着汽油味、冰棍摊的甜香，还有老城区里家家户户煤炉冒出的烟火气，混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味道。

我叫陈磊，那年二十三岁，刚从乡下返城两年。身上还带着黄土的气息，手里攥着爸妈凑的三百块钱，站在南城最热闹的兴隆街街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挂着“转让”木牌的小门面。

门面不大，也就二十来平米，以前是个修钟表的铺子，老板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想回老家养老。门框上的油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玻璃门上沾着灰尘，隐约能看到里面空荡荡的货架。

“小伙子，考虑好了没？这地段，一天能过多少人？”钟表铺老板叼着旱烟，蹲在门槛上，烟锅子一明一暗，“月租三十块，押一付三，再给我两百块转让费，这铺子就归你用了。”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心里打着鼓。三百块钱，是我返城后在建筑工地搬了半年砖攒下的，加上爸妈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两百，总共五百块。要是盘下这铺子，再买点设备，手里就没剩多少了。

但我实在不想再去工地上搬砖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钢筋水泥，累得像条狗，晚上躺在工棚里，浑身骨头都散了架。最关键的是，看不到头。返城青年多，工作不好找，进工厂当正式工比登天还难，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混下去。

前阵子，我在城北看到有人开了家录像厅，生意火得不得了。一块钱一张票，能看两部港台武打片，屋里挤满了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彩色电视更是稀罕物，录像厅里的大银幕、立体声，对年轻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诱惑。

我心动了。开个录像厅，投资不算太大，只要片子选得好，肯定能赚钱。这兴隆街是南城的主干道，旁边有几家工厂、两所中学，还有不少居民区，人流量大，正是开录像厅的好地方。

“叔，我盘了。”我咬了咬牙，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这是三个月房租和转让费，您点一下。”

钟表铺老板接过钱，数了两遍，脸上露出了笑容：“小伙子，痛快！这铺子就交给你了。钥匙给你，里面的东西你看着处理，没用的就扔了。”

接过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我心里又激动又忐忑。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当老板，能不能成，就看这一遭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先把铺子里的旧货架、旧柜台清理出去，请了个木匠，把墙面刷白，地面铺了层水泥，又在墙上钉了些木板，做了简单的座位。座位是长条凳，一排能坐七八个人，总共摆了八排，加上过道，能容纳七八十人。

然后是买设备。最关键的是录像机和放映机，还有屏幕。我托人打听，在旧货市场淘了一台二手的日本录像机，花了八百块，又买了一块三米宽的白布当屏幕，挂在墙上。音响是找朋友攒的，两个喇叭挂在墙角，声音开大点，能震得人耳朵发麻。

最后是片源。这是录像厅的命根子。那时候，正规的录像带渠道少，大多是从广州、深圳那边偷偷运过来的港台片。我通过工地上认识的一个老乡，联系上了一个叫“强子”的人，他专门做片源生意。第一次拿货，我揣了五百块钱，买了十盘录像带，都是当时最火的武打片，像《霍元甲》《上海滩》《英雄本色》这些。

一切准备就绪，我在门口挂了块木牌子，用红油漆写着“兴隆录像厅”，下面写着营业时间：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票价一元，两部连映。

开业那天是周六，天刚亮，我就起来打扫卫生，把长条凳擦得干干净净，又买了几盆绿萝摆在门口，看着稍微洋气点。中午十二点，第一个顾客来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的确良衬衫，背着书包，怯生生地问：“老板，今天放啥片子？”

“《霍元甲》和《上海滩》，都是好片！”我连忙笑着说。

小伙子掏了一块钱，递到我手里，走进了屋里。没过多久，又陆续来了几个顾客，大多是年轻人，还有些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到下午两点，屋里已经坐了大半。

我关上屋门，拉上窗帘，屋里顿时暗了下来。我按下录像机的开关，屏幕上亮起了画面，伴随着激昂的音乐，《霍元甲》的片头开始了。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屏幕上的声音和观众们的呼吸声。

看着观众们聚精会神的样子，我心里一阵窃喜。这钱，有戏赚！

接下来的几天，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尤其是晚上，屋里挤得满满当当，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雇了个邻居家的小姑娘，负责卖票和打扫卫生，一个月给她三十块钱。我自己则负责放映片子，偶尔维持一下秩序。

赚钱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算了算账，除去房租、电费和小姑娘的工资，净赚了一千多块。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正式工半年的工资，我心里乐开了花。

爸妈也替我高兴，妈特意做了一桌子好菜，爸拿出珍藏的白酒，跟我喝了两杯：“磊子，没想到你这录像厅开得这么好。好好干，以后娶个媳妇，成个家。”

我笑着点头，心里也琢磨着这事。二十三岁，在当时也算是大龄青年了，身边的朋友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进了工厂，稳定下来了。我开了录像厅，也算有了个正经营生，是该考虑找个对象了。

但好景不长，麻烦很快就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屋里放片子，突然听到门口有人敲门。我以为是迟到的顾客，连忙跑去开门。门一打开，外面站着两个穿着警服的人，一男一女。男的身材高大，一脸严肃，女的中等身材，梳着齐耳短发，眼神锐利，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

“我们是南城派出所的，例行检查。”男警察掏出证件，晃了一下，“把你的营业执照拿出来看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跑进里屋，把营业执照拿了出来。营业执照是我开业前托人办的，经营范围是“录像放映服务”，手续齐全。

男警察接过营业执照，看了看，又递给旁边的女警察。女警察接过来看了一眼，又递给我，然后走进屋里，扫视了一圈。屋里的观众被突然进来的警察吓了一跳，都停下了看片子，齐刷刷地看着他们。

“老板，你这录像厅里有没有未成年人？”女警察开口了，声音清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语气。

“没有，没有，都是成年人。”我连忙说。

女警察没说话，走到观众席里，挨个看了看。有几个看起来年纪小的，赶紧低下头，不敢看她。女警察走到一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小伙子面前，停下了脚步：“你多大了？哪个学校的？”

小伙子吓得脸都白了，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十七了，快十八了。”

“十七还没成年，不能进录像厅。”女警察皱了皱眉，对他说，“现在赶紧回去，下次不许再来了。”

小伙子连忙点点头，起身跑出了屋。

女警察又检查了一下放映的片子，问我：“这些片子都是正规渠道来的吗？有没有黄色、反动的内容？”

“都是正规的，绝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我连忙保证，“我都是从正规批发商那里拿的货，每次拿货都检查过。”

男警察在旁边看了看音响和电线，说：“你这电线拉得太乱了，存在安全隐患。还有，屋里人太多，通风不好，万一发生火灾，跑都跑不出去。”

“是是是，我马上整改，马上整改。”我一边点头，一边心里嘀咕：这才开业一个月，就来检查了，以后还得了？

女警察又叮嘱了几句，比如要在门口贴个“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告示，要配备灭火器，要控制入场人数，然后才和男警察一起走了。

他们走后，屋里的观众才松了口气，片子继续放，但气氛明显不如刚才热烈了。我心里也堵得慌，好好的生意，被这么一查，搅得心烦。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检查，没想到，从那以后，那个女警察几乎天天来。

有时候是中午，有时候是晚上，每次来都不打招呼，直接推门进来，检查营业执照、片子内容、有没有未成年人，还有消防设施。每次检查都很仔细，一点细节都不放过。

有一次，她看到我门口的“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告示是手写的，皱着眉说：“手写的不行，不规范，去打印店打印一张，贴在显眼的地方。”

我没办法，只好去打印店打印了一张，贴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还有一次，她检查消防设施，发现我买的灭火器压力不够，说：“这灭火器要是真着火了，根本没用。明天之前，必须换一个合格的。”

我又赶紧去消防器材店，买了一个新的灭火器，放在门口，还特意贴了个标签，写着“定期检查，确保有效”。

次数多了，我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她叫林岚，是南城派出所的民警，刚参加工作不久，负责这一片的治安。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觉得她是故意针对我。别的录像厅也没见这么天天查的，怎么就我的录像厅这么招人待见？有时候，她来检查的时候，正好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一进来，观众们就紧张，有的甚至直接起身走了，影响我的生意。

有一次，她又来了，我忍不住跟她抱怨：“林警官，我这录像厅手续齐全，片子也正规，你怎么天天来查啊？你看，这都影响我生意了。”

林岚看了我一眼，表情严肃：“陈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录像厅属于公共娱乐场所，人员密集，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也容易传播不良信息，必须加强监管。我不是针对你，所有的录像厅我都会查。”

“那也不用天天来吧？”我有点不服气。

“怎么不用？”林岚的语气硬了起来，“现在是严打期间，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都在严查。万一你这里出了问题，谁负责？我告诉你，陈老板，别嫌我查得严，我这是对你负责，也是对观众负责。”

她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心里又气又无奈。

我跟旁边开杂货铺的王大爷吐槽，王大爷笑着说：“磊子，你别怨人家小林警官。她是个好姑娘，认真负责。你没听说吗？她刚从警校毕业，一股子冲劲，想把工作做好。你呀，就配合着点，她查她的，你做你的生意，互不耽误。”

话虽如此，但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不过，我也知道，林岚说得有道理，她确实是在履行职责，没有故意找茬。而且，经过她这么多次检查，我的录像厅也规范了不少，安全隐患也消除了，生意反而比以前更稳了。

有时候，她来检查的时候，要是没什么问题，也会站在门口看一会儿片子。我发现，她好像也喜欢看武打片，有时候看得入神，嘴角还会微微上扬。

有一次，放的是《英雄本色》，她站在门口看了十几分钟，直到同事来叫她，才依依不舍地走了。走之前，她还跟我说：“这片子挺好看的，下次有新的武打片，记得告诉我一声。”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还会跟我说这个。我点了点头：“好，下次有新片，我给你留张票。”

她笑了笑，没说话，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发现林岚来检查的时候，语气柔和了不少。有时候，检查完了，还会跟我聊几句，问问生意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我也渐渐放下了对她的抵触，开始配合她的工作。她让我整改的地方，我都及时整改；她提醒我注意的事项，我都记在心里。有时候，她来晚了，我还会给她倒杯水，让她歇会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林岚之间的关系，在一次次的检查和交流中，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发现，这个看起来严肃认真的女警察，其实内心挺善良的，而且很有责任心。而林岚，也好像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被监管对象”，有时候还会跟我分享她工作中的趣事和烦恼。

我心里隐隐觉得，这个天天来查我录像厅的女警察，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甚至，有时候她没来检查，我还会有点不习惯。

那天晚上，录像厅快关门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大雨。我正在收拾东西，突然听到门口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没带伞的顾客，连忙跑去开门。

门一打开，外面站着的是林岚。她浑身都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警服也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

“林警官，你怎么来了？这么大的雨。”我连忙让她进来。

“刚下班，路过这里，想进来避避雨。”林岚走进屋里，打了个喷嚏。

“你等着，我给你拿条毛巾。”我连忙跑进里屋，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递给她。

林岚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上和头发上的雨水，说了声“谢谢”。

屋里的暖气开着，很暖和。林岚站在屋里，看着空荡荡的观众席，还有墙上挂着的屏幕，轻声说：“你这录像厅，收拾得挺干净的。”

“还好，每天都打扫。”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别感冒了。”

林岚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点了点头：“谢谢你，陈老板。”

“不用谢，应该的。”我笑了笑，“你天天来查我，也挺辛苦的。”

林岚也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这么灿烂。她的笑容很干净，像雨后的阳光，一下子照亮了整个屋子。

“其实，我也不想天天来麻烦你。”林岚轻声说，“只是这一片的治安压力大，录像厅又是重点监管场所，我不得不仔细点。”

“我理解，工作嘛。”我说，“以前我还觉得你是故意针对我，现在想想，是我太狭隘了。”

林岚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对不起，陈老板，可能我以前的方式太生硬了，让你误会了。”

“没事，都过去了。”我摆了摆手，“现在挺好的，你查得严，我也放心，观众也放心。”

那天晚上，雨下了很久。林岚在我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雨小了之后才走。临走的时候，她跟我说：“陈老板，以后有什么事，比如遇到地痞流氓骚扰，或者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可以去派出所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

她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是派出所的办公电话。我小心翼翼地把号码记在本子上，心里暖暖的。

我知道，我和林岚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很微妙，像是春天的种子，在心里悄悄发了芽。

1983年的秋天，南城的风渐渐凉了。我的录像厅生意依旧红火，而那个天天来查岗的女警察林岚，也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我不知道这份感情会走向何方，但我知道，从她第一次走进我的录像厅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悄然改变了。

第二章 录像厅里的烟火与风波

入秋以后，南城的夜晚凉快了不少，我的兴隆录像厅生意也迎来了一个小高峰。每天晚上，屋里都坐得满满当当，甚至有人提前半小时就来占座，手里攥着一块钱，眼巴巴地等着开门。

林岚还是天天来查，只是时间规律了些，大多是晚上七点多，正是观众最多的时候。她来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进门就皱着眉检查，而是先朝我点下头，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绕着观众席走一圈，看看有没有未成年人，再检查一下消防设施，有时候还会和熟络的观众打个招呼。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经常来的老顾客，是附近机床厂的工人老王，笑着说：“王师傅，又来看片子啊？”

老王嘿嘿一笑：“小林警官，你也来查岗啊？陈老板这儿的片子都是好片，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你放心。”

林岚点了点头：“那就好，你们看片子也要注意安全，别抽烟，别拥挤。”

老王连忙说：“知道知道，陈老板天天提醒我们。”

我站在门口，看着林岚和观众们说话的样子，心里挺受用的。她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警察，更像是一个关心大家的朋友。有时候，她检查完了，要是时间还早，就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会儿片子，我会给她搬个凳子，让她坐着看。

她看片子的时候很认真，遇到紧张的情节，会不自觉地攥紧拳头；遇到搞笑的情节，会忍不住笑出声。我发现，她其实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只是工作的时候习惯了严肃。

有一天晚上，放的是《少林寺》，片子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个小伙子站起来，大声喊：“老板，再放一遍！我们还没看够！”

他一喊，其他观众也跟着起哄：“对，再放一遍！再放一遍！”

我有点为难，按照规定，一张票只能看两部片子，要是再放一遍，就超时了，而且也会影响后面的场次。我正要解释，林岚突然开口了：“大家安静一下。”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

林岚看着那个小伙子，说：“这位同志，录像厅有录像厅的规定，一张票看两部片子，已经很划算了。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后面的观众怎么办？而且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再放一遍，就超过营业时间了，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小伙子有点不服气：“我们花钱了，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话不能这么说。”林岚的语气严肃起来，“凡事都要讲规矩，不能只顾着自己。你要是没看够，可以明天再来，陈老板这里天天都有好片子。”

小伙子还想说什么，旁边的人拉了拉他的胳膊：“算了算了，小林警官说得对，明天再来吧。”

小伙子瞪了我一眼，悻悻地坐下了。片子结束后，观众们陆续离开，那个小伙子走的时候，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什么。

我心里有点发毛，跟林岚说：“这小伙子看起来挺横的，不会来找麻烦吧？”

林岚说：“别担心，他就是一时冲动。我已经记住他的样子了，要是他敢来捣乱，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五分钟就到。”

“好，谢谢你，林警官。”我心里暖暖的。

“跟我客气什么。”林岚笑了笑，“我走了，你也早点关门，注意安全。”

看着林岚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我心里踏实了不少。自从她天天来查岗，录像厅里的秩序好了很多，以前偶尔会有打架斗殴、抽烟起哄的情况，现在几乎没有了。观众们都知道，这里有警察天天来查，没人敢捣乱。

生意好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最头疼的是片源问题。随着录像厅越来越多，片源变得紧张起来，好片子大家都抢着要。强子那边的片子，更新越来越慢，而且价格也涨了。有时候，为了拿到一部新片子，我得提前预付定金，还得等好几天。

有一次，我听说广州那边来了一批新的武打片，叫《醉拳》，特别火。我赶紧给强子打电话，让他帮我留一盘。强子说，这片子抢手得很，要加五十块钱才能拿到。我咬了咬牙，答应了。

等了三天，片子终于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拿到录像带，晚上就放给观众看。没想到，片子放到一半，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堪入目的镜头，观众们一下子炸开了锅，有的吹口哨，有的起哄，还有的直接站起来骂我。

我当时就懵了，赶紧关掉录像机，不停地给大家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这片子里有这些内容，我马上换片子。”

我换了一盘老片子，观众们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但还是有几个人不依不饶，要求退钱。我没办法，只好给他们退了钱。

这件事让我又气又怕。气的是强子坑我，给我这么一盘片子；怕的是万一被林岚查到，我的录像厅就完了。

第二天，我拿着片子去找强子，让他退钱。强子一开始不承认，说我自己换了片子，后来见我态度坚决，又怕我举报他，只好给我退了一半的钱。

我心里清楚，跟强子这种人打交道，风险太大了。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其他的片源渠道，只能小心翼翼地拿货，每次拿到片子，都要先自己看一遍，确认没问题了再放给观众看。

这件事之后，我变得格外谨慎。林岚来检查的时候，我主动跟她坦白了这件事，说自己不小心拿到了违规片子，已经处理了，以后一定会严格把关。

林岚没有批评我，只是说：“陈老板，片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找正规渠道。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你的录像厅要被停业整顿，你还得承担法律责任。”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一定注意。”我连忙保证。

“其实，我认识一个正规的片源批发商，是市局文化科推荐的，片子都是经过审核的，绝对没问题。”林岚说，“我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你可以联系他试试。”

我心里一阵感激：“真的吗？太谢谢你了，林岚！”

这是我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没有加“警官”两个字。林岚愣了一下，脸颊微微泛红，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地址，递给我。

“你联系他的时候，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会给你优惠的。”林岚说。

“好，太谢谢你了。”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收好，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我知道，林岚是真心想帮我。她不仅没有因为这件事为难我，还主动给我介绍正规的片源渠道，这份心意，让我很感动。

按照林岚给的联系方式，我联系上了那个批发商。他叫老周，在市里开了一家文化用品店，暗地里做片源生意。我跟他说是林岚介绍的，他果然很热情，给我看了很多片子，都是正规的港台武打片、言情片，还有一些国内的经典电影。

老周的片子价格虽然比强子的贵一点，但质量有保障，而且更新及时。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从老周那里拿货，再也没出过片源问题。

生意稳定了，我和林岚的关系也越来越近。有时候，她下班早，会特意绕到我的录像厅，看一场片子再回家。我会给她留一个最好的位置，有时候还会给她带点零食，比如瓜子、花生之类的。

她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要，后来也就习惯了。我们会在片子结束后，聊一会儿天，聊聊片子的内容，聊聊工作上的事，聊聊生活中的烦恼。

我知道了林岚的家庭情况。她老家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从小就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后来考上了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南城派出所。她工作很努力，就是想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

林岚也知道了我的情况。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我高中毕业后就下乡了，返城后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开录像厅是我第一次创业。她很佩服我的勇气，说我不像其他待业青年那样浑浑噩噩，而是敢想敢干。

有一次，我跟她聊起下乡的日子，说那时候条件苦，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累得要命，但也很充实。林岚听得很认真，说：“我真佩服你们这些下乡知青，能吃那么多苦。”

我说：“苦是苦，但也磨练了意志。现在开录像厅，再苦再累，我都能扛得住。”

林岚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敬佩：“你真了不起。”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临走的时候，林岚说：“陈磊，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别一个人扛着，跟我说，我会尽力帮你的。”

“好。”我点点头，看着她的眼睛，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我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正直、善良、有责任心的女警察了。

但我不敢表白。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她是正式的警察，吃公家饭，而我只是个开录像厅的个体户；她文化程度高，而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我怕她拒绝我，更怕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和林岚之间的暧昧越来越浓，但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有一天，一件事的发生，让我们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那天晚上，录像厅快关门的时候，突然闯进来几个地痞流氓，为首的是一个叫“虎子”的家伙，是这一片出了名的混混。

虎子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棍子，一进门就把门关了，大声喊：“陈磊，出来！”

我正在收拾东西，听到声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是来找麻烦的。我连忙走出去，强作镇定地说：“虎子哥，有事好说，别动手。”

“好说？”虎子冷笑一声，“你小子开录像厅赚了不少钱吧？也不说孝敬孝敬哥几个？今天，要么给我们拿五百块钱，要么，我就砸了你的录像厅！”

我心里很清楚，这些地痞流氓就是想敲诈勒索。我刚想跟他们理论，虎子身后的一个家伙突然拿起旁边的凳子，朝着屏幕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屏幕被砸破了，玻璃碎片溅了一地。

观众们吓得尖叫起来，纷纷往门口跑，但门被虎子的人堵住了。

“谁都不许走！”虎子大喊一声，“今天这事没完！”

我急了，冲上去想阻止他们，却被虎子一拳打倒在地。我趴在地上，感觉鼻子一热，鲜血流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大喝：“住手！”

我抬头一看，是林岚！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手里拿着警棍，眼神凌厉地看着虎子等人。

虎子等人看到警察来了，顿时慌了，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小林警官，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们跟陈磊之间的私事。”

“在公共场合聚众闹事，敲诈勒索，还动手打人，这已经不是私事了！”林岚的语气冰冷，“我警告你们，马上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虎子知道林岚的厉害，以前他们几个就被林岚抓过几次，心里有点怕。但他仗着人多，还是不肯服软：“小林警官，你别太嚣张了，我们这么多人，你一个人也拦不住我们。”

“是吗？”林岚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对讲机，“我已经呼叫支援了，派出所的同事马上就到。你们要是不想坐牢，就赶紧投降！”

虎子等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他们知道，要是被派出所的人抓住，肯定没好果子吃。虎子咬了咬牙，说：“兄弟们，撤！”

说完，他们推开门口的观众，狼狈地跑了。

林岚没有追，而是赶紧跑到我身边，蹲下来，关切地问：“陈磊，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

我捂着鼻子，摇了摇头：“没事，就是流了点血。”

林岚从口袋里掏出纸巾，小心翼翼地帮我擦了擦脸上的血：“还说没事，流了这么多血。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她扶着我，慢慢站起来。观众们都围了过来，关心地问我有没有事。我跟大家说了声“没事，谢谢大家”，然后让邻居家的小姑娘留下来收拾残局，自己则跟着林岚去了医院。

医院里，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说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给我消了毒，又开了点消炎药。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半夜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亮着。林岚扶着我，慢慢走着。

“都怪我，要是我早点来，你就不会受伤了。”林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责。

“不怪你，是我自己没本事，让他们欺负到头上了。”我说。

“跟你没关系，是那些地痞流氓太嚣张了。”林岚说，“你放心，我已经把他们的情况上报了，一定会抓住他们，给你一个交代。”

我看着林岚，心里暖暖的。在我最狼狈、最无助的时候，是她站出来保护我。我再也忍不住了，鼓起勇气，对她说：“林岚，我喜欢你。”

林岚愣住了，停下脚步，抬头看着我。路灯的光线照在她的脸上，能看到她脸颊泛红，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低着头，声音有点沙哑，“你是警察，我是个开录像厅的个体户。但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从你第一次来我录像厅检查开始，我就慢慢爱上你了。我知道，这个请求可能有点唐突，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心意。”

说完，我紧张地看着林岚，等待着她的回答。

林岚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拒绝我。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陈磊，我也喜欢你。”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也喜欢你。”林岚的脸颊更红了，声音也小了很多，但很坚定，“从你每次都很配合我的工作，从你主动跟我坦白片源问题，从你对观众们的耐心，我就觉得你是个正直、善良、有责任心的人。我也早就爱上你了，只是一直没敢说。”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把抱住了林岚。她没有反抗，而是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

街上的路灯亮着，晚风轻轻吹过，带着一丝凉意，但我的心里却像揣了个小火炉，温暖无比。

1983年的深秋，在南城的街头，我和那个天天来查我录像厅的女警察，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们的恋爱，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甜言蜜语的攻势，只有平淡而真实的陪伴。她依旧天天来我的录像厅检查，只是检查完了，会多待一会儿，跟我聊聊天；我依旧每天开我的录像厅，只是心里多了一份牵挂，会想着她什么时候来，有没有吃饭，工作累不累。

有时候，她下班晚了，我会给她留一份饭，放在保温桶里；有时候，我收摊早了，会去派出所门口等她，送她回家。我们的恋爱，就像南城的烟火气，平淡而温暖，却充满了力量。

但我们的恋爱，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首先是林岚的家人。她的父母听说她找了个开录像厅的个体户，坚决反对。她的父亲在电话里跟她说：“岚岚，你是警察，怎么能找个个体户？个体户不稳定，而且社会关系复杂，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会吃苦的。我告诉你，赶紧跟他分手，我给你介绍一个正式工，是教育局的，条件比他好多了。”

林岚跟她父亲据理力争：“爸，陈磊是个好人，他正直、善良、有责任心，他开录像厅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不偷不抢，有什么不好的？我喜欢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你简直是胡闹！”她父亲气得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林岚的父母天天给她打电话，劝她分手，甚至威胁她说，如果她不分手，就不认她这个女儿。林岚压力很大，每天都愁眉苦脸的。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跟她说：“林岚，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跟家里闹僵。”

林岚看着我，眼神坚定：“陈磊，我不会跟你分手的。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身份。我爸妈那边，我会慢慢说服他们的。”

“可是……”

“别可是了。”林岚打断我，“我们一起努力，总会让他们接受你的。”

看着林岚坚定的眼神，我点了点头。我知道，我不能退缩，我要证明给林岚的父母看，我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除了林岚的家人，单位里也有不少闲言碎语。有人说林岚傻，放着好好的正式工不找，找个开录像厅的；有人说我是为了利用林岚，让她以后少查我的录像厅；还有人说我们俩身份悬殊，肯定走不到最后。

林岚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她依旧每天来我的录像厅检查，依旧跟我出双入对。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她喜欢我，她要跟我在一起。

为了让林岚的父母放心，我更加努力地经营我的录像厅。我不仅严格遵守各项规定，还主动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比如，社区组织义务劳动，我积极参加；社区组织捐款捐物，我也慷慨解囊。我还经常免费给社区的老人和孩子放一些教育片、科普片，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林岚也在努力说服她的父母。她经常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说我的优点，说我对她有多好，说我的录像厅经营得有多正规。她还把我的照片寄给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样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林岚的父母终于松口了，说愿意跟我见一面。

见面的那天，我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买了不少礼品，跟着林岚去了她老家。她的父母虽然还是有点冷淡，但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反对。我主动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讲我的创业经历，讲我的规划，讲我对林岚的感情。

吃饭的时候，我主动给他们夹菜，陪她父亲喝酒。她父亲喝了几杯酒，话也多了起来，对我也渐渐有了好感。

临走的时候，她的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磊，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踏实肯干的孩子。岚岚交给你，我放心。以后，你要好好对她，不能让她受委屈。”

我激动得连忙点头：“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林岚的，一辈子对她好。”

林岚的母亲也笑着说：“以后常来家里看看，我们老两口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希望你们俩能好好过日子。”

从老家回来，我和林岚都松了一口气。我们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1984年的春天，南城的花开了，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我的录像厅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我还雇了两个人帮忙，一个负责卖票，一个负责放映和打扫卫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和林岚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豪华的宴席，只有双方的家人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吃了顿饭。但我们都很幸福，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那天晚上，录像厅关门后，我和林岚坐在空荡荡的观众席里，看着屏幕上播放的《庐山恋》，那是我们都喜欢的一部电影。

“林岚，谢谢你。”我说，“谢谢你当初天天来查我，谢谢你喜欢我，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林岚靠在我的肩膀上，笑着说：“应该我谢谢你才对。谢谢你开了这个录像厅，让我有机会认识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谢谢你愿意等我。”

我紧紧地抱着她，心里充满了幸福。我知道，这个天天来查我录像厅的女警察，从今以后，就是我的老婆了。

我们的爱情，始于1983年的那个夏天，始于那个小小的录像厅。它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海枯石烂的承诺，只有平淡而真实的陪伴，只有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温暖。

我知道，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同心协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个小小的录像厅，见证了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见证了我们平凡而幸福的人生。它就像南城的烟火气，虽然平淡，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陪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

第三章 风雨同舟的日子

1984年婚后，我的兴隆录像厅成了我和林岚共同的牵挂。说是共同牵挂，其实林岚从不过问生意上的具体账目，她依旧每天来“查岗”，只是那身警服背后的眼神，多了几分温柔。有时候检查完，她会脱下警帽，坐在角落的凳子上，安安静静看半场片子，我忙完了就坐在她旁边，递上一杯温茶水，两人不说太多话，却觉得心里踏实。

那时候个体户的社会地位还不高，虽然我赚的钱比普通工人多，但难免会被人说闲话。有一次，林岚的同事跟她开玩笑：“小林，你老公天天守着录像厅，身边都是年轻姑娘小伙子，你就不担心？”

林岚当时就沉了脸：“我老公是什么人，我清楚。他开录像厅是正经生意，凭本事赚钱，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强多了。”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又暖又酸。暖的是她无条件信任我，酸的是她因为我，还要在单位里跟人解释。我跟林岚说：“要不我把录像厅盘出去，找个正式工作？”

林岚白了我一眼：“找什么正式工作？你开录像厅开得好好的，赚钱比他们多，活得也自在，干嘛要去看别人脸色？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在乎你是不是踏实过日子。”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更加用心地经营录像厅，不仅严把片源关，还在服务上多下功夫。比如，在门口搭了个雨棚，下雨天观众不用淋雨；在屋里装了吊扇，夏天更凉快；还买了几个暖水瓶，免费给观众提供热水。

生意越来越红火，有时候甚至要加场放映。我雇的两个人忙不过来，林岚下班早了，就会过来搭把手，帮着卖票、维持秩序。她穿着便装，跟普通的服务员没两样，观众们都知道她是我的老婆，也是派出所的警官，都很配合她，没人敢捣乱。

有一次，一个醉汉来录像厅闹事，非要进去看片子，又不肯买票，还辱骂售票的小姑娘。林岚正好在，她上前拦住醉汉，厉声说：“同志，请你遵守规矩，买票才能进。要是再闹事，我就报警了。”

醉汉酒壮怂人胆，指着林岚的鼻子骂：“你是谁啊？敢管老子的事？信不信老子抽你？”

林岚一点都不害怕，眼神凌厉地看着他：“我是派出所的民警。你要是再胡来，我现在就带你回派出所醒醒酒。”

醉汉看到林岚的气势，酒一下子醒了大半，嘟囔了几句，灰溜溜地走了。

观众们都为林岚鼓掌，说：“陈老板，你老婆真厉害！有她在，你这录像厅没人敢捣乱。”

我笑着说：“那是，她可是咱们这儿的守护神。”

林岚瞪了我一眼，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婚后第二年，林岚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对她更是呵护备至。不让她做家务，不让她熬夜，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她下班回来，我就给她揉腿、捶背，听她讲工作上的事。

林岚怀孕后，就很少来录像厅了。她怕里面人多拥挤，空气不好，影响胎儿。但她还是会每天给我打电话，叮嘱我注意安全，不要太累。

那时候，录像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南城又开了好几家录像厅，为了抢生意，有的老板开始放一些擦边球的片子，票价也压得很低。我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客流量比以前少了不少。

我心里很着急，想降价，又怕赚不到钱；想放那些片子，又怕被查，更怕对不起林岚。我跟林岚商量，林岚说：“咱们不能跟他们学，那些片子虽然能吸引观众，但风险太大，早晚要出事。咱们还是坚持放正规片子，做好服务，顾客慢慢会回来的。”

我觉得林岚说得有道理，就没有跟风。为了吸引顾客，我增加了片子的种类，除了武打片、言情片，还引进了一些国外的经典电影和国内的纪录片。我还搞了会员制，办理会员卡的顾客可以享受八折优惠，还能优先选座。

慢慢地，我的录像厅又恢复了往日的人气。很多老顾客都说，还是我这里的片子正规，环境好，服务周到，愿意来我这里看。

林岚快生的时候，我把录像厅交给雇的两个人打理，自己专心照顾她。1986年的冬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陈阳，希望他像太阳一样阳光、健康。

儿子的出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我们的责任更重了。林岚休完产假后，就去上班了。我一边开录像厅，一边照顾儿子，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儿子半夜哭闹，我要起来哄他，第二天还要早早起来去录像厅开门，累得眼圈发黑。

林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下班回来，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儿子的责任，让我能好好休息。有时候，她还会请半天假，去录像厅帮我打理生意，让我回家陪陪儿子。

我们的日子虽然忙碌，但很幸福。儿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可爱。他会说话后，第一个

83年，我开了个录像厅，一个女警天天来查，后来成了我老婆

尾声 旧影温酒，岁月情长

2023年的深秋，北方小城的风带着几分凉意，刮过老城区的柏油路，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李建国推着轮椅，慢慢走在河边的步道上，轮椅上坐着的是他老伴，张岚。

张岚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固定着。她的腿脚不太灵便，三年前摔了一跤，伤了膝盖，之后就离不开轮椅了，但眼神依旧清亮，像极了三十多年前，她穿着警服，第一次走进“建国录像厅”时的模样——锐利，却藏着不易察觉的温和。

“慢点走，前面有个台阶。”张岚轻轻拍了拍李建国的手背，声音带着岁月沉淀后的沙哑，却依旧透着当年那股子利落劲儿。

李建国“哎”了一声，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抬起轮椅前轮，慢慢越过台阶，又稳稳放下：“放心吧，你老公这辈子别的不行，照顾人还是靠谱的。”

他的头发也白了大半，额头上的皱纹深如沟壑，那是年轻时熬夜守录像厅、后来跑运输、开小卖部留下的痕迹。但他的腰板还算硬朗，推着轮椅的手依旧有力，只是指关节有些变形，是常年干体力活落下的老毛病。

步道旁的长椅上，几个老头老太在晒太阳、聊天，看到他们俩，都热情地打招呼：“老李，老张，又出来遛弯啦？”

“是啊，天儿好，出来透透气。”李建国笑着回应，推着张岚走到空着的长椅旁，放下轮椅的刹车，在她身边坐下。

张岚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块折叠好的棉布，铺在李建国腿上：“风大，别着凉了。你那老寒腿，比天气预报还灵。”

“知道了知道了，你比当年查我录像厅还严。”李建国笑着打趣，顺手把棉布往上拉了拉，盖住膝盖。

这话一出，两人都沉默了片刻，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远处的老城区方向。那里，曾经矗立着“建国录像厅”的两层小楼，如今早已被翻新成了连锁超市，门口的LED屏闪烁着广告，再也找不到半点当年的痕迹。

但那些记忆，却像录像带里的画面，一帧帧在两人脑海里回放。

1983年的夏天，李建国用攒了三年的积蓄，盘下了那间临街的小二楼，刷上白墙，摆上三十张折叠椅，买了一台二手放映机和十几盘录像带，“建国录像厅”就开张了。那时候，录像厅是小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年轻人挤在昏暗的房间里，盯着屏幕上的武打片、言情片，跟着剧情欢呼、叹气，空气中弥漫着香烟味、汗味和廉价瓜子的味道。

而张岚，是城关派出所刚分配来的女警，管的就是这一片的治安。那时候的她，扎着马尾辫，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腰里别着警棍，每天雷打不动地来录像厅查岗——查有没有未成年人，查有没有播放禁片，查消防通道通不通畅。

“李老板，今天又放什么片子？”第一次上门时，张岚的声音清脆，带着几分公事公办的严肃，眼神扫过满屋子的人，锐利得像刀子。

李建国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心里有点发怵，却还是硬着头皮笑：“张警官，都是正经片子，《霍元甲》《庐山恋》，绝对没禁片。未成年人也都清出去了，您放心。”

话是这么说，心里却嘀咕：这女警也太较真了，别的地方查岗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倒好，天天来，比我开门还准时。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张岚查岗的时间越来越固定，有时候来早了，片子还没开始放，李建国就给她倒杯热茶，让她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会儿。她也不推辞，坐下喝着茶，偶尔跟李建国聊几句，大多是关于录像厅管理的，偶尔也会说几句自己的工作，抱怨几句派出所的琐事。

李建国渐渐发现，这个天天来查岗的女警，其实外冷内热。有一次，一个小混混在录像厅里闹事，砸了椅子，还想动手打人，是张岚刚好来查岗，二话不说冲上去，几下就把小混混制服了，那股子泼辣劲儿，让李建国又佩服又心动。

后来，录像厅生意越来越好，李建国又添了十几张椅子，还雇了个伙计。张岚依旧天天来查岗，只是语气里少了几分严肃，多了几分温和。有时候李建国忙得顾不上吃饭，她还会从食堂带两个馒头、一份咸菜过来，放在柜台上：“趁热吃，别饿坏了。”

李建国心里暖暖的，开始主动跟她搭话，聊片子，聊家常，聊自己的梦想——想把录像厅开得再大一点，想让更多人看到好片子。张岚听得认真，偶尔会提几句建议：“别只顾着赚钱，安全最重要，尤其是消防，一定要盯紧了。”

情愫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查岗和叮嘱中慢慢滋生。1985年的情人节，李建国鼓起勇气，在张岚查岗结束后，递给她一张《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电影票：“张警官，这片子挺感人的，我多买了一张，你要不要去看看？”

张岚愣了一下，脸颊红了，接过电影票，小声说了句：“好。”

那天晚上，两人一起去了城里唯一的电影院。电影散场后，李建国送张岚回派出所宿舍，走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快到宿舍门口时，张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李建国：“李建国，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说。”李建国心里怦怦直跳。

“以后，我可能不能天天来查岗了。”张岚的声音有点低，“所里要调整分工，我要去管户籍了。”

李建国心里一沉，随即又笑了：“没事，你不管查岗，我也会天天给你带热茶。”

张岚抬起头，看着他，眼里闪着光：“李建国，你是不是喜欢我？”

李建国脸一红，挠了挠头，索性豁出去了：“是，我喜欢你。从你第一次帮我制服小混混的时候，就喜欢了。”

张岚笑了，那是李建国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灿烂，像春天的花。她点了点头：“那行，那我们就处对象吧。”

就这么简单，天天来查岗的女警，成了李建国的对象。1986年的国庆节，两人结婚了，婚礼办得很简单，请了派出所的同事、录像厅的伙计和几个亲朋好友，在小饭馆里摆了几桌酒。那天，张岚没穿警服，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美得让李建国移不开眼。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温馨。张岚在派出所管户籍，每天忙忙碌碌；李建国的录像厅生意依旧红火，只是他再也不用怕查岗了，因为家里就有个“最大的警官”。张岚依旧会管着他，让他注意安全，不许播放不良影片，不许接纳未成年人，李建国都一一照做。

1988年，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李明。李建国给录像厅换了新的放映机，增加了儿童影片的场次，有时候张岚休息，会带着李明来录像厅，一家人坐在角落里，一起看片子，那是李建国最幸福的时光。

可时代变得快，90年代初，VCD、DVD开始普及，家家户户都有了放映设备，录像厅的生意一落千丈。李建国咬着牙撑了几年，最终还是在1995年关掉了录像厅。那一天，他把放映机、折叠椅都卖掉了，只留下了几盘他最喜欢的录像带，还有那块写着“建国录像厅”的木牌子，拿回了家。

张岚没有抱怨，只是安慰他：“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们再想想别的出路。”

后来，李建国跟着朋友跑过运输，开过小卖部，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过得安稳。张岚在派出所干了一辈子，从户籍警到副所长，再到退休，始终勤勤恳恳，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儿子李明也很争气，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工作，成了家，有了孩子。

岁月流转，当年的年轻小伙和飒爽女警，都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那几盘录像带早已放不出来了，木牌子也被李建国挂在了阳台的墙上，漆面剥落，却承载着两人最珍贵的回忆。

“想什么呢？”张岚的声音把李建国拉回了现实。

“想当年你天天来查岗的事儿。”李建国笑了，“那时候我还挺怕你，觉得你太较真了。”

张岚也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却依旧温柔：“那时候所里规定严，我又是新人，不得认真点？再说，你那录像厅人多眼杂，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还是你想得周到。”李建国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有些粗糙，却很温暖，“说起来，还得谢谢你天天来查岗，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更不会走到一起。”

“缘分这东西，说不清。”张岚叹了口气，“那时候谁能想到，天天查岗的女警，会嫁给开录像厅的老板呢？”

两人相视一笑，眼里都满是温情。风又吹过，带着河边的草木清香，远处的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打闹，笑声清脆。

“对了，儿子说下个月带孙子回来，想看看咱们当年开录像厅的地方。”张岚说。

“好啊，”李建国点点头，“到时候带他们去超市逛逛，跟他们说说，这里以前是你爸的录像厅，你奶奶天天来这儿查岗，查着查着就成了你奶奶。”

张岚笑着捶了他一下：“就你会说。”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两人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李建国推着轮椅，慢慢往家走，张岚靠在轮椅上，看着身边的老伴，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一辈子很长，有起有伏，有苦有甜。李建国错过了录像厅最辉煌的后期，却收获了最珍贵的爱情；张岚放弃了年轻时的一些任性，却拥有了安稳幸福的家庭。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坚守，像老录像带里的画面，虽然模糊，却温暖人心。

回到家，李建国把张岚扶到沙发上，给她倒了杯温水，又从阳台的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那几盘旧录像带和一块小小的木牌，木牌上“建国录像厅”五个字依旧清晰。

“你又拿这个出来干什么？”张岚问。

“想看看。”李建国拿起木牌，轻轻摩挲着，“这可是咱们爱情的见证。”

张岚看着他，眼里满是笑意：“都老古董了，还当个宝贝似的。”

“可不是宝贝嘛。”李建国坐到她身边，把木牌放在两人中间，“当年我开录像厅，是想让大家有个地方消遣；现在老了，就想陪着你，看着孙子长大，平平安安的，就够了。”

张岚握住他的手，轻轻点头：“嗯，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

窗外的夜色渐渐浓了，城市的灯光亮了起来，温暖而祥和。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李建国和张岚坐在沙发上，依偎在一起，看着窗外的灯火，心里满是知足。他们的爱情，始于80年代的录像厅，始于一次次的查岗，没有浪漫的告白，没有奢华的婚礼，却在平淡的日子里，沉淀出最真挚的情感。

岁月无情，带走了青春，留下了沧桑；但岁月也有情，让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相伴一生。

那间小小的录像厅，早已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但它见证的爱情，却像陈年的老酒，越品越香，温暖了往后的每一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