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日两国关系，美国如何控制整个日本？恩怨长达百年

黑船到麦克阿瑟：几代日本人的心事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一朝轮船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这是我国近代研究日本学者黄遵宪先生的诗句，用来描述德川幕府在面对美国蒸汽轮船叩关时，日本民众的惊恐景象。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普通人，某天走在码头边，抬头一看，天边冒烟，像几只巨大的铁兽，正笨拙又笃定地爬过来？他能做什么？躲开，还是张大嘴盯着看？一百多年后，日本人的命运，或许就从这个“张大嘴”的瞬间开始折腾起来。

1853年初夏，浦贺海面闷热得很，小松在码头背着麻袋，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淌。他本以为又是寻常的一天，结果那四条冒黑烟的铁船突然顶风而入，水面被压得发闷，海鸥绕了几圈都不敢落。小松把麻袋丢在地上，手里还攥着一条盐鱼，愣住——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怪物”。等幕府的大人们回过神，佩里已经递上了那封硬邦邦的信，话不多，意思明白：要见面，要做买卖，要补煤补水，要照顾他们在海上出事的人。

对岸那群人打算盘打得比风还快。沿着这座岛国把船补足了，再去更远的地方做生意——听起来确实划算。至于日本人当时有没有准备好，没人顾得上问。门缝一开，风就顺着灌了进来。日本的读书人气不过，街头巷尾议论从没断过；年轻人热血上头，觉得旧制度像湿柴，怎么点都点不着。接下来几十年，我们都知道名字的事先后发生：大政，维新，洋服取代和服，火车穿过稻田，武士把刀收进玻璃柜，国家像一匹刚挣断缰绳的马，咆哮着一路往前跑。

跑得顺了，容易自信过头。打赢俄国那场仗，很多人第一次觉得“我们也行”，眼睛里开始有光。但盛景背后，另一个东西悄悄长出来——你说是“好战的念头”也行，说是“要证明自己”的拧劲也行。等到1929年那场经济雷击过来，工厂的汽笛哑了，饭桌上的味噌汤更淡，失了业的男人在路边抽烟，看着孩子背着空书包出门。有人在街头喊出新理论的词儿，听起来很新鲜；有人说，枪能解决账单。舆论一层一层地拧成麻绳，拉着这个国家往外走——去打，去占，去把压力往外头甩。

后来发生了什么，也不必我多说。火烧东京，深夜的警报像鞭子抽在屋檐上；南洋的热风里，年轻人的骨灰没能回家。等到一切停下来，日本躺在废墟上，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炮弹，是一个高个子美国人，叼着烟斗，鞋擦得发亮。有人叫他将军，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给他起了个带“天皇”味的外号。住在银座小巷里的川上太太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报纸上——照片里，他和那个还留着神情的天皇站在一起。她心里一沉：这回大概要变天了。

变，确实是要变的。第一件事，是让所有枪声停下。陆上的、海上的、天上的，统统收拢。那些开过会、发过号令的军官被请下台，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去原来的位置；更重的，当然也有判决书。东京有一桩审判，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证词，走过堂的身影一个又一个。旁边的茶馆里，坐着看热闹的人，会叹口气：这账，总要有人来还。

但真正影响长远的，不是这些“眼前的热热闹闹”。是那本新的法律，是其中那条不许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条款。有人管它叫“和平”的约定，意思很简单：你可以防守，但别往外打。法条写在纸上，像在一个爱冲动的少年脖子上套了一根圈。很多年后，一个叫安倍的首相，围着这根圈摸来摸去，想看看能不能松一松——可见这条线在他们政治心里有多要紧。

当然，美国也不是空手来谈道理的。基地留了下来，飞机起落的声音成了某些城市的背景音。参谋体系对接着，海上的队伍和天空的队伍要看彼此眼色。纸面上，日本自己也有队伍，但离开某个红白相间的旗子，要独自迈出那一步，就会有人问：你干嘛去？不容易。

钱呢？一开始，美国是真的不想搭理这块烫手山芋。珍珠港那口气，谁都吞不下，又怕这座岛重新长出肌肉。后来，半岛那边突然动起刀来，工单像雪片一样打进来，保守派的议员拿着一叠订单笑得合不拢嘴，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与此同时，一个叫道奇的经济人到了东京，他干的第一件事像踢开孩子的学步车：补贴停了，那只叫“复金”的旧机器也关了，汇率被一把钉子钉在360的位置上。紧了紧皮带，工厂的烟囱又冒起来。通胀没再疯长，卖出去的货越来越多，日本人发现自己竟然靠出口这条路跑顺了。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电车更挤了，工资条更厚了，电视机和冰箱走进了更多家。那是他们的光景年头，街边的居酒屋吵闹到半夜，年轻人穿着西装挤末班车回家。但这条路也有天花板。岛上缺油，缺粮，手里没有麦子和油的开关。大宗商品的节奏掌握在别人手里，稍微卡一下咽喉，你就得停下来喘。更何况，尖端技术层层设门，越往上，门越紧。有家公司偷偷把机床卖给了对岸的老对手，结果被当场按住了手腕，不光挨罚，还被当成了“不要乱动”的典型。自那以后，更高的那阶梯，别人看得更严了，换了一个叫三星的邻居，接过了往上爬的机会。

1985年，在纽约的某家酒店，几方坐下来把汇率按了一把。日元上去了，泡泡吹大了，房子变得像可以生钱的树。等有人惊觉，树其实是纸糊的，风一吹就倒。泡沫破裂后的日本，就像清晨宿醉醒来的中年人，捂着太阳穴坐在床边，三十年里，一直在想办法缓过劲儿来。经济学家爱给这个阶段起名字，听起来挺像书名，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那只是——加班不涨薪，邻居的店关了又换新的招牌，孩子不敢随便换工作。

另一边，变的还有脑子里的那盏灯。有人写过一本书，说日本人“拥抱了战败”。这话不一定好听，却有一种残酷的准确。你看日本文化里那个“崇强”的内核——打你的人如果足够强，转身尊敬他，好像在逻辑上也能说通。那个把东京烧得发红的美国将领，后来居然也拿到了勋章。麦克阿瑟更不用说了，走在街上像明星。对很多日本人而言，他带来的是一种叫“自由”和“个性”的词，这些词在战前的教科书里不多见。

他做的事，有些是象征的刀法。让天皇在新年的那一天对全国说，自己并非神，人与人之间靠信任相连。这句话像把一个时代轻轻按灭了。再把神道和皇室慢慢剥离开来，神归神、人归人。学校也悄然变了，过去那种喊口号式的国体说教少了，地方可以决定更多自己的事，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会了举手反驳。很多年后，东京的街头仍旧会在皇室大事上铺满旗帜，但你能从人们眼神里看出，它更像一个礼仪的存在了。

说回那根圈。美国人把它栓得不紧不松，松到经济能复苏，紧到军靴迈不出国门。日本人也习惯了背着它跑，跑出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工业史：从收音机到汽车，从相机到游戏机。但骨子里那点锋利，从来没彻底消失。你问一个军人出身的老头，他会说，刀不在腰上，不等于忘了怎么用。这个民族的自我要求与自我克制，像拔河一样，几十年都没停下。

再来说说小人物的命运。码头工人小松的孙子，做了电工，在新干线的轨道边吃便当；川上太太的儿子，曾在冲绳附近的基地外面举过牌子抗议噪音。平成末年，一个叫佐藤的年轻工程师在公司食堂里谈论修宪，他说他理解安全上的焦虑，也怕回到祖父的年代。他说，他希望有一天不再需要借别人的保护伞，但也不希望因为一时的冲动，换来一场再也赔不起的灾难。人就是这么矛盾，国家亦然。

到了今天，你再看那段百年纠缠：美国像牵着一条野性未驯的狼，把它喂得健壮，却随时捏着链子；日本则一边舔舐旧伤，一边在工业的殿堂里精雕细琢，心里还藏着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更多时候，是人在极限中的选择。

有时候我会想，那天在浦贺发愣的小松，如果能看见后来的这一切，会怎么说？他大概会苦笑：怪物不止在海上，也在心里。至于那根圈，什么时候会松、会断、会被自己解开？没人能提前写剧本。我们只能在海风里，继续看着，等下一声远处的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