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去东莞打工，漂亮女老板对我说：晚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01 南下的绿皮火车

1992年的夏天，好像比往年都要长一些。

我爹把一张被汗浸得发软的两百块钱塞我手里，拍了拍我因为常年跟着他做木工而磨出厚茧的肩膀，闷着声说：“援朝，到了那边，少说话，多做事。”

我叫陈援朝，那年二十岁。名字是村里当过兵的二爷给起的，带着一股子硬邦邦的劲儿。可我人跟名字恰恰相反，蔫，不爱说话，像块被水泡过的木头。我们那个湖南乡下，穷得叮当响，去广东打工，是所有年轻人眼里唯一能看到光的路。

那趟南下的绿皮火车，我记了一辈子。车厢里塞得满满当当，空气里混着汗臭、泡面、劣质烟草和一种属于未来的、焦灼又兴奋的味道。我蜷在一个角落，紧紧捂着胸口的口袋，那里装着我爹给的钱，和我全部的家当。火车“哐当、哐当”地响，每响一下，家就远一分，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就近一分。

车窗外，绿油油的稻田慢慢变成了灰扑扑的房子，房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连成一片，望不到头。我心里有点慌，这种慌，就像小时候第一次跟着我爹进县城，看什么都新鲜，又怕自己一身土气，被人笑话。

经过老乡介绍，我进了石龙镇一家叫“普联”的电子厂。厂子不大，两栋三层的厂房，一栋宿舍，围成个院子。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塑胶和松香焊锡的味道，闻久了，喉咙里总感觉有东西卡着。

宿舍是十二人间，上下铺的铁架子床，一进去，那股子男人宿舍特有的、混着脚臭和汗酸的味道就扑面而来。我的上铺是个三十多岁的北方汉子，叫老赵，人很油滑，见谁都笑呵呵的，是宿舍里的“消息通”。

他见我放下行李，递过来一根烟，咧着黄牙说：“新来的？哪儿的？”

我摆摆手，说不会抽。

他也不在意，自己点上，眯着眼打量我：“小陈是吧？看你这身板，倒像是干活的料。记住，在这厂里，手脚麻利点，别得罪拉长，也别盯着那些女工看，不然有你苦头吃。”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在想，这地方，跟我爹说的“多做事”好像不太一样，这里头弯弯绕绕的东西，似乎比刨一根笔直的木料要难得多。

我的工位是在二号流水线，给一种黑色的、方方正正的变压器底座上螺丝。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一个动作：拿起底座，对准螺丝孔，用电批“滋”地一下打进去，然后放到传送带上。传送带“咔哒、咔哒”地匀速走着，像一只永远不会停的钟，催着你，赶着你，不给你一丝喘息的机会。

一天十二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屁股都不能离开凳子。下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全身的骨头都像是生了锈的零件，一动就“咯吱”作响。

老赵说，这就是打工，拿命换钱。

我没觉得是在拿命换钱，我只是觉得，自己也成了这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拧进了这个叫“生活”的机器里，动弹不得。

02 一号机台的弹簧

在普联，老板是个谜。

工友们私下里说，老板是个香港女人，很年轻，很漂亮，但手段厉害得很。他们说起她的时候，眼神里总是混着两种东西：一种是男人对漂亮女人的垂涎，另一种，是下属对上司的敬畏。

我见过她几次，都是远远的。她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裙，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从车间走过，身后跟着几个香港来的管理。她走路很快，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棵不肯弯腰的白杨树。她从来不笑，脸上总像罩着一层霜，让人不敢靠近。

她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味道，淡淡的，像某种花香，每次她走过，那香味就会在空气里停留一会儿，把那股子焊锡和塑胶味都给压下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我们乡下，只有栀子花和桂花。那味道，比栀子花清淡，比桂花幽远。

日子就在“咔哒、咔哒”的流水线声中一天天过去，枯燥得像一杯没放盐的白水。直到一个月后，一号机台出了问题。

一号机台是给变压器外壳做冲压的，是整个流水线的源头，它一停，整条线都得等着。那台机器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是卡壳，每冲压个七八次，模具就合不上，得老师傅拿个锤子去敲半天。厂里从香港请来的技术员，围着那台机器捣鼓了两天，换了几个零件，还是没用。

那天下午，车间里热得像个蒸笼，头顶的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下来的都是热风。一号机台又“哐当”一声卡住了，整条线的工人都停了手，交头接耳。管生产的李主管急得满头大汗，正对着操作机器的师傅吼。

就在这时，林月华来了。

她一出现，整个车间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风扇的“嗡嗡”声。她走到那台机器前，皱着眉听李主管汇报。我离得不远，能清楚地看到她光洁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其实已经偷偷观察那台机器好几天了。我爹是木匠，我从小就跟着他跟各种工具打交道。我总觉得，机器和木头一样，都是有“脾气”的。你得顺着它的纹路来。我发现，那台机器每次卡壳，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总是在模具下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那感觉，不像是零件坏了，倒像是……使不上劲。

就像一根受潮的木头，你刨下去，总觉得发涩，不顺畅。

趁着所有人都在围着技术员讨论图纸，我鬼使神差地凑了过去。我没敢说话，只是蹲下来，从机器侧面的一个检修口往里看。里面黑乎乎的，全是油污。我盯着那个带动模具下压的连杆看了很久，突然发现，在连杆的根部，有一根不起眼的小弹簧，比我小拇指还细，好像有点变形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想起了我爹修过的一张老旧的弹簧床。他说，有时候，一个大家伙动不了，毛病就出在一个最小的地方，那叫“泄了劲”。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站起来，对着一头雾水的李主管说：“主管，能不能……让我试试？”

所有人的目光都“唰”地一下集中到我身上。李主管愣住了，大概是没想到一个上螺丝的工人敢在这种时候开口。

“你？”他上下打量我，“你懂这个？”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支支吾吾地说：“我……我爹是木匠，我……我就想看看。”

就在李主管要发火把我赶走的时候，林月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清冷，但很好听。

“让他试试。”

我心里一抖，抬头看了她一眼。她也正在看我，眼神里没有表情，看不出是鼓励还是审视。

我硬着头皮，找老师傅要了工具，把那块挡板拆了，指着那根变形的弹簧说：“我觉得是这里的问题，它回弹的力道不够了，所以连杆每次都差一点点。”

香港来的技术员推了推眼镜，用蹩脚的普通话说：“不可能的，这个弹簧我们检查过，没有断裂。”

“它没断，”我小声说，“但是它‘疲’了，就像人干活干累了一样。”

没人听得懂我说的“疲”了是什么意思。我急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跑到废料堆里，找了一根粗细差不多的铁丝，学着我爹的样子，用钳子把它弯成一个弹簧的形状，装了上去。

我站起来，擦了擦手上的油，对操作师傅说：“师傅，你开一下试试，慢一点。”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机器启动，模具缓缓下压，合上，打开，再下压，合上，打开……一连十几次，流畅无比，再也没有卡壳。

车间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议论声。李主管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林月华走到我面前，那股好闻的香味也跟着飘了过来。

她看着我，眼睛很亮。

“你叫什么名字？”

“陈……陈援朝。”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湖南人？”

“嗯。”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对李主管交代了几句，就踩着高跟鞋走了。

那天晚上，宿舍里炸了锅。老赵拍着我的肩膀，一口一个“陈师傅”，说我真人不露相，给咱们外来工长脸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林月华看我的那个眼神，和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我心里乱糟糟的，有点高兴，又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那根小小的弹簧，不仅让一台机器重新转了起来，也让我的命运，开始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03 一本繁体的《读者文摘》

第二天，我就被调离了流水线，当了拉长。

拉长就是线长，管着我们那条线上二十多号人。工资涨了五十块，活儿也轻松了，不用再像个陀螺一样被传送带抽着转。但对我来说，这活儿比上螺丝难多了。我得管纪律，催进度，还得处理那些女工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我嘴笨，学不来李主管那套又吼又骂的做派，只能闷着头，谁的活儿慢了，我就过去帮一把。

工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以前是熟视无睹，现在是敬而远之，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嫉妒。老赵跟我说话的口气也阴阳怪气的，总是有意无意地说：“小陈现在是老板跟前的红人，以后可得罩着我们啊。”

我听了，心里堵得慌，却不知道怎么反驳。

我和林月华的交集也多了起来。她偶尔会来车间，把我叫到一边，问问生产上的事。每次跟她说话，我都紧张得手心冒汗，眼睛只敢盯着自己的鞋尖。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局促，说话总是很简短，问一句，我答一句，像审犯人。

有一次，她办公室的窗户合页松了，关不严，一刮风就“哐啷哐啷”地响。李主管叫了几个机修的师傅去弄，都没弄好。不知道怎么的，她就让李主管把我叫了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进她的办公室。

她的办公室在厂房三楼的角落，很大，很亮堂。地上铺着干净的地板，不像车间，永远是灰蒙蒙的水泥地。屋里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桌上摆着文件和一台我叫不出名字的机器，后来才知道那是电脑。空气里弥漫着那股熟悉的、好闻的香味。

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她指了指那扇窗，说：“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我走过去，拉开窗户，仔细看了看。是老式的木窗，合页上的螺丝孔因为时间长了，有点松旷，拧不紧了。这活儿我熟，我爹以前经常接这种活。

我对她说：“林老板，得找点木屑，把螺丝孔填实了才行。”

她点了点头，让我自己去想办法。

我跑到厂区后面，从一棵被风刮断的树上掰了根干树枝，用小刀削成细细的木屑，又找机修的师傅借了点胶水，把木屑和胶水和在一起，小心地填进螺丝孔里。等它干得差不多了，再把螺丝拧进去，严丝合缝，比新的还结实。

整个过程，她就坐在办公桌后面，静静地看着我。不说话，也不催。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金边。那一刻，我觉得她不像个老板，倒像个邻家的姐姐。

修好窗户，我准备走。她突然叫住我。

“陈援朝。”

我停住脚，回过头。

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书，递给我。“看你平时总发呆，没事的时候看看书吧。”

我接过来，那是一本香港版的《读者文摘》，竖着排版，字都是繁体的。封面很新，显然她自己也很爱惜。

我捏着那本书，感觉有千斤重。我长这么大，除了课本，我爹给我买的唯一一本课外书是《水浒传》，早就被我翻烂了。

“林老板，我……我不能要。”我把书递回去。

“不是送你，是借你。”她淡淡地说，“看完还我。”

我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只好把书揣进怀里。那本书，带着她身上的香味，也带着她手指的温度，烙得我胸口发烫。

那天晚上，宿舍熄了灯，我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那本《读者文摘》。很多繁体字我不认识，只能连蒙带猜。里面的故事，讲的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世界：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那些人和事，离我的生活太远了，远得就像另一个星球。

老赵从上铺探出头来，借着我的手电光看到了我手里的书，怪笑了一声：“哟，小陈，长进了啊，都看上香港书了。老板娘给的吧？啧啧，这可不一般呐。”

他的话像一根刺，扎得我生疼。

我“啪”地一下关了手电，把头埋进被子里。黑暗中，我能闻到书页散发出的淡淡油墨香，混着那股若有若无的栀子花味。我的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分不清，林月华对我，到底是真的赏识，还是像老赵他们说的那样，别有所图？我一个从乡下来的穷小子，没文化，没背景，除了会点木匠活，一无是处。她凭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不敢往深处想。我怕我想的，和老赵他们想的，是一样的。

那本《读者文摘》，我看了很久很久。不是因为故事有多吸引人，而是因为，那是我唯一能触碰到她的世界的东西。那扇通往她世界的门，好像被她推开了一条缝，我能闻到门里的花香，看到门里的光亮，却又因为自己的卑微和胆怯，不敢再往前迈出一步。

04 那句“晚上来我办公室”

日子就像厂区门口那条被货柜车压得坑坑洼洼的路，一颠一簸地往前走。我当拉长越来越顺手，跟林月华的接触也固定下来，每周一开生产例会，我作为拉长代表，要去她办公室汇报工作。

我渐渐习惯了她办公室里的安静，习惯了她说话时干净利落的语气，甚至习惯了她身上那股让我心安的香味。但我还是怕她，那种怕，不是怕她发火，而是怕她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就能把我心底那些见不得光的念头看得一清二楚。

厂里的流言蜚语，像潮湿天气里墙角的霉斑，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他们不再当着我的面说，但那些躲闪的、暧昧的、嘲弄的眼神，比说出来的话更伤人。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驸马爷”。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下班后就躲在宿舍里看那本《读者文摘》。我甚至开始学着里面的样子，试着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看起来不那么“土”。可我知道，我骨子里，还是那个来自湖南乡下的陈援朝，一身的泥土气，怎么洗都洗不掉。

压垮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而那根稻草，在一个闷热的星期五下午，落了下来。

那天，一批出口到台湾的变压器，因为质量问题被客户整批退了回来。货柜车停在厂区里，工人们一箱一箱地把货往下搬，每一箱都像一个耳光，扇在普联厂所有人的脸上。

林月华的脸，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她在车间里走来走去，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像战鼓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最后，她停在我们二号线，因为出问题的那批货，就是我们线上生产的。

她拿起一个退回来的产品，狠狠地摔在地上，黑色的塑料外壳碎了一地。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声音不大，却像冰碴子一样，刮得人耳朵疼，“QC（质检）是干什么吃的？李主管，你又是干什么吃的？”

李主管和质检的负责人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出。车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说话啊！”她突然拔高了音量，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一个月！你们所有人的奖金，全部取消！”

工人们一片哗然，但没人敢出声。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发那么大的火。她不再是那个坐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看文件的老板，而是一个浑身长满了刺的战士。我突然觉得，她那瘦削的肩膀上，扛着的东西，远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

那天下午，整个厂子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里。临近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在默默地收拾东西，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我正低着头擦拭工具，一个身影停在了我面前。

我抬头，是林月华。她脸上的怒气已经退去，只剩下满脸的疲惫。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嘴唇也有些发白。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周围的工友都竖起了耳朵，装作在忙自己的事，眼角的余光却全都瞟向了我们这边。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决心，凑近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陈援朝，晚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说完，她就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她说什么？晚上……去她办公室？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我心里轰然引爆。我能感觉到，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火辣辣的。

老赵走过来，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挤眉弄眼地小声说：“行啊你，‘驸马爷’，这下要转正了？记得给我们讨个情，把奖金要回来啊。”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捅进了我的心脏。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羞耻、愤怒、恐惧、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像几百只蚂蚁，在我心里疯狂地啃噬。

她为什么要晚上叫我去？有什么事不能在白天说？是因为被退货的事要拿我开刀吗？还是……还是像老赵他们想的那样？

那个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我的魂好像已经丢了，只剩下一具空壳，在宿舍和食堂之间机械地移动。饭吃在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宿舍里，工友们在小声地议论着，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老板娘”、“小陈”这几个词，像针一样，一下一下地扎着我的耳朵。

去，还是不去？

去了，如果她真的……那我该怎么办？接受？那我成什么了？拒绝？我一个打工的，怎么敢拒绝老板？

如果不去，她会不会觉得我不知好歹，明天就把我开除了？

我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左冲右突，却找不到一个出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最后，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去！

是福是祸，总得去面对。就算是被开除，我也得死个明白。我不能像个懦夫一样，连去问一问的勇气都没有。

我走到水龙头下，用冷水狠狠地泼了几把脸，又把我那件最干净的衬衫翻出来换上。对着镜子里那张年轻、涨红、写满了惶恐不安的脸，我深吸了一口气。

陈援朝，你爹说过，少说话，多做事。但今天，你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也什么都说不出口。

那就去听。听听命运，到底给你安排了一句什么样的判词。

05 门后的栀子花

晚上九点，我走到了三楼的办公室门口。

整个厂区都安静了下来，白天的喧嚣和“咔哒”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远处马路上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和我的心跳声。那心跳，一下一下，擂鼓一样，震得我耳膜发麻。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透出一条温暖的、昏黄的光线。那扇门，就是我这几个月来一直徘徊的“情感症结”，那扇我既渴望又恐惧的门。

我抬起手，悬在半空，却迟迟不敢敲下去。

手心里全是汗。我把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一咬牙，轻轻地叩了三下。

“请进。”

是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没有开大灯，只亮着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昏黄的光晕把她整个人笼罩在里面，让她白天的凌厉和锋芒都柔和了下来。她换下了一身套裙，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衣，头发也随意地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

她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支笔，在一份文件上慢慢地画着什么。

空气里，那股栀子花的香味比任何时候都要浓郁。

我像个被审判的犯人，垂着手，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

“坐吧。”她没有抬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依言坐下，身体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大概过了一分钟，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那么长。办公室里只有她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终于，她停下了笔，抬起头。

台灯的光从下往上照着她的脸，我第一次发现，她其实很憔悴。她的眼角有细细的纹路，眼睛里是化不开的疲惫。

她站起身，走到旁边的饮水机，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

“喝水。”

我受宠若惊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顺着喉咙流下去，稍微缓解了我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脏。

她没有回到座位上，而是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

“陈援朝，”她缓缓开口，“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凶？”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自嘲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说不尽的苦涩。“整个厂的人，都怕我。他们都觉得我是个吃人的母老虎。”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惊人。

“你知道吗？这家厂，是我爸留给我的。他去年突发心脏病，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我在香港的丈夫，还有我那些叔叔伯伯，都劝我把厂子卖了，说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做什么生意。”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不服气。这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不能就这么把它卖了。所以我一个人来了东莞。这里的管理，都是我爸留下的老人，他们看我年轻，是个女人，嘴上恭恭敬敬，背地里都在做手脚，吃回扣，拉帮结派。今天退货的事，就是QC拿了好处，放水了。”

我的心，被她的话狠狠地揪了一下。我从来不知道，她那看似光鲜的外表下，藏着这么多的无奈和孤独。

“我不敢信任何人。”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每天都在演戏，我要演出一副很厉害、很不好惹的样子，不然，他们会把我生吞活剥了。”

说到这里，她的眼圈红了。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了下来。

那滴眼泪，像一颗滚烫的铁珠，烙在了我的心上。我所有的胡思乱想，所有的龌龊猜测，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板，而是一个和我一样，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孤独挣扎的、无助的女人。

“我今天叫你来，”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不是想骂你，也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的脸“腾”地一下烧了起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只是……太累了。”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哽咽，“我只想找个人，说说话。整个厂，我看来看去，只有你……只有你看我的眼神里，没有贪婪，没有算计，也没有欲望。你只是……害怕。”

她走到我面前，那双含着泪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陈援朝，你很干净。干净得……让我想保护。”

“我身边，一个能信的人都没有。你……愿不愿意帮我？做我的助理，不用你管生产，就帮我跑跑腿，处理一些杂事。我需要一个能让我放心的人，待在我身边。”

我彻底呆住了。

我脑子里幻想了一万种可能，唯独没有这一种。

原来，她推开那扇门，不是要诱惑我，也不是要审判我，而是向我发出了求救。她不是要拉我一把，而是希望我，能扶她一把。

我看着她那张泪痕未干的脸，看着她眼神里的脆弱和期盼，我心里那些卑微的、怯懦的、患得患t失的东西，好像一下子都被冲刷干净了。

我站起来，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愿意，林老板。”

那一刻，我没想过工资，没想过前途，甚至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只是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她需要我。而我，陈援朝，一个二十岁的穷小子，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6 再也没开过的花

我成了林月华的助理。

我搬出了十二人的宿舍，住进了厂区里一间单独的小房间。我不再穿那身蓝色的工服，林月华带我去镇上，给我买了两身像样的衬衫和西裤。我学着打领带，学着整理文件，学着开她那辆黑色的本田车。

我成了她唯一的亲信，她的司机、保镖、秘书，有时候，还是她唯一的听众。

我们一起去跟难缠的客户谈判，一起在深夜核对账本，一起为了一个零件的成本，跟供应商吵得面红耳赤。我看到了她雷厉风行的一面，也看到了她躲在车里，因为签下一张大单而喜极而泣的一面。

厂里的流言更多了，说得也更难听了。但这一次，我没有在乎。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像两只在暴风雨里互相取暖的刺猬，靠得很近，却又小心翼翼地，不让身上的刺，扎伤对方。

那扇门，好像被我推开了一半。我能看到门里的风景，能感受到门里的温度，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真正走进去。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河的这边，是我的湖南乡下，是我的木头世界；河的那边，是她的香港，是她的繁华都市。

我们谁也过不去。

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1997年。

那一年，香港要回归了。林月华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她说，等香港回归了，就把厂子卖了，回家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她真的这么做了。

她走的那天，东莞下着小雨。她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里面是我这几年工资之外的一大笔钱。她还给了我一本全新的《读者文摘》。

“援朝，谢谢你。”她在车窗里对我说，“以后，好好生活。”

我看着她的车，消失在雨幕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用那笔钱，回了老家，开了个自己的家具厂。我娶了媳妇，生了娃。我的手艺好，人也老实，生意做得不大，但安安稳稳。

我再也没有见过林月华。

有时候，在某个夏天的午后，我坐在自己的车间里，闻着空气中熟悉的木屑香，会突然想起东莞那个湿热的夏天，想起那股子塑胶和焊锡的味道，想起流水线“咔哒、咔哒”的声响。

我也会想起，那扇虚掩的办公室门，和门后那个在台灯下，满脸疲惫，却依旧倔强的女人。

她就像我青春里一朵开在悬崖上的栀子花，我曾有幸，闻过它的芬芳，却终究，只能远远地看着。

那朵花，后来再也没有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