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误闯女上司办公室，撞见她换衣，她关门说：正好有事谈

那是 1994 年的夏天，一个能把柏油马路晒出黏腻感的夏天。

知了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整个盛夏的烦躁都喊出来。

我手里攥着一份刚画好的图纸，汗水已经把纸边都浸得有些发软。

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咚咚咚，撞得我胸口发闷。

这是我进设计院的第三个月，还是个愣头青，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前辈们描图、跑腿，偶尔能画点边边角角的配景，都够我高兴半天。

但这份图纸不一样。

这是院里一个老大难的改造项目，一块废弃的街角绿地，谁都觉得没油水，没人愿意接。

我花了三个通宵，偷偷画了个方案。

一个开放式的街心花园，带一个很小的阅览亭。

我想拿给苏工看看。

苏工，我们设计一所的所长。

一个三十出头，平时总穿着一身熨帖的白衬衫和西裤，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髻的女人。

她不怎么笑，说话也总是言简意赅，眼神像手术刀，能一下就剖开你图纸上最心虚的那条线。

院里的年轻人都怕她，我也不例外。

但我也知道，整个院里，只有她会认真看一张废纸堆里的图。

我跑到她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能听到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太紧张了，脑子里全是图纸上的线条和数据，想着该怎么开口跟她说第一句话。

是说“苏工，打扰了”，还是说“苏工，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心一横，抬手就推开了门。

“苏工，我……”

我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

办公室里，苏工正背对着我。

她脱掉了那件标志性的白衬衫，身上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内衬吊带，露出一片光洁的后背。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她皮肤上投下几道明晃晃的光斑。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像栀子花一样的香气，混合着老木头家具和墨水的味道。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嗡嗡作响。

手里的图纸“哗啦”一下散了一地。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脸颊的温度烫得能煮熟一个鸡蛋。

她听到了动静，猛地回过头。

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愕，但只有一瞬间。

下一秒，她的表情就恢复了惯常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冷静。

她没有尖叫，没有遮掩，只是随手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衬衫，不紧不慢地披在肩上，然后走到门口。

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我想象了无数种可能。

她会大发雷霆地把我骂出去，然后明天我就得卷铺盖走人。

或者她会冷着脸，让我当这件事从没发生过，但从此以后，我在她眼里就是一个轻浮的、不懂规矩的冒失鬼。

无论是哪一种，我的职业生涯，可能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但她只是伸出手，把门轻轻地带上。

“咔哒”一声。

那一声轻响，在安静的午后办公室里，像一声惊雷，炸得我浑身一颤。

她转过身，看着我，目光落在我脚边散落的图纸上。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正好，关上门，我们谈谈。”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她让我把图纸捡起来。

我的手都在抖，那几张薄薄的纸，此刻却重得像铁板。

我一张一张地捡，手指笨拙得像不属于自己。

她就站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我，没说话。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老式空调在头顶发出规律的嗡嗡声，像一只巨大的夏蝉，不知疲倦。

我把图纸在桌上铺开，手心里的汗把图纸的边角又洇湿了一块。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抬起头来。”她说。

我只好慢慢抬起头。

她的目光很沉静，像一口深井，看不见底。

她没有提刚才的事，一个字都没有。

她的手指落在了我的图纸上，指甲修剪得干净整洁。

“这个阅览亭，为什么设计成六角形？”

我愣住了。

话题转变得太快，我的大脑完全跟不上。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因为……因为基地不规整，六角形……可以更好地利用空间，而且……而且能提供更多朝向的采光和视野。”

“想法不错。”她淡淡地说，“但是，结构考虑过吗？六个角，意味着更多的承重柱，会遮挡视线，也增加了建造成本。你想要的通透感，反而被破坏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精准地砸在我设计的软肋上。

“还有这里，”她的手指划过我画的休息长椅，“弧形设计是好看，但加工难度大，后期维护也麻烦。一个街心花园，首先要考虑的是实用和耐用。”

她一句一句地说着，把我的图纸从头到脚批了个遍。

那些我熬了三个通宵，自以为得意的心血，在她面前，就像小孩子用积木搭的房子，一推就倒。

我的脸越来越烫，从羞愧到无地自容。

我甚至觉得，这种专业的拷问，比直接骂我一顿还要难堪。

她说完，办公室里又是一阵沉默。

我垂着头，感觉自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所有的勇气和幻想都漏光了。

“虽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她忽然话锋一转，“但比那些只会套模板的，强多了。”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项目，你拿去，把方案深化一下。”她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色的钢笔，在我的图纸上飞快地画了几个圈，勾勒出几条修改的线条，“下周一，给我一份新的草图。”

她把图纸推回到我面前。

“还有，”她顿了顿，目光终于从图纸上移开，直视着我的眼睛，“下次进门前，记得敲门。”

她的眼神很平静，就像在说“明天天气不错”一样。

说完，她就坐回椅子上，拿起了另一份文件，仿佛刚才的一切，那尴尬的撞见，那严厉的批评，都只是一场幻觉。

我拿着那份被画得“面目全非”的图纸，晕晕乎乎地走出了她的办公室。

直到走廊里的热风吹在脸上，我才一个激灵，清醒过来。

我低头看着图纸上那些鲜红的、有力的线条，心脏又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

那一天，那扇关上的门，没有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终点。

反而像一扇窗，在我灰暗的天空里，被猛地推开，透进了一束光。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我成了苏工的“重点关照对象”。

那份街心花园的方案，我改了十几稿。

每一稿交上去，都会被她用红笔批得体无完肤。

“线条太乱，没有逻辑。”

“比例失调，空间感是画出来的，不是靠想象。”

“材质的搭配，考虑过和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吗？”

她的话总是那么直接，那么尖锐，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自尊心。

好几次，我拿着改回来的图纸，都想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

院里的同事也开始说闲话。

“你看那小子，天天被苏工叫进去骂，脸都绿了。”

“肯定是上次不知道怎么得罪了苏工，这是在给他穿小鞋呢。”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说不出的憋屈。

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次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当我静下心来，看着图纸上那些红色的修改痕迹，我都能学到东西。

她指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正中要害。

她修改的每一条线，都让整个设计变得更合理，更耐看。

她像一个最严苛的雕刻师，用一把锋利的刻刀，一点一点地，把我这块粗糙的石头上多余的部分剔除掉。

过程很疼，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慢慢地塑造成型。

那段时间，加班成了我的常态。

整个设计院的大楼，晚上总是我们那一层最晚熄灯。

很多个夜晚，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在我对面的桌子审图，我埋头在自己的图板上修改。

空气里只有铅笔在绘图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和她偶尔翻动文件的声音。

夜深了，她会泡两杯很浓的速溶咖啡，一杯给我，一杯给她自己。

咖啡很苦，苦得舌根发麻，但喝下去，又能让疲惫的大脑重新清醒过来。

我第一次发现，她不只是那个不苟言笑的“女魔头”。

她也会累。

有时候，她会捏着鼻梁，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灯光在她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让她紧绷的轮廓显得柔和了一些。

我还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气，在深夜安静的空气里，变得格外清晰。

有一次，我改图改得头昏脑涨，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

黑色的墨水泼了我一身，也溅到了图纸上。

那是我熬了两个通宵才画好的最终稿。

我当时就傻了，感觉天都塌了。

我手忙脚乱地用餐巾纸去擦，结果越擦越糟，图纸上糊成了一大片，彻底废了。

我坐在那，看着自己的一身狼狈和毁掉的图纸，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那种努力了很久，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的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差点就哭了出来。

她听见动静，走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她没有骂我，只是沉默地看了几秒。

然后，她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绘图纸，铺在我的图板上。

“哭有什么用？”她说，“有时间在这儿沮丧，不如抓紧时间，重新画一张。”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心里那股翻江倒海的委屈，竟然慢慢平息了下去。

她递给我一块干净的毛巾。

“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我接过毛巾，那上面还带着她身上那种好闻的香气。

那天晚上，她没有走。

她就坐在我对面，陪着我。

我重新绷好图纸，打好底稿，一笔一笔地，把毁掉的图画重新绘制出来。

她没有指导我，也没有催促我，只是安静地看自己的书。

但她的存在，就像一根定海神针，让我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重心。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从墨蓝变成鱼肚白。

当我落下最后一笔的时候，第一缕晨光正好照进办公室。

我抬起头，看到她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身上还穿着那件白衬衫，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阳光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让她看起来有种不真实的美。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很轻，但回响了很久。

街心花园的项目，最后成功了。

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项目，但在院里的年终评审会上，得到了所有领导的一致好评。

我作为主创设计师，上台领了奖。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聚光灯打在脸上，有些晃眼。

我拿着那个小小的奖杯，手心都在出汗。

我看到台下的苏工，她坐在第一排，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在我看过去的时候，微微点了点头。

就那一下，比所有人的掌声加起来，都让我觉得心安。

那之后，我开始真正地参与到一些大项目里。

苏工给了我越来越多的机会，也给了我越来越大的压力。

她会把我扔到一个几十人的项目组里，让我从最基础的画施工图开始。

也会在一次重要的方案汇报会上，突然点我的名，让我上台去讲。

我搞砸过很多次。

被甲方骂过，被施工队质问过，也在汇报会上紧张到说不出话。

每一次，当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准备迎接她的批评时，她却什么都不说。

她只会把问题指出来，然后告诉我，下次该怎么做。

她从来不会安慰我，也不会鼓励我。

她只是用一种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逼着我成长。

我开始慢慢习惯了她的风格。

甚至开始有点依赖。

我知道，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闯了多大的祸，只要回到那间办公室，她总有办法解决。

她就像我身后的一堵墙，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一回头，就知道它在那儿，坚实而可靠。

我们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敬畏，慢慢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们还是很少聊天，说的都是工作。

但有时候，在加班的深夜，她会突然问我一句：“饿不饿？”

然后，她会从她那个看起来很旧的铁皮柜子里，拿出一包方便面，或者几个橘子。

有一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都被困在办公室。

雨点砸在玻璃窗上，噼里啪啦地响。

整个世界都好像被雨声淹没了。

她那天话很少，一直看着窗外发呆。

我看到她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有种说不出的落寞。

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苏工，你有烦心事吗？”

她回过神，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反而问我：“你为什么想当建筑师？”

我愣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我老家在山里，小时候住的都是土房子，冬冷夏热。我那时候就想，以后一定要盖又漂亮又结实的房子，给我爸妈住。”

我说完，觉得自己的梦想有点土，有点不好意思。

她却听得很认真。

“挺好的。”她说，“做设计，最怕的就是忘了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跟我说起她自己的事。

她说她也有个弟弟，和我差不多大。

她弟弟也喜欢画画，从小就梦想着当个建筑师。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很遥远的故事。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又飘向了窗外的雨幕，“后来，他没能实现他的梦想。”

她没有说下去。

我也没再问。

但我能感觉到，那场雨，好像下进了她的心里。

从那以后，我再看她，总觉得她那层坚硬的、冷漠的外壳下面，藏着一些很柔软，也很脆弱的东西。

我开始不自觉地想要去了解她更多。

我会留意她喜欢喝什么牌子的茶叶，然后偷偷给她买一点放在茶水间。

我会发现她有时候会因为低血糖而脸色发白，就在自己的抽屉里常备一些糖果。

我做的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也很隐蔽。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

或许发现了，也只是装作不知道。

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透明的墙。

她是我的上司，是我的老师，是我遥不可及的引路人。

而我，只是她手下一个最普通的兵。

转折发生在一个叫“滨江文化中心”的项目上。

那是市里的重点工程，也是我们院那几年接到的最大的项目。

全院的设计精英都被抽调了过去，苏工是项目的总负责人。

我有幸也被选进了项目组。

但只是个边缘角色，负责整理资料和画一些分析图。

项目的竞标异常激烈，国内外好几家顶尖的设计事务所都参与了。

我们院的方案，改了无数稿，始终无法让甲方满意。

整个项目组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苏工的压力最大。

她那段时间，瘦了一大圈，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

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有时候干脆就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

我看着她日渐憔悴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很想帮她，但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根本插不上手。

我只能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到最好，尽量不给她添麻烦。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份很多年前的城市规划档案。

那份档案里，提到了我们项目所在的那片滨江区域，在古代，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码头，叫“千帆渡”。

无数的商船在这里停靠，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了很多诗篇。

我被这个名字吸引了。

千帆渡。

一个多么有诗意，多么有历史感的名字。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们的设计，为什么一直拘泥于现代和未来？为什么不能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里去寻找灵感？

我像是着了魔一样。

白天完成项目组的工作，晚上就一个人偷偷地研究“千帆渡”的历史。

我跑遍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和地方志。

我把那些关于“千帆渡”的诗词、画卷、传说故事，全都找了出来。

一个模糊的形象，开始在我脑海里慢慢成形。

一艘即将远航的巨船。

它的船帆，是建筑的屋顶，层层叠叠，迎着江风。

它的船身，是建筑的主体，流畅而有力，充满了动感。

整个建筑，就像一艘停泊在历史长河岸边的文化巨轮，即将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驶向未来。

我把这个想法，画成了一套草图。

我画得很投入，完全忘了时间。

等我画完，天已经快亮了。

我拿着那叠还散发着墨香的图纸，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我知道，这个想法太大胆，太不切实际。

在当时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追求标新立异的现代建筑形式，这种从传统文化里找灵感的做法，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复古倒退”。

我更不敢把这套图纸拿给苏工看。

她现在正为了项目焦头烂额，我不想再用我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去给她添乱。

我把图纸悄悄地夹在了自己的画夹里，打算等竞标结束了再说。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

在最后一次方案评审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院的最终方案，被一个竞争对手恶意泄露了。

消息传来，整个项目组都炸了锅。

这意味着，我们几个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我们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拿出一个全新的，并且能够超越之前所有方案的设计。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垂头丧气，像斗败的公鸡。

有人甚至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放弃了。

苏工站在会议室的白板前，一言不发。

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紧紧地抿着。

我能看到她握着白板笔的手，在微微发抖。

那是我们所有人都没见过的，她的脆弱。

整个设计院的希望，整个项目的成败，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

我看着她那个瘦削却挺得笔直的背影，突然之间，所有的胆怯和犹豫，都被一股热血冲散了。

我站了起来。

“苏工，我……我有一个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我。

有惊讶，有疑惑，也有不屑。

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这种时候，哪有我说话的份。

苏工也回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锐利，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

我走到她面前，深吸一口气，把我的画夹打开，将那套“千帆渡”的草图，一张一张地，铺在了会议桌上。

“我们的建筑，可以是一艘船。”

我开始讲述我的构思。

从“千帆渡”的历史，到“巨轮远航”的意向。

从建筑的形态，到空间的布局。

我讲得很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

我把我这几天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我的讲述里。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我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惊呆了。

我讲完了，紧张地看着苏工，等待着她的审判。

她沉默地看着桌上的图纸，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要直接把我轰出去。

突然，她抬起头，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光。

那点光，很微弱，但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却像一颗星星，点亮了整个夜空。

“所有人，”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按照这个思路，通宵，建模，画图！”

那一夜，整个设计一所，灯火通明。

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放弃。

所有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激情点燃了。

苏工亲自坐镇，调配人力，安排任务。

我成了整个方案的核心，被她按在主位上，不断地完善我的草图。

她就坐在我旁边，拿着红笔，和我一起讨论每一个细节。

我们的头靠得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能感觉到她说话时，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耳畔。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我们不再是上下级，不再是师生。

我们是战友。

是在同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并肩作战，试图力挽狂澜的战友。

我们讨论屋顶的曲线，争论立面的材质，计算空间的流线。

我们的思想，在图纸上碰撞，交融。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她的想法，和我是如此地契合。

我们对建筑的理解，对美的追求，竟然有那么多的共通之处。

天亮的时候，一套全新的方案，奇迹般地完成了。

模型摆在会议室的中央，所有人都围着它，眼睛里闪着光。

那艘“船”，静静地停泊在那里，充满了力量和诗意。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赌赢了。

苏工看着模型，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极淡的笑容。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干得不错。”

就这四个字。

我却觉得，比任何的赞美，都来得动听。

汇报会那天，是苏工和我一起去的。

站在巨大的会议室里，面对着一排排的领导和专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苏工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怕，就按我们昨晚讨论的讲。”

她的手很温暖，透过薄薄的衬衫，传来一股安定的力量。

我走上台，打开投影。

当“千帆渡”那三个字出现在幕布上时，我看到台下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定了定神，开始我的讲述。

我讲得很好。

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能感觉到苏工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

那是我的底气。

方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当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外面阳光正好。

我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

一场惊心动魄，又酣畅淋漓的梦。

苏工走在我身边，我们俩都没说话。

走了很长一段路，她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

我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约我吃饭。

那家餐厅，在一个很安静的小巷子里。

装修得很雅致，放着舒缓的音乐。

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她脱掉了职业装，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也放了下来，柔顺地披在肩上。

灯光下的她，少了几分职场上的凌厉，多了几分女人的温柔。

我有些不敢看她。

那顿饭，我们聊了很多。

聊建筑，聊理想，聊各自的家乡。

我才知道，她也是从一个小地方，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

她跟我讲她上大学时，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两个馒头。

讲她刚工作时，为了一个方案，可以三天三夜不合眼。

讲她作为院里最年轻的女所长，背后承受了多少非议和压力。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直以为她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却不知道，她那身坚硬的铠甲之下，也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伤疤。

那天，她喝了一点红酒。

脸颊微微泛红，眼睛亮晶晶的，像盛满了星光。

她看着我，突然说：“你知道吗？你很像我弟弟。”

又是那个弟弟。

“他……也像你一样，对画画有股傻气。一根筋，认准了就不回头。”

她的声音有些飘忽，像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他高三那年，为了参加一个美术比赛，把自己关在画室里画了一个星期。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脱了形。”

“后来呢？”我轻声问。

她的眼圈，慢慢地红了。

“后来，他拿了那个比赛的第一名。但是，在去领奖的路上，出了车祸。”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她为什么对我那么严厉，又那么用心。

明白她为什么会在我身上，倾注那么多的心血。

她不是在培养一个下属。

她是在延续一个梦想。

一个属于她弟弟的，也是属于她自己的，被中断了的梦想。

“对不起。”我说，声音有些沙哑。

她摇了摇头，吸了口气，像是想把眼泪逼回去。

“不关你的事。”她勉强地笑了笑，“看到你，就像看到他还在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走下去。带着他的那一份，好好地走下去。”

那一刻，我看着她强忍着悲伤的眼睛，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我想抱抱她。

我想告诉她，以后，有我。

但我最终什么也没做。

我只是拿起酒杯，对她说：“苏工，我敬你一杯。”

她也举起杯。

“以后，别叫我苏工了。”她说，“叫我苏姐吧。”

酒杯相碰，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滨江文化中心”的项目，让我一战成名。

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理，一跃成为院里最受瞩目的设计新星。

苏姐，不，我应该叫她苏晚了。

她让我这么叫她。

苏晚给了我更多的信任和更重的担子。

我们一起合作，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

从城市地标性的歌剧院，到偏远山区的希望小学。

我们的名字，开始频繁地联系在一起。

在同事眼里，我是她最得力的干将，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徒和同事。

我们是知己。

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彼此的人。

我们可以为一个设计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

也可以在对方最失意的时候，给予最默契的陪伴。

我习惯了加班的深夜，她递过来的一杯热茶。

她也习惯了在我画图的时候，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一本书。

我们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言说的默契。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

但我们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微妙的平衡。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或许，在她心里，我始终是她弟弟的影子。

或许，她害怕这种感情，会破坏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默契。

而我，也有我的顾虑。

她是我的恩师，是我的引路人。

我的一切，都是她给的。

我害怕我的感情，对她来说，是一种亵渎，是一种负担。

而且，我们之间，还横亘着年龄和地位的差距。

在那个还比较保守的年代，这样的关系，足以引来无数的流言蜚语。

我不想让她因为我，而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我把那份日益深厚的感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就这样，以知己的名义，相互陪伴，走过很长很长的路。

直到那一天。

那天，是院里一年一度的体检。

我拿完自己的体检报告，路过她的办公室，想跟她说一声。

她的门没关。

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一动不动。

她的背影，看起来那么单薄，那么无助。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轻轻地走了进去。

“苏姐？”

她没有回头。

我走到她身边，看到了那张化验单上的字。

虽然有很多医学术语我看不懂，但那几个加粗的、刺眼的字，我认识。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就凝固了。

整个世界，天旋地转。

“什么时候的事？”我的声音抖得不像话。

“上个月就感觉不舒服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前几天去做了个详细检查，今天刚拿到结果。”

我伸出手，想去握住她的手，却发现自己的手，冰凉，而且抖得厉害。

她反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也很凉。

“别怕。”她说，像是在安慰我，也像是在安慰她自己，“医生说，是早期，治愈率很高的。”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一个大男人，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恨老天的不公。

为什么偏偏是她？

这个那么好，那么坚强的女人。

她没有哭。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深深的眷恋。

她抬起手，用指腹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傻瓜。”她轻声说，“我还没倒下呢，你哭什么。”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陪着她，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

我们谁也没说话。

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手握着手。

窗外的城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

但那一切的喧嚣，都好像离我们很远。

我们的世界里，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天快亮的时候，她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低头看着她熟睡的脸庞，那张我看了无数遍的脸。

我看到她眼角的细纹，看到她眉宇间深深的倦意。

我的心，像被揉碎了一样疼。

我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印下了一个吻。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管什么年龄差距，不管什么地位悬殊，不管什么流言蜚语。

我只要她。

我要陪着她，走过这段最艰难的路。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和她一起闯。

苏晚开始接受治疗。

化疗的过程，痛苦而漫长。

她剪掉了那头漂亮的长发，变得越来越憔сил。

曾经那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现在虚弱得，连走路都需要人扶。

我向院里请了长假，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我给她做饭，陪她散步，给她读她喜欢的书。

我学着讲笑话，学着变魔术，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心。

她很配合治疗，也很坚强。

再难受的时候，她也从不在我面前喊一声疼。

只是有时候，在深夜，我会听到她躲在被子里，压抑的、小声的哭泣。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地抱住她。

“别怕，有我呢。”

我会一遍一遍地，在她耳边这么说。

我知道，语言很苍白。

但我只想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

我们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们不再刻意地回避。

我们会像最普通的情侣一样，牵着手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

他会靠在我的怀里，听我给他讲设计院里的趣事。

我会在她睡着的时候，偷偷地吻她的脸颊。

那段日子，很苦。

每一天，都像在和死神赛跑。

但那段日子，也很甜。

因为我们拥有了彼此。

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

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有一次，她精神好一点，我们一起看以前的照片。

翻到一张“滨江文化中心”建成时，我们项目组的合影。

照片上，她站在最中间，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笑得自信而从容。

我站在她身后，一个青涩的、拘谨的毛头小子。

她指着照片上的我，笑着说：“你看你那时候，傻乎乎的。”

我也笑了。

“是啊，”我说，“那时候，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能和你在一起。”

她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

“其实，那天你闯进我办公室，”她说，“我换衣服，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刚跟甲方吵了一架，被泼了一身咖啡。”

我愣住了。

“我当时心情差到了极点，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结果你就撞了进来。”

她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自嘲。

“我本来是想借着你画的图，好好地把你骂一顿，出出气。可是，当我看到你那张紧张得通红的脸，和那双清澈的、像小鹿一样的眼睛时，我突然就骂不出来了。”

“我看到了你图纸里的才华，也看到了你眼神里的那股劲儿。那股……和我弟弟一模一样的，不服输的劲儿。”

“从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地培养你。不只是为了我弟弟，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

我听着她的话，眼泪又一次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原来，我们的缘分，从第一天见面，就已经注定了。

那不是一次尴尬的意外。

那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救赎。

他救赎了我迷茫的青春。

我也希望能用我的余生，来温暖她孤寂的灵魂。

苏晚的病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奇迹般地好转了。

一年后，她康复出院。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只有我们两个人，和那两个红色的、烫金的小本子。

但我们都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我们离开了那座我们共同奋斗过的城市，回到了我的家乡。

那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县城。

我们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

我亲手设计，为她盖了一栋房子。

房子不大，但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一个阳光充足的画室。

我们在院子里，种满了她最喜欢的栀子花。

每到夏天，整个院子，都香得醉人。

她不用再做那个无所不能的苏工了。

她可以做回那个喜欢画画，喜欢看书，喜欢在午后阳光下打盹的苏晚。

而我，也在县城的设计院，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

我们每天一起散步，一起做饭，一起看日出日落。

日子过得平淡，却很安稳。

有时候，她会坐在画室里，看我画图。

她会像很多年前一样，拿着一支红笔，在我的图纸上指指点点。

“这里，线条太硬了。”

“这里，空间关系不对。”

我就会笑着说：“苏工，请指示。”

她也会笑，笑得眉眼弯弯，像个小女孩。

我知道，她心底里，还是那个热爱建筑，追求极致的苏工。

只是现在，她把所有的锋芒，都收了起来，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可爱的妻子。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我们有过争吵，有过分歧。

但我们从未想过要放开彼此的手。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去年，她走了。

走得很安详，在我怀里。

临走前，她对我说：“这辈子，能遇见你，真好。”

我握着她渐渐冰冷的手，跟她说：“我也是。”

我把她葬在了后山那片能看到日出的地方。

她的墓碑旁，我种了一棵栀子花树。

现在，我又回到了那座我们曾经奋斗过的城市。

我站在“滨江文化中心”的广场上。

那艘“巨轮”，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芒，依旧雄伟，依旧壮丽。

很多年轻的情侣，在这里牵手散步。

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戏。

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穿着白衬衫，眼神锐利的女人，和那个穿着T恤衫，一脸青涩的男孩。

他们站在这里，讨论着图纸，争论着方案。

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爱情，都和这座建筑，融为了一体。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

那支红色的，很有年头的钢-笔。

是她留给我的。

我打开笔帽，在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上，画下了眼前的这艘“巨船”。

我知道，她没有离开。

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

她变成了这座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变成了我笔下，永不褪色的线条。

变成了我心里，那朵永远盛开的，白色的栀子花。

我抬起头，看着天边的晚霞。

风吹过来，带着熟悉的，淡淡的香气。

我笑了。

苏晚，你看。

我们的作品，多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