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去深圳，和几个女工挤在出租屋，夏天热得只能穿背心裤衩

“孙莉莉，二十多年不见，你这办公室可真气派。就是这人呐，怎么还跟以前一样，眼里只有钱呢？”我把手里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往她那张能当床睡的红木办公桌上一放，慢悠悠地开了口。

孙莉莉，我曾经以为可以好一辈子的姐妹，此刻正坐在真皮老板椅上，画着精致的妆，一身名牌，她抬起眼皮瞥了我一眼，嘴角那抹嘲讽的笑，像根针，扎得我心口生疼。

“林秀梅？你怎么找来了？哟，这身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我们公司应聘保洁的呢。”她端起咖啡杯，用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有事说事，我一分钟几十万上下，没空跟你叙旧。”

我没跟她吵，只是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包好的旧相框，轻轻放在她面前。相框已经旧得发黄，但玻璃擦得锃亮。

照片上，三个穿着背心裤衩的年轻姑娘，挤在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笑得没心没肺。背景，是那个我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

孙莉莉的目光落在照片上，脸上的傲慢瞬间凝固了。她端着咖啡杯的手微微一抖，有几滴褐色的液体洒在了她昂贵的白色套裙上，她却浑然不觉。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孙莉莉，我今天来，不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告诉你，王桂芬病了，病得很重。当年你昧下的良心钱，是时候吐出来了。不然，我不介意让全深圳的人都看看，你这风光无限的‘莉莉集团’董事长，是怎么踩着姐妹的骨血爬上来的。”

我的话说完，整个豪华的办公室死一般寂静，静得能听见她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而这一切，都要从1998年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说起。

那年我二十岁，跟着村里的大部队，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一头扎进了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深圳。火车到站的时候，一股混杂着汗味、海腥味和工厂废气的热浪扑面而来，差点把我掀个跟头。我攥着兜里仅有的二百块钱，心里又慌又兴奋。

厂里不包住，我们三个就和另外两个女工一起，在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个小单间。那房子，我的天，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十来平米的地方，塞了三张上下铺，连个落脚的地儿都紧张。窗户小得跟猫眼似的，一到夏天，整个屋子就跟个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我们几个女孩子，下了班回到那个“蒸笼”里，热得实在受不了，也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了，脱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一人端个脸盆，就着水龙头冲个凉水澡，就算是奢侈了。晚上睡觉，竹席都能睡出人形的汗印子来。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们仨的感情比亲姐妹还亲。谁发了工资，就去加个餐，买半只烧鹅回来，五个人分着吃，连骨头都得嘬干净。谁要是病了，剩下的人就轮流照顾，熬白粥，喂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中暑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是孙莉莉和王桂芬背着我跑了好几里地去的诊所，医药费也是她俩凑的。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我林秀梅认定了她们这两个姐妹！

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又热得睡不着，躺在床上聊天。孙莉莉突然一拍大腿，坐了起来：“秀梅，桂芬！我想到了！咱们自己干吧！”

她两眼放光地说：“秀梅手这么巧，咱们就做劳保手套！桂芬家有布料路子，我去跑销路！咱们厂里几千号工人，周边的厂子加起来好几万，这生意准能成！”

当时我和桂芬都觉得她疯了，我们哪来的本钱？哪来的胆子？可孙莉莉那张嘴太能说了，把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说得我们俩也热血沸腾。她说：“咱们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挣了钱平分！写个字据，按手印！咱们要做就做深圳最大的手套女王！”

为了凑启动资金，我把准备寄回家给我弟盖房子的三千块钱全拿了出来。那是我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血汗钱。桂芬也拿了一千，孙莉莉说她负责跑关系，没出钱。我当时一点没多想，觉得姐妹之间，何必计较这些。

说干就干。我们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就躲在出租屋里偷偷干活。我负责裁剪缝纫，桂芬负责检验打包，孙莉莉就利用休息时间，跑去跟各个工厂的采购拉关系。我们买不起缝纫机，所有的手套都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手指头不知道被扎了多少次，经常是缝着缝着就睡着了。那段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因为有盼头。

我们的手套质量好，价格便宜，孙莉莉又会来事，很快就拿下了第一个小订单。那天晚上，她拿着三百块钱的定金回来，我们仨激动得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我们炒了两个小菜，奢侈地买了瓶啤酒，庆祝我们的第一桶金。

人心，就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一点点变味的。

厂子走上正轨后，孙莉莉就很少来车间了。她开始穿得光鲜亮丽，学着城里人那样化妆、喷香水，每天开着一辆二手的小面包车出去跑业务，说是为了“公司形象”。我和桂芬还是老样子，每天灰头土脸地守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一起赶货。

钱是孙莉莉管着的。每次我们问起账目，她总是说：“哎呀，你们懂什么，现在到处都要打点，钱都花在关系上了。放心吧，亏不了你们的。”她每个月给我们发固定的“工资”，比在厂里上班多一些，我和桂芬也就满足了。我们天真地以为，她在外面风光，我们在里面守着家，这就是最好的分工。

可我等来的，不是分红，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驱逐。

那天，孙莉莉把我和桂芬叫到办公室，脸上是那种我看不懂的笑容。她给我们俩一人递了一个厚厚的红包，说：“秀梅，桂芬，辛苦你们了。这是给你们的奖金。”

我当时还挺高兴，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万块钱。可还没等我道谢，孙莉莉接下来的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我当时就懵了，脑子嗡嗡响。“你说什么？买股份？莉莉，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干的吗？那份协议……”

孙莉莉的脸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她打断我的话：“什么协议？林秀梅，你别跟我提那个。那张破纸能当饭吃吗？营业执照上是我的名字，法人是我！我给你们一万块，是念在咱们姐妹一场的情分上，别给脸不要脸！”

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骂：“孙莉莉，你还有没有良心！我那三千块钱！我熬了多少个通宵！你现在一句话就把我们踢开？”

我看着桂芬那懦弱的样子，又看看孙莉莉那张冷酷无情的脸，心一下子就死了。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局。一个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局。我们俩，就是她往上爬的梯子，用完了，就一脚踹开。

那天，我把那一万块钱狠狠地摔在她脸上，哭着跑出了那个我亲手建立起来的厂子。桂芬最终还是拿了钱，没过多久就回了老家，嫁人了。从那以后，我们三个就断了联系。

我没脸回家。我在深圳找了个男人嫁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公赵建军。他是个老实巴交的装修工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对我好。我们开了个小小的裁缝铺，日子过得不富裕，但很安稳。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提过孙莉莉，再也没提过那段伤心的往事。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她哽咽着说：“秀梅，我对不起你……但我一直留着一样东西……就是咱们当年按手印的那张纸……我把它夹在我的结婚相册里，一直没舍得扔……”

挂了电话，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我坐上了去桂芬老家的火车。当我从她颤抖的手中接过那张已经泛黄发脆的作业纸时，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那三个名字和鲜红的手印，依旧清晰。

这就是我今天来找孙莉莉的底气。

“你想怎么样？”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干涩。

“我不想怎么样。”我平静地看着她，“桂芬的手术费，五十万，你出。当年我的三千块本金，加上这二十年的分红，我不要多，凑个整，再给我五十万。总共一百万，对你现在的‘莉莉集团’来说，九牛一毛。”

“你做梦！”她尖叫起来，“凭一张照片和一张破纸就像讹我一百万？林秀梅，我随时可以报警抓你！”

孙莉莉的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她最在乎的，就是她现在拥有的一切——名声、地位、财富。而我手里的东西，足以让她辛苦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瞬间布满裂痕。

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怨毒，但最终，那股怨毒还是被恐惧取代了。她颓然地坐回椅子上，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好……我给你……钱我会打到你账上。东西给我。”

“东西不能给你。”我摇了摇头，把照片和复印件都收回我的帆布包里，“这是你欠我们姐妹的，也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剑。孙莉莉，做人，别太绝。钱我会拿去给桂芬治病，剩下的，我会用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但你记住，从今往后，我们两不相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走出那栋金碧辉煌的办公大楼，外面的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上二十多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钱很快就到账了。我第一时间把五十万转给了桂芬。剩下的钱，我跟老公商量着，换了个大点的铺面，也给家里添置了些新家电。生活好像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有人说我傻，说我太便宜孙莉莉了，她那么大的公司，我至少该要个几千万。可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钱是好东西，但不是人生的全部。我要的不是她的钱，我要的是一个公道，是让她知道，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和情，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和践踏的。

人啊，真是奇怪的动物。可以共患难，却未必能共富贵。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情记着记着就淡了。但我始终相信，做人得有底线，得讲良心。因为天道有轮回，你今天欠下的债，总有一天，要连本带利地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