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回村创业邀我任厂长，我深夜辞退亲属工人，三年后他感激涕零

“哥，这厂长，除了你，我谁都不认。”

堂弟李维军把一杯白酒推到我面前，杯沿磕在掉漆的八仙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酒液晃了晃，映着头顶那只昏黄的灯泡，光晕一圈圈散开，像他眼里闪烁的光。

那是2001年的秋天，我们镇上那家最大的棉纺厂刚刚彻底关停，我，李卫国，四十二岁，作为最后一批下岗的办公室主任，揣着几千块的补偿金，在家里待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足够把一个人的精气神磨得干干净净。我老婆每天唉声叹气，儿子要交学费，我抽烟都从五块的“红梅”降到了两块五的“画苑”。

维军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他在南方闯了七八年，据说发了点小财，穿着一件我叫不上牌子的夹克衫，头发抹得油亮，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在镇上转了两天，就把车停在了我家门口。

他说要在镇西头那片荒地上建个电子元件厂，专门给南方的大厂做配套。他把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还贷了款，赌上了全部身家。

“哥，你在国营厂管了半辈子人，有经验，懂规矩。我呢，就在外面跑跑业务，拉拉订单。咱兄弟俩，肯定能成。”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很用力，带着一股南方的热风和一股子不容置疑的闯劲。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种被人重新需要的踏实感，像一棵快要干枯的老树，突然被浇了一瓢带着养分的水。我端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我说：“行，维军，只要你信得过哥，这事我干了。”

那一刻，我天真地以为，这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可以用我在国营厂学到的那套规章制度，把这个小厂子管得井井有条，帮维军实现他的梦想，也让我自己重新找到价值。这个假象，在当时的我看来，稳定得就像我们脚下这片黄土地。

厂房很快就建起来了，崭新的机器从南方运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维军是真的下了血本，光是那几台全自动的绕线机，就花了他一大笔钱。开工那天，我们请了镇上的秧歌队，鞭炮从厂门口一直铺到大路上，红色的纸屑漫天飞舞。

我穿着维军给我买的新西装，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块红布从“宏远电子元件厂”的牌子上滑落下来，心里热乎乎的。我招的第一批工人，都是以前棉纺厂的老同事，手脚麻利，干活踏实，最重要的是，他们懂什么叫“厂规”。

然而，那片稳定的假象，就像鞭炮的红纸屑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麻烦是从我二叔，也就是维军的亲爹找上门开始的。他领着我堂哥，一个游手好闲了半辈子的男人，直接进了我的办公室。

“卫国啊，你看，你弟弟这厂子办起来了，你这当厂长的，得照顾照顾自家人吧？你堂哥，别的不会，看个大门，总行吧？”二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

我看着那个连声“哥”都懒得叫，眼神四处乱瞟的堂哥，心里有些不舒服。厂里看大门的岗位，我已经招了人了，是个退伍军人，人很精神，做事负责。

我正想解释，维军从车间跑了进来，满头是汗。“爸，你怎么来了？”

二叔把脸一板：“我怎么不能来？给你哥安排个活儿，你这个当老板的，没意见吧？”

维军看了看我，脸上有些为难，但还是点了点头：“行，爸，你说了算。哥，就让堂哥去门卫室吧，那个退伍军人，你看看安排到车间，给他加点工资。”

我心里“咯噔”一下，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维军是老板，他点了头，我还能说什么？这是第一个。

很快，第二个、第三个就接踵而至。我三姑家的表弟，说要来管仓库。我大姨家的外甥女，说要来做质检。他们甚至都不直接找我，而是通过各自的父母，找到二叔二婶，再由二婶，也就是维军的妈，给维军下命令。

维军的办公室，那段时间快成了我们李氏家族的祠堂。每天都有亲戚进进出出，带着各种要求。维军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几次想跟我开口，都只是叹口气，递给我一支烟。

我明白他的难处。在这个小镇上，人情世故是一张看不见的网，谁也挣脱不开。他衣锦还乡，就得担起“光宗耀祖”的责任，这个责任里，就包括了提携亲族。

我试图建立的规矩，在这张网面前，被撕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我的办公室里，那本我亲手制定的，厚厚的《员工手册》，成了一个摆设。我心里那份刚刚建立起来的踏实感，开始一点点地往下沉。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

我试着去挽救。我把所有亲戚都安排在一些相对清闲、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心里想着，只要不影响生产核心，就先这样吧，算是给维军一个交代。

但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管仓库的表弟，叫李小帅。人长得不帅，心思倒挺活络。他很快就跟几个供应商的司机混熟了，厂里进的铜线、锡条，他每次都大笔一挥就签收，从不过秤。我找他谈过两次，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一转身，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他说：“哥，都是熟人，那么较真干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做质检的外甥女，叫王娟。她倒是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心思根本不在流水线上。她一天能跑八趟厕所，每次都跟车间里几个年轻女工凑在一起，讨论镇上谁家又买了新彩电，谁家的媳服跟婆婆吵架了。有一次，一批货因为一个关键元件尺寸错误，被客户全部退了回来，直接损失了小一万块。我去查记录，质检那一栏，签着王娟的名字，后面还画了个笑脸。

最让我头疼的，是门卫室的堂哥，李大勇。他把门卫室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天中午都得喝二两，下午就在值班室里睡大觉。外面的车进进出出，他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更过分的是，他开始利用门卫的身份，私自扣下一些送货师傅的“好处”，不然就不给开门。

整个工厂，因为这些“皇亲国戚”的存在，变得乌烟瘴气。那些我招来的老同事，干活都开始没精神了。他们不敢得罪这些亲戚，心里却憋着一股气。私下里，有人跟我抱怨：“李主任，这厂子再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

我何尝不知道？每天晚上，我都在厂里转悠，看着那些本该整齐的物料堆得乱七八糟，闻着空气里那股懒散的味道，心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

终于，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核对账目，车间主任老张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脸色煞白。

“李厂长，不好了！出事了！大勇哥他……”

我心里一沉，跟着老张就往车间跑。只见绕线机的旁边围了一圈人，李大勇躺在地上，抱着自己的左手，脸上全是汗，嘴里哼哼唧唧的。他那只手，被机器的传送带绞了进去，虽然他反应快抽了出来，但食指和中指已经血肉模糊。

原来，他中午又喝多了，晃晃悠悠跑到车间来“视察工作”，跟一个操作机器的小姑娘聊天，手没地方放，就搭在了机器的防护栏上。结果脚下一滑，手就卷了进去。

我立刻安排人把他送去镇上的卫生院。维军接到电话，也从县城赶了回来。

在医院的走廊里，二叔二婶，三姑大姨，来了一大群人，把小小的走廊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矛头一致对准了我。

“李卫国，你是怎么当厂长的？我儿子在你厂里干活，手就这么没了，你得负责！”二婶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尖利。

“就是，安全措施怎么做的？一个大活人进去，手就没了，你们这厂子还想不想开了？”三姑也在一旁帮腔。

我试图解释，说李大勇是违反了安全规定，酒后进入生产重地。但我的声音，完全被他们的吵嚷声淹没了。他们不听任何解释，他们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工厂的错，是我的错。

维军夹在中间，脸色铁青。他一边要安抚自己的父母，一边又要应付七大姑八大姨。最后，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哥，我知道这事不怪你。但……你看，他毕竟是我堂哥，手也伤成这样了。医药费厂里全包，再给他拿两万块钱的补偿，让他回家好好养着，你看行不行？”

我看着维军疲惫的脸，点了点头。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这件事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李大勇拿了两万块钱，成了镇上的“英雄”。亲戚们都说，还是自家人好，在自家厂里，受了伤都有大笔的钱拿。

从那以后，厂里的风气更差了。小偷小摸的事情开始频繁发生。仓库里的铜线，每天都会少一点。食堂的米和油，消耗得也比平时快。那些亲戚员工，上班更加肆无忌惮，迟到早退成了家常便饭。他们觉得，这厂子是李家的，他们也是李家的人，拿点东西，偷点懒，天经地义。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力感。我所有的规章制度，在“亲情”这两个字面前，都成了一纸空文。我第一次具体地尝到了这个难题带来的苦果，它不仅破坏了工厂的秩序，更在一点点吞噬着我和维军当初的梦想。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半夜。桌上放着一叠这个月的生产报表，数字红得刺眼，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废品率上升了十个点。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厂区，心里反复问自己，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当一个和稀泥的老好人，看着维军的心血被一点点蛀空吗？还是为了守住一份所谓的“亲情”，让所有人都满意，唯独让工厂走向死亡？

我不是圣人，我也有私心。这份厂长的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它让我在下岗之后，重新找到了一个男人的尊严。但是，如果这份尊严，需要用工厂的未来去换，那我宁可不要。

我突然想起了维军当初跟我喝酒时说的话。他说：“哥，我想办一个真正的工厂，不是那种小作坊。我想让咱们镇上的人，以后一提起‘宏远’，都竖个大拇指。”

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那种光，叫梦想。

而现在，我，作为他最信任的兄长和厂长，却在眼睁睁地看着这束光，被那些所谓的“亲情”织成的蛛网，一点点地遮蔽，变得越来越暗淡。

我的思考，从“为什么这些亲戚这么难管”转变成了“我到底要守护什么”。

答案很清晰。我要守护的，是维军的梦想，是这个工厂的未来，是那些兢兢业业干活的普通工人的饭碗。

那一刻，我的内心，有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会让我和维军的兄弟情谊都产生裂痕的决定。但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我不再被动地去应付，去妥协。我要主动出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件大事。

我让财务把所有员工的档案和工资表都整理了出来，特别是那些亲戚员工的出勤记录、工作表现、奖惩情况，我都一一做了详细的标记。我又让老张，那个正直的车间主任，秘密地帮我收集了一些证据，比如仓库表弟李小帅内外勾结的单据，质检外甥女工作时间闲聊的目击证人，还有其他亲戚偷拿工厂财物的照片。我甚至找到了那个当初被顶替的退伍军人，他告诉我，李大勇不仅收好处，还经常把外面的闲杂人等带到厂里来打牌。

所有的资料，我整理了厚厚的一大摞。

然后，我去找了维军。我没有直接把资料给他，而是先问了他一个问题。

“维军，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找我的时候，跟我说你想办一个什么样的厂？”

维军愣了一下，他最近被这些家务事搞得焦头烂额，人也憔悴了不少。他想了想，说：“当然记得。我想办个好厂，正规的厂。”

“那现在这个厂，是你想要的吗？”我盯着他的眼睛。

维军沉默了，他低头给自己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过了很久，他才用一种近乎沙哑的声音说：“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是我亲戚，我妈那边，我爸那边，我……我没办法。”

“有办法的。”我说，“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

我把我准备的那一摞资料，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你先看看这些。看完之后，我们再谈。”

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把门轻轻带上。我知道，这对他来说，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些白纸黑字上的东西，会把他一直以来试图用“亲情”来粉饰的太平，撕得粉碎。

那天下午，维军没有再找我。第二天，他也没有来工厂。我给他打电话，是他妈接的，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哭天抢地的声音，骂我是白眼狼，是来搞散他们李家的。

我心里明白，风暴要来了。

第三天上午，我召集了全厂员工开会。那些亲戚们，一个个都带着一种看好戏的表情，懒洋洋地坐在下面。他们大概以为，这又是一次不痛不痒的安全生产会议。

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心里很平静。

我没有说任何废话，直接宣布了我的决定。

“根据工厂的规章制度，以及各位近期的工作表现，现在我宣布几项人事任免决定。”

我清了清嗓子，拿起了那份名单。

“仓库管理员李小帅，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工厂财物，予以开除，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李小帅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指着我：“你凭什么开除我？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在这里。”我把我准备好的另一份复印材料，让老张发了下去，“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李小帅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我没有理会他，继续念了下去。

“质检员王娟，玩忽职守，给工厂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予以开除。”

“门卫李大勇，在职期间，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收受贿赂，予以开除。”

……

我一口气，念了七个名字。这七个人，全都是厂里最核心的几个亲戚。每念一个，下面就一阵骚动。等我念完，整个会场已经炸开了锅。

“李卫国，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老李家的厂，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开除我们？”

“就是，维军呢？让李维军出来！我们要找老板！”

他们叫嚷着，咒骂着，甚至有人想冲上台来。我招来的那几个保安，立刻围了上来，把我护在中间。

就在场面快要失控的时候，维军来了。

他从人群后面走进来，脸色很难看，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没有看我，径直走上了台。

亲戚们看到他，像是看到了救星，纷纷围了上去。

“维军，你可算来了！你看看你这个好哥哥，要把我们都赶尽杀绝啊！”

“维军，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维军站在台上，沉默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他只是看了一眼那些情绪激动的亲戚，然后转向我，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冰冷语气说：

“哥，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沉到了谷底。我预想过很多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他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来质问我。

“他们是有错，但罪不至此吧？大家都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以后让我怎么回村里？怎么面对我爸妈？”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带着一种压抑了许久的委屈和愤怒。

“我把厂子交给你，是让你来帮忙的，不是让你来拆家的！”

最后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看到大的弟弟，这个曾经满眼都是信任和依赖的弟弟，突然觉得很陌生。我为他考虑了一切，为工厂的未来披荆斩棘，换来的，却是当众的指责和“拆家”的罪名。

我所珍视的兄弟情谊，我所坚守的职业操守，在这一刻，似乎都成了一个笑话。

亲戚们开始欢呼，他们觉得，老板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他们用一种胜利者的眼神看着我，充满了嘲讽和不屑。

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没有再做任何解释。我默默地走下台，穿过人群。没有人给我让路，我只能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推开。

那天下午，我回到了办公室，收拾了我的东西。一个很小的纸箱，装着我的茶杯，几本专业书，还有那本已经没什么用的《员工手册》。

我把办公室的钥匙放在了桌上，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地方。窗外，那些被开除的亲戚，正簇拥着维军，浩浩荡荡地走出了厂门，像是一支出征得胜的队伍。

而我，成了那个孤家寡人。

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我提着纸箱，走出厂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走到了镇外的小河边。秋天的风很凉，吹在脸上，有点疼。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直到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出来一看，是老张。

我接了电话，声音有些嘶哑：“喂，老张。”

“李厂长……你走了？”老张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

“嗯，走了。”

“你别走啊！”老张的语速很快，“你走了，这厂子就真的完了！我们……我们这些跟着你干活的人，可怎么办？”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似乎有不少人。

“李厂长，我是小王，操作二号机的。你不能走啊，你走了，那些人回来，我们还怎么干活？”

“厂长，我是食堂的刘婶，你对我们好，我们都知道。你做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你是对的！”

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声音，通过小小的听筒传了过来。他们都是我招来的那些普通工人，是那些每天在流水线上默默流汗，靠着这份工资养家糊口的人。

我握着电话，手有些抖。眼眶一热，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但我强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挂了电话，我依然坐在河边。夜色越来越深，河水倒映着天上的几颗疏星，闪着微弱的光。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一直以为，我是在为维军一个人战斗。我错了。我守护的，不仅仅是他的梦想，更是这几十个普通工人的生计。我所坚持的“规矩”，不仅仅是为了工厂的效率，更是为了给这些踏实肯干的人一个公平的环境。

所谓的“亲情”，如果成了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具，那它就不是亲情，而是毒瘤。而我，作为一个厂长，我的责任，不是去讨好每一个人，而是要对这个集体负责，对那些真正为这个集体付出的人负责。

维军的指责，亲戚的唾骂，在这一刻，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有人懂，有人支持。我的坚持，不是孤芳自赏，它有价值。

那一刻，我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我获得了某种顿悟。真正的善良，不是毫无原则的妥协，而是有霹雳手段，才显菩萨心肠。有时候，看似无情的切割，才是最大的仁慈，是对更多人负责任的体现。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朝着工厂的方向，大步走了回去。

当我重新出现在工厂门口时，老张他们都围了上来。他们看到我，眼睛里都亮起了光。

“厂长，你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对他们说：“大家放心，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就会给大家一个公道。”

第二天，我没有等维军来，就直接贴出了一张新的招聘启事。我要重新招人，填补那些空缺的岗位。同时，我也在厂里推行了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工资和产量、质量完全挂钩，多劳多得，赏罚分明。

维军没有再出现。听说，他被二叔二婶锁在了家里，不让他出门。镇上的流言蜚语也传开了，都说我李卫国忘恩负义，是个铁石心肠的白眼狼，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把老板的亲戚都赶走了。

我父母也打来电话，劝我服个软，去给二叔家道个歉，把事情圆过去。

我谁的话都没听。我顶着所有的压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厂的生产中。没有了那些捣乱的亲戚，厂里的风气焕然一新。那些留下来的老工人，干劲十足。新招来的年轻人，也肯学肯干。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累，也是最充实的日子。我既是厂长，又是技术员，有时候还要亲自上阵操作机器。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到厂，最后一个离开。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工厂的生产，在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后，很快就恢复了，并且效率比以前更高，产品质量也上了一个台阶。以前经常出现的退货问题，再也没有发生过。

一个月后，维军终于来了。

他看起来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矛盾。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没有进来，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哥。”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很低。

“嗯。”我应了一声，继续低头看手里的图纸。

我们之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我……我妈说，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弟弟，就去家里吃顿饭，把话说开。”

我知道，这是他们家给的台阶。但我没有下。

我抬起头，看着他，很认真地说：“维军，吃饭就不必了。我只问你一句，这个厂，你还想不想办下去？如果你想办，就按我的规矩来。如果你觉得亲戚比厂子重要，那我现在就走，绝不拖泥带水。”

维军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以为，我们的兄弟情谊，真的就到此为止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他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两个从南方请来的工程师。他找到我，把一份新的生产计划递给我，说：“哥，这是我刚接到的一个大单子，客户要求很高。你看看，我们厂的设备和人手，能不能接下来。”

我接过那份计划，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他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工厂。

从那天起，我们兄弟俩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他负责在外面跑业务，接订单，我负责在厂里抓生产，保质量。我们很少再谈及那些家事，也很少再像以前那样一起喝酒聊天。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我知道，那道裂痕，还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宏远电子厂，在镇上慢慢地站稳了脚跟。我们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人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后来又扩建了新的车间，增加到了三百多人。我们成了镇上最大的企业，是纳税大户。

镇上的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以前那些说我坏话的人，见到我，都会客客气气地叫一声“李厂长”。那些当初被我开除的亲戚，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在镇上做了点小买卖，生活过得不好不坏。他们见到我，都绕着道走。

我和维军，依旧保持着那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李老板，开上了更好的车，在县城买了房。我们见面的地方，基本都在工厂。谈的，也都是公事。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天。

那天，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到了厂里。我们一直合作的那个南方大客户，他们的母公司，一家国际知名的电子企业，要派考察团来我们厂实地考察，准备把我们列为他们在中国内地的核心供应商。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足以改变工厂命运的机会。

我和维呈，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我们把工厂里里外外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对所有的生产流程都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优化，对所有工人都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再培训。

考察团来的那天，维军穿上了他最好的西装，紧张得手心都在出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放心吧，没问题。”

考察的过程非常顺利。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对我们整洁的车间环境，工人熟练的操作，以及严格的品控流程，都赞不绝口。带队的那个德国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随机抽检了我们好几个产品，最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维军伸出了大拇指。

送走考察团后，维军激动得脸都红了。他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哥，谢谢你！谢谢你！”

那天晚上，工厂的订单意向书就传真了过来。那是一个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这意味着，宏远电子厂，将要一飞冲天。

维军提议，晚上把厂里的管理层都叫上，去县城最好的酒店庆祝一下。

酒席上，大家都非常高兴，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维军也喝了很多，他挨个给大家敬酒，说着感谢的话。最后，他端着酒杯，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周围的喧闹，似乎在这一刻都安静了下来。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

他对着我，双膝一软，直直地跪了下去。

“维军！你这是干什么！”我大吃一惊，赶紧伸手去扶他。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他很坚决，我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就流了下来。一个三十多岁，在外面叱咤风云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哥……”他的声音哽咽着，“我对不起你。这三年，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

“当初，是我糊涂。是我没有担当。我明知道你是对的，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厂好，可是我……我被那点可怜的亲情绑住了，我怕我爸妈骂我，怕亲戚戳我脊梁骨。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那么重的话伤你……我不是人！”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扇着自己的耳光。

我赶紧按住他的手，心里也是一阵翻江倒海。这三年的隔阂，这三年的委屈，在这一刻，都化作了眼前的泪水。

“哥，要不是你当初下了狠心，把那些人都清出去，把厂里的规矩立起来，就没有宏远的今天。我李维军，早就血本无归，成了全镇的笑话了。是你，是你救了我，救了这个厂，救了我们一家人！”

他跪在地上，仰着头，泪流满面地看着我。

“你才是我们李家最大的功臣。我爸我妈现在也想明白了，他们总说，家里能出你这么一个懂规矩、有魄力的哥哥，是我们的福气。”

我把他从地上用力拉了起来，紧紧地抱住了他。我拍着他的后背，说：“傻小子，都过去了。我们是兄弟。”

那一刻，我们兄弟俩，在众人的注视下，相拥而泣。那道存在了三年的裂痕，终于被彻底抚平了。我们的关系，在经历了这场风暴之后，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固。它不再是建立在单纯的血缘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信任和共过患难的尊重之上。

我扶着他重新坐下，看着窗外县城的万家灯火，心里一片澄明。我不再是那个只会照搬国企规章的李卫国，我懂得了什么叫人情，也懂得了什么时候该讲规矩。而维军，也从一个被亲情束缚的年轻人，成长为了一个有担当、有远见的企业家。

我们都变了，变得更好了。而这一切，都源于三年前那个痛苦的抉择。现在想来，那不是一次切割，而是一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