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岁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

公元412年夏日，随着海风轻拂大海，一艘远洋商船缓缓停靠在青州长广郡的海岸线上（今山东青岛）。这艘船从马来群岛西部的耶婆提国出发，原本打算驶向广州，却意外漂泊到了青州——那是在东晋十六国纷争的动荡时期，此地曾短暂归属于南燕，后来被东晋权臣刘裕平定。船员们满脸茫然，操着异域口音，议论纷纷。幸好，船上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汉族僧人，他平静地安抚众人，走下船去，向路过的猎户打听情况。

就在此时，这位高龄老僧——法显，结束了他长达十三载、足迹遍布三十余国的西行求法之旅。法显，就是那位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高僧。

作为中国最早的天竺取经者之一，法显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西行到印度、再由海上丝绸之路归国的第一人，更是“一带一路”精神的象征。他所著的《佛国记》（亦称《法显传》）详尽记载了他沿途的所见所闻，为后世保存了千年前丝绸之路的宝贵史料。

早年间，他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但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却似开挂一般，所行之事令人叹为观止。

青岛崂山下的片显塑像

与许多“平凡人物”一样，法显的前半生几乎成谜。虽然《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史料记载，法显本姓龚，出身平阳郡（今山西临汾），幼年时家庭变故使他出家为沙弥，二十岁时受持“大戒”。然而，他之后四十年的生活经历，鲜有记载，无人知晓。

当他正式步入历史舞台时，已是六十有余的老人。在他的《佛国记》开篇中写道：“法显昔在长安，惟惧律藏残缺。于是于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志，同心西行，寻求戒律。”这说明，法显因汉地戒律残缺，决心前往天竺取经。公元399年秋冬，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僧侣从长安出发，踏上漫长的西行之旅。推算之下，此时的法显已逾六十岁。

那时的中国，距离汉明帝夜梦金人、白马驮经入洛已有三百余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胡人纷争不断，中原士民南迁，佛教因此得以繁荣发展。后赵石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等统治者推崇佛教，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高僧享有盛名，民众渴望脱离苦海、安定天下，纷纷皈依佛门。仅关中地区，便聚集了数万僧人。

然而，这股佛教兴盛的浪潮背后，也暗藏隐忧。法显西行的主要动因，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戒律体系极度缺失。佛教经典统称“三藏”，其中“律藏”尤为重要。起初，中原佛教的经文多为西域大月氏、安息、龟兹等地翻译而成，梵文原典鲜少流传，导致许多经文词不达意、残缺不全。律藏的残缺，使得僧众难以遵守戒律，甚至无戒可守。《弘明集》记载，当时的僧侣“德不称职，行为多违法”，出家后不务正业，从事垦殖、商业、占卜等异端邪说。

戒律的缺失，教义的混乱，让法显心生忧虑，毅然决定前往天竺，寻求完整的律藏。

19世纪英国汉学家毕尔绘制的片显路线图

一个普通僧人的远行，既要靠个人的奋斗，也受到历史大势的影响。公元399年，法显启程西行之时，天下尚不太平。北方战乱不断，前秦分裂割据，群雄逐鹿。长安由后秦姚兴统治，他野心勃勃，频繁用兵，争夺领土。法显一行翻越陇山，途经后秦和西秦的边界，从天水沿渭河逆流而上，进入河湟地区。第一站——河西走廊，也处于动荡之中，但在佛教盛行的河西地区，法显受到热情接待，与多位政治人物交往。

抵达西秦时，正值盛夏，法显在金城（或称苑川，今甘肃兰州）举行“夏坐”仪式。法显在《佛国记》中称此地为“乾归国”，因当时在位的乞伏乾归继承兄长乞伏国仁的基业，在陇西一带割据。夏坐，是佛教僧人夏季禁出、闭关修行三个月的习俗，源自印度，因气候炎热，僧众需在夏天静修。此习俗传入中原后，仍被沿用，法显在多地停留修行，留下了丰富的记载。

秋高气爽，结束夏坐后，法显继续西行，经扁都口抵达张掖。记载中称：“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当时，后凉吕氏势力已衰，河西地区群雄割据，阻碍了法显的行程。幸而，张掖的北凉王段业信奉佛教，邀请法显讲经，还自请为“檀越”，即施主，资助僧侣。

夏季再至，法显在张掖再次举行夏坐，等待道路恢复。终于，敦煌的李暠（西凉政权的建立者）与段业达成协议，战火暂歇，确保商旅与僧众的安全。法显的队伍逐渐壮大，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加入。

从张掖出发，沿弱水前行，抵达敦煌。敦煌的王族盛情款待法显，早在三十年前，乐僔和尚曾到此，见到鸣沙山上金光闪耀，心生感慨，凿下莫高窟的第一座佛窟。法显在敦煌驻留一个多月，或许参观了这些佛窟，感受到佛法的深远影响。

莫高窟张骞出使西城图

离开敦煌，越过玉门关，迎接他的是荒漠、戈壁与雅丹地貌。法显必须穿越“沙河”，那是一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沙漠。据他描述：“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存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极目，难觅渡口，唯见死人枯骨。”经过17个昼夜、1500里的艰难跋涉，方才穿越此绝域。

进入塔里木盆地后，途经鄯善、焉耆、于阗、竭叉等古国。法显的《佛国记》详细描绘了这些地区的风土人情。

鄯善，亦称“楼兰”，今在新疆若羌一带。法显到时，正值楼兰衰败之际，但仍见繁荣的商贸。当地信奉佛教，融合中原习俗，衣着与中原类似，只是用料不同。法显指出，“地崎岖贫瘠”，或许正是其衰败的原因。

20世纪初，在罗布泊的遗址出土了李柏文书，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件。东汉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域设有长史，掌管军事与行政。李柏在任期间，曾与焉耆王商讨联兵讨叛的事宜。

从鄯善北上，经过十五天艰难行程，法显来到焉耆。这里是西域的重要大国，但法显发现，当地僧众虽多，却“不修礼义，遇客冷淡”。信仰小乘佛教的焉耆人，对法显一行表现出疏离，甚至不允许他们住在寺庙里。

幸运的是，一位名叫“苻行堂公孙”的贵族出手相助，为他们提供庇护。此人极可能是前秦苻坚的后裔。得此救助后，法显继续西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东方小西天”——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在此，法显参加了盛大的佛诞庆典，观看抬佛像游行，装饰繁华，队伍浩大。

随后，他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面对雪山、毒龙（雪崩）等天险，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佛教的发源地——北天竺（今印度北部）。

在漫长的旅途中，队伍逐渐散散合合。最初陪伴法显的众多僧侣中，只有慧景与道整坚持到最后。途中，慧景在风雪中精疲力竭，告别法显：“我已难以为继，你继续前行，不要让我拖累你。”慧景去世后，法显忍痛攀登高山，终于到达佛教的故乡。

在中天竺，法显游历了摩头罗、僧伽施、拘萨罗、毗舍离、巴连弗邑等佛教圣地。在拘萨罗，他参观了佛祖曾居住的祇洹精舍，心情沉重。此时，他已七十多岁，身心俱疲，却心怀感恩。

他在天竺的日子里，终于找到《摩诃僧衹众律》《萨婆多众律》等律藏的手抄本，留学三年，深入学习梵文，抄写经文。最后，他发誓不再返回中原，甘愿在天竺长居，追求佛法的究竟。

经过十年的艰辛旅程，义熙五年（409年），法显决定东归。但他选择了海上丝绸之路，避免陆路的危险。从天竺出发，他从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起航，经过孟加拉湾，抵达斯里兰卡（“宝石之国”），这里盛产佛教圣物摩尼珠。

在斯里兰卡，法显参与了盛大的佛牙游行和供养法会，拜访古城阿努拉德普勒，搜集佛经，暂缓归途。期间，他感叹：“自离开汉地，山川异域，山水草木皆陌生，同行者多已散尽，只剩我一人，心中满是思乡之情。”在浩瀚的梵音中，他孤身一人，心怀惆怅。

从斯里兰卡启程返回，已是义熙七年（411年）。途中，他在东南亚的耶婆提国乘坐一艘商船，朝广州方向航行。然而，耶婆提并非佛国，船上的婆罗门商人将他视为异教徒。在途中遭遇暴风雨，危在旦夕。商人们误以为法显带来了灾祸，准备弃他于海，但一名檀越挺身而出，以中原皇帝的威名威慑众人，救了法显一命。

船只迷失方向，越过广州，漂流至青州。船员们饥饿难忍，几乎要自相残杀。长广太守李嶷得知此事，迎请法显到青州治所——即今即墨区。法显未能返回长安，更倾向于南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在南朝继续佛教事业，完善戒律体系。

最终，法显在江陵辛寺圆寂，享年约82岁或86岁。他虽在乱世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那横跨丝绸之路、历时十三年、游历三十余国的壮丽旅程，通过《佛国记》流传后世，彰显了一个坚韧不拔、伟大的精神。

他的远行，不仅仅是为了取经，更是一场关于信仰、探索与坚持的史诗。作为第一批穿越葱岭、到达印度的僧人，他用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沿线的风土人情。《佛国记》不仅记载了中国，也展现了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地理、宗教、物产与风俗，被誉为研究五世纪亚洲的重要史料。

令人敬佩的是，法显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依然勇敢前行，至今难以想象如此壮举的背后，是怎样的坚韧与信仰。

他的精神激励后人。南朝的僧人昙无竭听闻法显事迹后，立志西行求法；唐代的玄奘，以法显为楷模，踏上西行之路，著有《大唐西域记》；而义净也仰慕法显，远赴天竺，详细记载南海诸地的风土人情。

僧人们舍身求法，留下了不朽的足迹，成为中国丝绸之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近代学者梁启超曾盛赞法显：“他穿越雪山，携带佛典归来，著有《法显传》，成为我国首个印度之行的记录者。无论艰难险阻，他都毫不畏惧，奋勇前行，所创造的伟业令人敬仰。后人若能继承其精神，必能振奋。”

法显的坚韧与志向，至今仍照耀着后世的追求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