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母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腊月25接到大姐电话，我泪如雨下

＂拎包就走了？大过年的，你当自己还是二十出头啊？＂大姐在电话里哽咽，＂爸都八十三了...＂

我挂了电话，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泪如雨下。

六年了，自从母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

如今腊月二十五，我终于决定启程。

199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长途汽车里的暖气管吹出的热风带着柴油的气味，让人既暖和又呛得慌。

三十八岁的我坐在开往老家黄河边小镇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是一片萧索的原野，树枝上挂着薄薄的一层霜，白得刺眼。

记得小时候，这一带都是麦田，夏天金黄一片，冬天则是光秃秃的荒地，偶尔有几个戴着围巾的村民牵着毛驴车在田间小路上缓缓前行。

如今沿途都建起了厂房，原先用泥土夯实的村路变成了水泥路，偶尔还能看到几块残存的农田，像是岁月遗落的碎片。

＂同志，来根烟？＂邻座是个扛着大包小包的中年男人，递过来一支＂红塔山＂。

＂不用了，谢谢，我不抽烟。＂我婉拒道。

＂不抽烟啊，那挺好。＂男人收回烟，笑着说，＂看你这样子，是城里人吧？＂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心想这身褪了色的夹克衫和用了四五年的皮包，居然还能看出＂城里人＂的派头？

＂我猜你是回家过年的。＂男人自顾自地说着，＂城里人过年都是拎个小包就回来，不像我们，得大包小包带东西，生怕家里人嫌弃咱没出息。＂

我看了看他身边堆着的大包小包，礼品盒上都是些城里热门的名牌，笑问：＂您是做生意的？＂

＂嗨，哪能啊！＂男人摆摆手，脸上闪过一丝自豪，＂我在省城一家玻璃厂当保安，今年厂里效益好，年终奖发了八百块呢！这不，给家里老人孩子都买了点东西。＂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心酸事来。

我的小书店这些年倒是有了些起色，每个月能赚个小两千，但每次往家里寄钱，都会被父亲原封不动地退回来，连同我寄去的礼物一起，只有母亲在世时，才会偷偷收下。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火车票，是昨天临时在黄牛那里加价买的。

春运期间，车票难得很，若不是大姐那通电话，我可能还在省城的小书店里忙活着，准备着过年期间的促销活动。

大姐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你当自己还是二十出头啊？

确实，二十出头时，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1978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恢复高考的好时候，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

那时候，全村人都羡慕我爸妈，说老刘家有个大学生儿子了，以后肯定能吃上公家饭，村里的大喇叭还专门广播表扬了一番。

可我偏不。

大学四年，我迷上了文学，整天抱着《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啃，甚至开始写小说投稿。

记得宿舍里那盏昏黄的台灯下，我挑灯夜战，写下一篇又一篇稚嫩的文字，然后兴冲冲地寄给各大文学期刊，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退稿。

毕业那年，分配名额下来，我拒绝了回老家中学当教师的机会，留在省城自谋职业，先是在小报社当校对，后来干脆辞职开了间小书店。

＂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人挤破头想考大学吗？你知道多少人想进城吗？你倒好，铁饭碗不要，非要去卖书！＂当年父亲的怒吼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父亲坚决反对我的决定。

那是1982年夏天，他从乡下赶到省城，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是裂了口的解放鞋，在我租住的筒子楼门口坐了一整天。

那天的太阳毒辣辣的，照得院子里的地砖烫脚，父亲却倔强地坐在水泥台阶上，半天没挪窝，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你疯了吗？放着铁饭碗不要，去卖书？你以为你是谁啊？＂看到我回来，父亲站起身，胸口剧烈起伏，额头青筋暴起。

筒子楼的邻居们都探出头来看热闹，有人小声嘀咕：＂这不是刘家小子吗？听说考上大学了，怎么跟老子吵起来了？＂

我压低声音说：＂咱进屋说，别让人看笑话。＂

＂看笑话？＂父亲冷笑一声，＂谁给谁丢人现眼啊！＂

我倔强地说：＂爸，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改革开放，做点小生意没什么不好。＂

＂你奶奶的！＂父亲气得脸红脖子粗，像是一头要冲撞过来的公牛，＂我刘家世代老实本分，从来没出过什么商人贩子！你爷爷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打一辈子赤脚种地；我刘怀远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就盼着你能出人头地，你倒好，让我刘家出了个倒腾书的小贩子！＂

这话伤透了我的心，像把刀子扎进我的胸口，又狠狠搅了几下。

筒子楼里住的都是单位分配的住房，大家都是有正经工作的人，听了父亲的话，纷纷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好像我真成了什么不务正业的小混混。

在我看来，开书店是件有理想、有文化的事情，可在父亲眼里，我不过是个不务正业的小贩子。

最后是母亲拉住了要动手打我的父亲：＂算了，怀远，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时代确实不一样了，你看电视里不是说了嘛，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母亲一贯疼我。

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脸上因为常年劳作布满皱纹，手掌因为长年劳作粗糙得像树皮，没什么文化，却特别理解我的志向。

每次我回家，她总会藏些钱给我，有时是从尘封的粮缸底下摸出来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有时是从贴身的小褡裢里掏出几枚硬币，都是她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

＂你干的事娘不懂，但娘知道你不会干坏事。＂母亲总是这样说，然后偷偷地把钱塞进我的口袋，眼睛里带着藏不住的骄傲和担忧。

汽车到了县城，停在一个简陋的汽车站。

站台上挤满了人，有拎着大包小包的打工仔，有背着筐筐担担的农民，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所有人都急匆匆地朝同一个方向涌去。

我下了车，顺着人流往前走，在站外找到了开往村里的＂农用车＂。

那是辆拖拉机改装的简易车，车厢用铁皮和木板钉成，露天的，冷风嗖嗖地往脖子里钻。

车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挤上去，找了个角落站着。

二十里的土路，一路颠得我五脏六腑都要错位。

＂农用车＂上挤满了回乡过年的人，大家互相打听着各自的家乡和亲戚，话题从城里的工资到村里的婚事，从谁家盖了新房到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唯独我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邻座一位戴着棉帽子的老汉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着问：＂小伙子，你是不是老刘家的？＂

我有些惊讶：＂是啊，大爷您认识我？＂

＂哈哈，我就说嘛！＂老汉拍着大腿笑道，＂你长得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你爹是咱们公社最有文化的人，我们那一辈人都佩服他呢！＂

听老汉说起父亲，我心里百味杂陈。

就在这辆破旧的＂农用车＂上，我回想起六年前那个夏天，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忙着店里的年中大促。

那是1987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变革，出版业也不例外。

那年我的小书店终于有了点起色，摆脱了开业以来的亏损状态，上半年居然还赚了三千多块钱。

我刚从上海进了一批畅销小说，正计划着年中大促，准备赚个盆满钵满，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电话是大姐打来的：＂妈不行了，你赶紧回来！＂

我当时正在给客人包装一套《诗经》精装本，闻言手一抖，把书角磕坏了。

＂怎么回事？上个月我回去，妈还好好的啊！＂书店里的老式电话机嘶嘶作响，大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但足以让我心急如焚。

＂突发脑溢血，已经不省人事了。医生说...＂大姐的声音哽咽了。

挂了电话，我火急火燎地收拾了几件衣服，从床板底下摸出积攒的钱，拿了一半，剩下的留给伙计们当开销，然后立刻奔向长途汽车站。

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从省城到老家要倒三次车，再加上路上塞车，一路走走停停，我耽搁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连夜赶回老家，却还是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她走得很安详，好像只是睡着了，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父亲坐在堂屋的角落里，一夜之间似乎老了十岁，头发全白了，身体佝偻得像一只脱了水的虾米。

＂你妈最后一直念叨你，说担心你在城里受苦。＂父亲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一样刺耳，＂她走的时候，你连个影子都没有。＂

这句话像一把刀，深深刺进我的心里。

母亲是我与这个家最后的纽带，她走了，我与父亲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葬礼的场面很简陋，但来的人很多。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派人来吊唁，毕竟父亲在村里当了几十年教书先生，教过好几代人，在当地很有威望。

村里的广播站还专门播了一段悼词，说刘师母一生贤良淑德，教子有方云云。

我听着这些官样文章，心里却满是愧疚和痛苦，想着母亲临终前念叨的是我，而我却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葬礼后的第三天，我要提前回省城处理书店的事务，这引发了我与父亲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你妈刚入土，你就要走？＂父亲站在院子中央，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

脸上的皱纹深深刻在他黝黑的皮肤上，像沟壑一样横亘在我们之间。

＂书店不能一直关着，我得赶回去...＂我试图解释，声音却越来越小。

父亲打断我：＂狗屁书店！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一年到头回来几次？出了事一个电话就把你叫回来了，事情一完你又要走！你这个不孝子！＂

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是在为我们的争吵伴奏。

＂我不是不想回来，我是真的走不开！＂我也发了火，声音提高了八度，＂你永远不懂我在城里的生活有多难！＂

说这话时，我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这不过是个蹩脚的借口。

书店确实忙，但也不至于忙到不能在老家多待几天。

真正的原因是，我无法忍受村里那种压抑的氛围，无法面对父亲失望的眼神，更无法接受母亲已经离世的事实。

＂我不懂？＂父亲冷笑，眼里满是讥讽，＂你在城里混得这么好，连你妈的后事都等不及办完就要走，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嫌家里穷、嫌我们没文化、配不上你这个城里人是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急得额头冒汗，却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反驳。

＂你有没有这个意思只有你自己知道！＂父亲拍着桌子，木桌发出＂咚咚＂的闷响，＂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我刘怀远这辈子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这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瞬间哑口无言。

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我默默地拎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

此后六年，再没有踏进家门一步。

每年过年，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说父亲想我了，但我始终没有回去。

我给家里寄钱，寄礼物，有时候是从书店进的新书，有时候是城里的新鲜玩意儿，但钱总是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只有礼物偶尔会留下。

直到今年腊月二十五，大姐的电话再次打来。

＂弟啊，爸住院了，医生说可能...你真的不回来看看吗？＂大姐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大姐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

六年了，我一直在为当年的争吵生气，却忘了父亲已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母亲去世后，他一个人在乡下是怎么过的？

说来可笑，我离家出走这么多年，所有的怨气在听到父亲可能不行了的消息时，瞬间烟消云散，只剩下深深的愧疚和对往事的懊悔。

我火速请了假，托关系买了张加价车票，连夜赶回老家。

＂农用车＂在村口停下，我抱着提包下了车。

天已经黑了，村子里张灯结彩，家家户户贴上了新春联，红彤彤的灯笼在夜色中格外醒目。

我站在村口，突然有些恍惚。

六年没回来，村子变化很大，许多老房子拆了，建起了新楼房，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水泥路，甚至村口还多了几盏路灯，我差点认不出回家的路。

一位挑着担子的老农从我身边经过，我连忙拦住他：＂大爷，请问刘怀远家怎么走？＂

老农打量了我一眼，咧嘴笑道：＂哟，这不是老刘家的大学生吗？回来过年啊？你爹家还在老地方呢，就是现在周围都盖了新房子，显得有点破旧了。＂

顺着老农的指引，我一步步向家走去。

那是一座砖瓦结构的老房子，在一排排新楼房中显得格外陈旧。

屋顶的瓦片有些翘起，墙皮也剥落了不少，但门前的石阶被打扫得很干净，窗户上的纸糊得整整齐齐。

院门半掩着，屋里隐约有灯光。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院门。

院子里种着几棵蔬菜，还有一排晒衣绳，上面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在冷风中摇摆。

＂是谁啊？＂大姐的声音从堂屋传来。

＂是我。＂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大姐惊喜地跑出来，一把抱住了我：＂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她比六年前苍老了不少，头上已经有了白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

＂爸...他怎么样了？＂我紧张地问，心提到了嗓子眼。

＂哎呀，你这孩子！＂大姐神色复杂，拍了我一下，＂爸没住院，我是骗你的。他好着呢，就是老念叨你，我才出这个主意把你骗回来的。＂

我愣住了，一时间不知是该生气还是该庆幸。

＂你这丫头，又胡说八道什么呢？＂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堂屋传来。

一个佝偻的身影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正是我的父亲。

＂爸！＂大姐朝屋里喊，＂你看谁回来了！＂

堂屋的门吱呀一声打开，父亲佝偻着背站在门口。

他比六年前更瘦了，头发全白了，眼睛深陷在眼眶里，但目光却亮得惊人。

他盯着我，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激动，又变成克制，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屋。

＂爸还在生我的气。＂我苦笑。

＂不是，＂大姐拉着我往屋里走，声音放低，＂爸这些年一直在等你回来。他把你寄的每一分钱都存着，说要还给你；你寄的每一件东西他都收好了，连包装纸都舍不得扔。＂

大姐顿了顿，叹了口气：＂自打你走后，爸就老了许多。他退休金也不出去，成天守在家里，生怕你回来的时候他不在家。隔三差五就让我给你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可嘴上又倔强，说不让我求你。＂

听了大姐的话，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疼。

堂屋里，父亲正坐在八仙桌旁，桌上摆着一盘花生、一盘瓜子和一壶热气腾腾的酒。

屋里和记忆中一样，墙上贴着红色的＂福＂字，摆放着几件简陋的家具，唯一的变化是电视机从黑白的变成了彩色的，却还是那种老式大屁股电视。

父亲慢条斯理地倒了两杯酒，头也不抬地说：＂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接过他推来的酒杯。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你那书店怎么样了？＂许久，父亲突然问道，声音里带着些许紧张，好像在问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还行，＂我轻声回答，＂现在扩大了，雇了两个伙计，每个月能赚小两千。＂

父亲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那挺好。＂

又是一阵沉默。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白酒烧灼着喉咙，带着一股子糙米的香气，是村里自酿的米酒，爸爸最爱喝的那种。

＂你妈走后，村里人都说我刘怀远命苦，老来无子送终。＂父亲突然说，声音里带着苦涩，＂我气得很，跟他们说我有儿子，在省城开书店，是有本事的人。＂

我感觉眼睛发热：＂爸...＂

＂好了，别说了。＂父亲打断我，举起酒杯，＂喝酒。＂

我们默默地喝着酒，不知不觉，一壶酒见了底。

父亲的脸红了，眼睛也红了，我知道他有点醉了。

＂去你屋里看看吧，＂他突然说，声音有些哑，＂你妈走后，我每周都打扫，被褥也常拿出去晒。＂

我跟着父亲来到自己的旧房间，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扑面而来。

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刷得雪白，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红褐色的木桌上一尘不染，连我小时候的课桌都保存完好，桌上还放着我高考时用的铅笔盒。

墙上还挂着我上大学时的照片，那时的我朝气蓬勃，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照片旁边是一张我和父母的合影，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拍的，母亲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花布衣裳，父亲则是他唯一的一套中山装，两人脸上带着拘谨而骄傲的笑容。

＂这些年，你寄回来的钱我都存着。＂父亲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钱，还有我寄回来的明信片和信。

盒子里的钱码得整整齐齐，新票子和旧票子分开放，每一张都被小心翼翼地折叠平整。

＂爸，这钱是给你的。＂我感到一阵心酸。

＂我不缺钱，＂父亲摇头，眼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我教了一辈子书，现在每月有退休金，够花了。＂

我翻着那些明信片和信，突然注意到有几封我不记得写过的信。

拿起来一看，是父亲写给我的，但信封上没有地址。

＂这是...＂

＂你妈走后，我有时会给你写信，＂父亲低声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不知道该寄到哪儿。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你在省城的具体地址。＂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翻开信，里面是父亲刚劲有力的字迹：

＂小儿：

爸知道你对我有气，但爸希望你能理解，爸那样说，是因为担心你在城里吃苦。

爸这辈子没出过这个村子，不懂城里的事，但爸知道，没有根基的人在城里有多难。

春耕已经开始了，今年雨水好，麦子长势喜人。你妈生前最爱的那棵石榴树今年开花特别早，满树的红花，像是要把去年没开的都补回来。

你妈走了，爸就剩你一个亲人了。爸年纪大了，没几年活头了，希望你有空能回来看看。

爸 1988年春＂

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滚落下来。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孤独的背影，他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艰难地写着这些永远不会寄出的信，倾诉着永远不会被我听到的思念。

＂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哽咽着，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愧疚。

父亲别过头去，声音有些发抖：＂男子汉，哭什么。＂

＂您...您屋里是不是还挂着那幅字？＂我试图转移话题，擦了擦眼泪。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还挂着呢。你要看看吗？＂

那是我大学毕业时送给父亲的礼物，一幅自己写的＂春风化雨＂四个大字。

当时为了写好这幅字，我练了整整一个月，废了几十张宣纸。

父亲当时虽然反对我留在城里，但还是郑重其事地把字挂在了自己卧室的正墙上。

我们来到父亲的卧室，那幅字仍然挂在墙上，但已经泛黄了。

墙角有些潮湿的痕迹，看来这些年房子一直没修缮过。

＂屋顶漏水了吧？＂我问，心里一阵酸楚。

＂没事，小问题。＂父亲摆摆手，有些不自在，＂这几年村里人都盖新房子，我一个老头子，住这老房子够了。＂

我环顾四周，突然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得很旧的书。

拿起来一看，是我送给母亲的《红楼梦》，书页已经翻得起毛边了，有些地方还做了标记，旁边还有几个歪歪扭扭的铅笔字。

＂这是...＂

＂你妈走后，我开始看这书，＂父亲有些不好意思，老脸一红，＂想看看你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刚开始看不懂，后来慢慢能看懂一点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父亲一辈子在乡村教书，教的是最基础的课程，从来不读文学作品。

他竟然为了了解我，开始读《红楼梦》，这个念头让我鼻子发酸，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爸...＂我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父亲转身走到一个旧柜子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这是你妈留给你的。她走之前特意交代，说等你回来时给你。＂

我接过来，手有些发抖。

纸包用一条红绸带系着，已经有些陈旧了，但仍然系得整整齐齐。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条已经泛黄的围巾，还有一张纸条：＂小儿，冬天冷，围上。娘＂

母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因为她文化不高，写字总是很吃力。

可就是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我再也控制不住，抱住父亲失声痛哭。

父亲僵硬了一下，然后慢慢抬起双手，轻轻拍着我的背。

＂好了，好了，＂他轻声说，声音里有一丝颤抖，＂你回来了就好。＂

我们就这样站了许久，直到大姐在外面喊：＂吃饺子了！＂

饭桌上，父亲的话比往常多了一些。

他说起村里的变化，说起他退休后在家种的那点菜，说起大姐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你知道吗，村里现在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了，有的还装了电话呢！＂父亲说起这些变化，眼里闪烁着光彩，＂去年乡政府还给村里修了条水泥路，再不用下雨天踩着泥巴回家了。＂

我认真地听着，仿佛要把这六年错过的一切都补回来。

＂爸，明天我陪您去给妈上坟。＂我说。

父亲点点头：＂好。＂

吃完饭，父亲拿出一叠照片给我看。

有母亲生前的，有村里的新变化，还有一些是父亲独自在家的日常。

一张照片上是父亲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一捆柴火；另一张是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怀里抱着邻居家的小孩；还有一张是他站在田间，背景是金黄的麦田。

翻到最后，我惊讶地发现有几张是我的小书店的照片。

照片上的书店门面不大，但整洁明亮，门口还摆着几个特价书的展架。

＂这是...＂

＂前年春节，我让你姐夫带我去省城看看，＂父亲有些不好意思，眼神游移，＂找到了你的书店，但没进去。远远拍了几张照。＂

＂为什么不进去？＂我问，心里又是一阵酸楚。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我怕你不高兴...＂

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原来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的生活，甚至亲自跑到省城来看我，却因为担心我的反应而不敢相认。

而我却固执地不肯回家，以为自己是在坚持尊严，实际上却是在伤害最爱我的人。

＂明天带我去你书店看看，行不行？＂父亲突然问，眼里带着期待。

＂行，当然行。＂我连忙说，＂过完年，我就带您去。让您看看我这些年的成果。＂

父亲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这晚的第一个笑容。

＂你那书店，生意真的好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挺好的，＂我笑着说，＂我们店现在在省城小有名气，专门经营文史类书籍，来的都是些教授、学生、文人。去年我还和省图书协会合作，办了几场读书会，反响不错。＂

听我说起书店的事，父亲眼里闪烁着光芒，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来。

＂那就好，那就好。＂他不停地点头，声音里满是欣慰，＂我就知道我儿子有出息。＂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

原来在父亲心里，我从来不是那个不务正业的＂小贩子＂，而是他引以为傲的儿子。

只是他不善表达，而我太过固执，彼此的爱和理解就这样被隔在了无言的世界里。

夜深了，父亲起身回房休息。

临走前，他突然转身说：＂明天跟我去趟镇上，我给你买套新衣服，过年穿。＂

＂不用了，爸，我带了衣服。＂

＂买！＂父亲坚持道，语气不容反驳，＂你寄回来的钱我一分没花，都是为了给你买东西的。＂

看着父亲倔强的样子，我知道不能再拒绝，只好点头答应。

躺在自己的老床上，我辗转难眠。

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星星点点的灯光是邻居家的窗户。

远处传来鞭炮声，大概是谁家办喜事。

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听着窗外的风声和院子里老槐树的沙沙声，感受着那种只有在家才有的安全感。

想到明天要陪父亲去给母亲上坟，我的心里既期待又害怕。

六年了，我没有去过母亲的坟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份愧疚。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发现父亲已经在院子里劈柴。

寒冷的清晨，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

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我突然明白，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联结。

无论我走得多远，这个老宅子永远是我的起点，而父亲，永远是那个在我离开后，依然为我留一盏灯的人。

我走上前，接过斧子：＂爸，我来吧。＂

父亲看着我，眼里闪烁着光芒，慢慢地笑了。

＂你这孩子，从小就倔，跟你妈一个脾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上的茧子蹭得我肩膀生疼，＂走，吃饭去，早饭我做好了。＂

餐桌上是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和刚出锅的馒头，还有几样简单的小菜，都是父亲亲手做的。

＂你看，＂父亲指着桌上的一碗炒青菜，＂这菜是院子里种的，新鲜着呢。＂

我尝了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一下子涌上心头，酸楚又甜蜜。

吃过饭，我们去了镇上赶集。

镇上的街道比记忆中宽敞了许多，两旁的店铺也更加现代化，有服装店、电器店，甚至还有一家小小的银行。

父亲挺着胸脯，牵着我的手，像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他的骄傲。

＂这是我儿子，在省城开书店的。＂他向遇到的熟人这样介绍我，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自豪。

我们在一家服装店买了一套新衣服，父亲坚持要买最好的，尽管我再三说不用。

回家路上，父亲突然说：＂你妈的坟在山后面，离村子不远。我每个月都去看她，给她讲讲村里的事，也讲讲你的事。＂

＂爸，对不起...＂我再次道歉，心里满是愧疚。

＂傻孩子，＂父亲拍拍我的肩膀，＂你妈在天上看着呢，看到你回来了，她也高兴。＂

坟地在一片小树林后面，环境清幽。

母亲的墓碑很简单，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旁边放着几束鲜花，已经有些枯萎了。

＂这是前几天我来放的，＂父亲解释道，＂每逢初一十五，我都来看看你妈。＂

我跪在墓前，点上香，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妈，我回来了。＂最终，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父亲站在一旁，眼里也含着泪水，但他没有哭出来，只是默默地在墓前整理着枯萎的花朵。

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说：＂你的店扩大了，需要人手吧？村里有几个年轻人，高中毕业了，想去城里找工作，你看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道：＂当然可以，我正好缺人手。＂

父亲满意地点点头：＂你姐家的小子今年大学毕业，学的是中文系，你看能不能让他去你书店实习？＂

＂没问题，＂我连忙答应，＂我正缺个懂文学的人帮我选书呢。＂

就这样，在一个普通的腊月天里，我与父亲之间六年的隔阂终于开始消融。

回到家，父亲拿出一个旧皮箱，从里面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这是你高考录取通知书，我一直替你保存着。＂

我接过信封，里面果然是那张已经泛黄的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爸，其实您说得对，＂我轻声说，＂当初我不该那么任性。＂

父亲摇摇头：＂不，是我不对。时代变了，你有你的想法，我不该拦着你。这些年我也想明白了，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踏实肯干，都是好的。＂

那一刻，我明白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坚持自己的倔强，而是学会理解与包容。

父亲和我，都用了太长的时间，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发现父亲已经在院子里劈柴。

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我突然明白，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联结。

无论我走得多远，这个老宅子永远是我的起点，而父亲，永远是那个在我离开后，依然为我留一盏灯的人。

我走上前，接过斧子：＂爸，我来吧。＂

父亲看着我，眼里闪烁着光芒，慢慢地笑了。

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