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去银行存钱，柜员多给了我一万，我偷偷还了回去

那年是1990年，夏天。

太阳像个挂在天上不讲理的债主，把整座城市烤得滋滋冒油。

我叫李卫民，红星机械厂三车间的一名八级钳工。

那天我揣着两万块钱，要去银行。

两万块。

在那个月平均工资刚过一百块的年代，这两万块，是我跟我老婆陈淑，从牙缝里，从一个个加班的深夜里，从儿子小军馋嘴的糖块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

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是我们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住了快十年后，唯一能望见的，那个叫“商品房”的梦。

钱用好几层报纸包着，外面套个黑色的塑料袋，沉甸甸地揣在怀里。

我感觉自己揣的不是钱，是命。

从家到银行，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我感觉像走了一个世纪。

每过一个路口，我都下意识地摸摸怀里，那个硬邦邦的砖头还在，心才能落回肚子里一半。

另一半，还悬在嗓子眼。

银行里人山人海，像个煮沸了的菜市场。

风扇在天花板上“嘎吱嘎吱”地转，吹下来的全是热风，混着汗味、烟味，还有一股老旧纸币的霉味。

我排了快一个小时的队，汗水把衬衫浸得透湿，紧紧粘在背上，像一层黏糊糊的皮。

终于轮到我了。

柜台很高，玻璃后面坐着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梳着当时最流行的马尾，脸蛋白白净净，但眉宇间带着一股子掩不住的疲惫和不耐烦。

胸口的牌子上写着：张小燕。

“办什么？”她头也没抬，声音像敲在铁板上，脆，但是冷。

“同志，我存钱。”我陪着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黑塑料袋递进窗口。

她接过钱，那厚厚一沓“大团结”让她稍微抬了下眼皮，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谈不上尊重，就是那种“哦，原来是个万元户”的确认。

然后就是低头，数钱。

她的手指很灵活，像蝴蝶穿花一样。验钞机“哗啦啦”地响，吐出来的红光照在她脸上，一明一暗。

我紧张地盯着她的手，盯着验钞机，生怕哪张是假的，或者数错了。

那可是我们的命。

“两万，对吧？”她点完，问了一句。

“对，对，两万整。”我赶紧点头，像小鸡啄米。

她开了单子，盖了章，连同存折一起从窗口底下推了出来。

“好了，下一个。”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我拿起存折，如获至宝。

我没在柜台前细看，后面排队的人用眼神戳着我的后背，那股催促的劲儿，让你觉得自己多待一秒都是犯罪。

我把存折塞进口袋，胡乱地抹了把脸上的汗，挤出了人群。

跨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轻了二十斤。

怀里的“砖头”没了，换成了一个薄薄的本子，但心里的分量，却好像更重了。

回到家，推开门，一股热浪夹杂着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

老婆陈淑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儿子小军在小桌上写作业，额头上全是汗。

“回来了？存好了？”陈淑探出头来，头发被热气蒸得湿漉漉地贴在鬓角。

“存好了。”我扬了扬手里的存呈，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快拿来我看看。”

陈淑解下围裙，在身上擦了擦手，接过存折，那样子，比我当初递情书给她时还郑重。

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看。

“一、二、三、四……五个零？”

她的声音突然变了调。

“什么五个零？”我正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水，闻言差点呛到。

“卫民，你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五个零？”

我凑过去，脑袋嗡的一声。

存折的“余额”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印着：30,000.00。

三万。

不是两万。

我抢过存折，翻来覆去地看，揉了揉眼睛，又看。

没错，是三万。

阿拉伯数字是3后面四个0，大写那一栏，也清清楚楚地写着“叁万元整”。

我跟陈淑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巨大的震惊，以及一丝……无法言说的东西。

“多……多给了一万？”陈淑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没说话，只是觉得心跳得厉害，像揣了个兔子，活的。

一万块。

那是什么概念？

我一个八级钳工，厂里技术最好的老师傅之一，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撑死了一百五。

一万块，我要不吃不喝干五年半。

陈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

这一万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咋回事啊？是不是你记错了？咱家是不是本来就有三万？”陈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问我。

我苦笑了一下。

“你当我老年痴呆啊？每一分钱都是咱俩一起数的，包钱的报纸还是昨天你看剩下的《晚报》，清清楚楚，两万。”

陈淑不说话了。

她坐在床边，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红色的存折，像是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也坐了下来，点上一根烟。

烟雾缭绕里，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

那个叫张小燕的柜员，她那张疲惫又有点不耐烦的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是她搞错了。

肯定是她搞错了。

当时人那么多，她可能数完钱，在键盘上敲数字的时候，多敲了一个零。

一个手指头的失误。

对她来说，是失误。

对我们家来说，是天降横财。

“卫民……”陈淑轻轻叫了我一声。

“嗯？”

“这钱……”她顿了顿，好像在组织语言，“银行那么多人，那么多钱，他们……会发现吗？”

我弹了弹烟灰，沉默着。

会发现吗？

九十年代的银行，账目管理远没有后来那么严丝合缝。每天关门后，柜员要自己轧账，如果账平了，可能就过去了。

如果不平，差了一万块……

那对于那个叫张小燕的姑娘来说，就是天塌了。

她一个月的工资，能有多少？五十？六十？

一万块，她得赔到什么时候？说不定工作都得丢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紧。

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我脑子里响。

一万块啊！

有了这一万，我们是不是就能直接去看房子了？

我们现在住的筒子楼，三十平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一到做饭的点，楼道里就跟打仗一样，油烟味、吵嚷声，能把人逼疯。

儿子小军都八岁了，还跟我们挤在一张床上。

我跟陈淑，夫妻俩想说句体己话，都得等到夜深人静，还得压着嗓子，跟做贼似的。

买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是我的梦，更是陈淑的执念。

她不止一次指着报纸上的售楼广告跟我说：“卫民，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给你弄个单独的厨房，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再给小军弄个小房间，有他自己的书桌。”

每次说起这个，她的眼睛里都有光。

现在，这个梦，好像一下子就近了。

近得触手可及。

“卫"民，你说句话啊！”陈淑推了我一把，把我从幻想里推了出来。

我看着她，她的眼神很复杂，有贪婪，有恐惧，有兴奋，还有一丝哀求。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希望我说：“这钱，咱们就留着。”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她终于把那句话说了出来，声音很小，像蚊子叫。

“银行的错，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是他们自己给的。”

她开始给自己，也给我找理由。

“你想想，有了这钱，咱们马上就能交首付了。小军马上就上小学了，总不能还跟咱们挤着吧？你看看人家老王家，去年就搬新房了，他那技术，还不如你呢！”

老王是我车间的工友，脑子活，前两年搞“副业”赚了点钱，买了房。

每次在厂里碰到，他那股子优越感，隔着十米远都能闻到。

陈淑的话，像一把锥子，一下下扎在我心上。

是啊，我凭什么不行？

我技术比老王好，人比他老实，干活比他卖力。

可我就是没他过得好。

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现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机会，就摆在我面前。

“先别声张。”我掐灭烟头，下了决心，“这事，谁也别说。就我们俩知道。”

陈淑的眼睛亮了。

“那……这钱？”

“先放着。看看动静。”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我知道，我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陈淑也一样。

我俩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彼此的呼吸声。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和兴奋。

而我，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火焰那半边，在疯狂地规划着那一万块钱的用处。

买多大的房子，朝南的，带阳台的。给陈"淑买台新的缝纫机，给她自己做几件新衣服。给小军买他念叨了很久的变形金刚。

我甚至想到了搬家那天，老王他们羡慕的眼神。

想到这些，我的血液都在发烫。

海水那半边，却冷得像冰。

那个叫张小燕的姑娘，她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在银行里急得团团转，满头大汗地找那一万块钱的差额？

她的领导会不会骂她？会不会让她立刻赔钱？

她会不会哭？

她那张疲惫的脸，在我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还有我爹。

我爹是个老木匠，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手艺精湛，人也跟他的作品一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他从小就教我：“卫民，做人跟做木工一样，要讲究‘规矩’。墨线弹直了，锯子才能走正。心摆正了，路才不会走歪。”

“咱们是手艺人，挣的是干净钱。不干净的钱，拿着烫手。”

爹的话，像刻刀一样，刻在我心里。

现在，我手里这存折，就烫得厉害。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

心里装着事，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

车间的噪音震耳欲聋，可我却觉得周围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卫民，想什么呢？魂都飞了？”

是老王，他拍了我一下肩膀。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锉刀差点掉地上。

“没……没什么。昨晚没睡好。”我勉强笑了笑。

“没睡好？跟嫂子吵架了？”老王挤眉弄眼地，“我跟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床头吵架床尾和。你看我，跟我家那婆娘，一天不吵都难受。”

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红塔山”，递给我一根。

这烟在当时，是好烟。

我平时都抽两毛钱一包的“大前门”。

“哟，老王，发财了啊？抽上‘红塔山’了？”旁边一个工友凑过来说。

“嗨，瞎混呗。”老王得意地喷出一口烟圈，“这年头，光靠厂里这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出头？人啊，脑子得活。”

他看着我，意有所指地说：“卫民，你这技术，在咱们厂是屈才了。要我说，你也该出去闯闯。”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

那烟很香，但我抽着，却觉得有点呛。

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

好几次，师傅都骂我：“李卫民！你那零件的精度呢？拿尺子量量！差了快一毫米了！你想什么呢！”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

我知道，我的心乱了。

那把叫“规矩”的尺子，在我心里，已经开始晃动了。

晚上回到家，陈淑已经做好了饭。

桌上居然有盘红烧肉。

肥瘦相间，油光锃亮，香气扑鼻。

这在平时，是过年才有的待遇。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丰盛？”我问。

“高兴，庆祝一下。”陈淑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还夹了块最大的肉给我。

“庆祝什么？”

“庆祝……咱们的好运气啊。”她压低了声音，眼睛亮晶晶的。

小军在旁边欢呼：“吃肉！吃肉！”

我看着那碗里的红烧肉，突然觉得没什么胃口。

那晚，陈淑跟我聊了很多。

聊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住在单身宿舍，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聊小军出生的时候，我俩手忙脚乱，半夜抱着孩子去医院，兜里钱都不够。

聊这些年，她为了省钱，一件新衣服都没买过。

她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卫民，我们苦了这么多年，也该享享福了。老天爷开眼，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为什么不要？”

“这不是偷，不是抢。是他们自己弄错的。”

“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小军想想啊。他马上就要上学了，别的孩子都有新书包，新文具，我们小军呢？你忍心让他被人比下去吗？”

她的话，句句都说在我心坎上。

是啊，我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是我的责任。

现在，一个天大的捷径就在眼前。

我凭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

那一刻，我心里的天平，彻底倒向了那一万块钱。

“行，这钱，咱们收下了。”我下了决心。

陈淑破涕为笑，紧紧抱住了我。

“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死脑筋。”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沉。

好像把所有的良心和不安，都打包扔掉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跟陈淑都沉浸在一种隐秘的兴奋里。

我们开始光明正大地讨论房子的事。

周末，我俩还偷偷跑去一个新建的小区看房。

那房子，真亮堂啊。

雪白的墙壁，光洁的水泥地，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一个能晒到太阳的小阳台。

我跟陈"淑站在空荡荡的毛坯房里，眼睛里都在放光。

“卫民，你看，这里放沙发，那里放电视。”

“这个房间给小军，给他买个大书桌。”

“阳台上，我种点花。”

我们像两个孩子，规划着那个属于我们的家。

那一刻，我觉得之前所有的犹豫和挣扎，都值了。

为了这个家，当一次“坏人”，又怎么样？

然而，生活总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记冷不防的耳光。

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刚到楼道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吵嚷声。

是我家。

我心里一咯噔，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

门开着，屋里站着好几个人，都是街坊邻居。

陈淑正跟对门的吴大妈吵得面红耳赤。

“你凭什么说我们家小军偷你东西？你哪只眼睛看见了？”陈淑的声音又尖又利。

“不是他偷的是谁偷的？我那只英雄牌钢笔，刚买的，就放在窗台上，一转眼就没了！这楼道里就他一个人跑来跑去！”吴大妈也不甘示弱，叉着腰，嗓门比陈淑还大。

“你血口喷人！我们家小军不是那样的孩子！”

“哼，谁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有的人，看着老实巴交的，背地里指不定干什么勾当呢。”吴大妈阴阳怪气地说。

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

我儿子小军，被吓得躲在陈淑身后，哇哇大哭。

“妈，我没有，我没拿……”

我冲了进去，把陈淑和小军护在身后。

“吴大M妈，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我们家小军不会拿别人东西的。”

“哟，李卫民回来了？你回来得正好。你来评评理，我不是冤枉他吧？前天，你家小军是不是就盯着我这支笔看了半天？”

我想起来了，前天吴大妈买了新钢笔，在楼道里炫耀，小军确实很羡慕地看了几眼。

可看几眼，不代表就是他偷的。

“吴大妈，东西丢了可以找，但话不能乱说。你说你家笔丢了，有什么证据是我们小军拿的？”我强压着火气。

“证据？还要什么证据？你们家最近是不是发财了啊？又是买肉又是看房的，钱哪来的？说不定就是大人手脚不干净，教坏了孩子！”

吴大妈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炸响。

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看到陈淑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周围邻居的眼神，也变得异样起来。

那种审视、怀疑、鄙夷的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我身上。

“你……你胡说八道！”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把将吴大妈推出了门外。

“砰”地一声关上门，世界总算清静了。

屋里，只剩下小军压抑的哭声，和我们夫妻俩沉重的呼吸声。

陈淑抱着小军，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妈，我真的没有拿……”小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妈知道，妈知道你没有。”陈淑哽咽着。

我蹲下身，摸了摸儿子的头。

他的小脸哭得通红，眼睛肿得像核桃。

那一刻，我心里疼得像刀绞。

为了那一万块钱，我让我的儿子，我的家人，被人指着鼻子骂“小偷”。

我一直以为，我拿了那笔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

真正的“好日子”，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吃多少肉。

而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挺直了腰杆，不怕任何人的闲言碎语。

而现在，我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快要失去了。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喧哗。

“找到了！找到了！在我家床底下！原来是我家那死丫头拿去玩了！”

是吴大妈的声音。

她好像还在嚷嚷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了。

我只觉得，那声音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脸上。

冤枉是洗清了。

但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却更重了。

晚上，我把小军哄睡着。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那张挂着泪痕的睡脸，心里翻江倒海。

陈淑默默地收拾着屋子，一言不发。

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

过了很久，她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卫民，我错了。”

我没说话。

“我不该撺掇你留下那笔钱。为了那点钱，让人家这么戳脊梁骨，不值当。”

她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疲惫和悔意。

“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钱是好东西，但人要是没了脸皮，要再多钱也没用。”

我抬起头，看着她。

灯光下，她的脸上满是憔ें悴。

这些天，我们活在一种虚假的亢奋里，现在梦醒了，才发现自己有多狼狈。

“明天，我把钱还回去。”我说。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在我心里敲下了一颗钉子。

陈淑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嗯，还回去。还回去，心里踏实。”

那一刻，我们俩之间那股紧绷的、充满了欲望和不安的气氛，终于消散了。

虽然那个关于新房子的梦碎了，但我们的心，却好像重新贴在了一起。

决定要还钱，可怎么还，又成了一个难题。

我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地跑到银行，说：“同志，你们搞错了，多给了我一万块。”

那样一来，那个叫张小燕的柜员，肯定就完了。

不仅要受处分，说不定还得开除。

我不想害她。

我只是想把不属于我的东西，物归原主。

让我的良心，能睡个安稳觉。

我跟陈淑商量了半天。

陈淑说：“要不，你写封匿名信，把钱夹在信里，寄给他们行长？”

我摇了摇头。

“不行。邮局寄现金，不安全。万一路上丢了，说都说不清。”

“那怎么办？总不能直接塞给那个姑娘吧？人家敢要么？”

我想了一晚上，抽了半包烟，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个有点笨，但我觉得可行的办法。

第二天，我又请了半天假。

我从那本存折里，取了200块钱出来。

然后，我把那一万块钱，用一个牛皮纸信封包好。

我没封口。

下午，我又去了那家银行。

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热。

我没有直接去排队，而是在大厅里找了个角落，假装等人。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叫张小燕的柜台。

我发现，她比上次看起来更憔悴了。

眼底下有很重的黑眼圈，脸色苍白，一直在喝水。

她手上的动作，也慢了很多，时不时还会出神。

我心里猜，她肯定是因为那一万块钱的事，被折磨得不轻。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定。

我等啊等，一直等到快下班的时候，银行里的人渐渐少了。

我看到张小燕的窗口，排队的人只剩下两三个了。

机会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站到了队尾。

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手心里全是汗。

“办什么？”她还是那句开场白，有气无力的。

“同志，我……我取点钱。”我把存折和身份证递了进去。

为了不让她认出我，我还特意戴了个帽子，压得很低。

“取多少？”

“取……一百。”

她接过存折，低头操作。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面前的那个小抽屉。

那个抽屉是放现金的，开着一条缝。

我的计划是，等她把钱递给我，我接钱的时候，趁她不注意，把那个装了一万块的信封，迅速塞进那个抽屉里。

这个动作，必须要快，要准，不能被她发现，也不能被旁边的人看到。

我的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她很快就办好了，从抽屉里拿出一百块钱，连同存折一起递了出来。

就是现在！

我伸出左手去接钱和存折，身体微微前倾，挡住了旁边人的视线。

同时，我的右手，捏着那个信封，闪电般地从窗口下面的缝隙里伸了过去，准确无误地，把信封塞进了那个半开的抽屉里。

信封很顺利地滑了进去。

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

“好了。”我说了一声，拿起钱和存折，转身就走。

我不敢回头看。

我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着出了银行。

一直到骑上自行车，拐过两个街角，我才敢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的后背，已经全湿透了。

但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轻松。

像搬走了一座大山。

我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快落山了，金色的余晖洒在马路上，一点也不觉得燥热了。

我觉得，天，好像都比刚才蓝了一些。

回到家，陈淑正焦急地等着我。

“怎么样？”

“还回去了。”我长出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她……没发现吧？”

“应该没有。我走的时候，她还在低头忙活。”

陈淑也松了口气，给我倒了杯水。

“还回去了好，还回去了好。”她喃喃地说。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的还是咸菜馒头。

但那馒头，我吃着，却觉得比前几天的红烧肉还香。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香甜。

没有光怪陆离的梦，没有良心的拷问。

一觉睡到大天亮。

那件事，就像一颗投入湖里的石子，在我们家的生活里激起了一阵涟"漪，然后，就慢慢沉寂了下去。

我们再也没有提过那一万块钱。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还是那个八级钳工，每天在车间里跟铁疙瘩打交道。

陈淑还是那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为了省几毛钱，会跑去离家很远的菜市场。

我们还是住在那间三十平米的筒子楼里。

买房子的梦，又变得遥远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想，如果当初留下了那笔钱，现在会是怎么样？

也许，我们真的已经搬进了新家。

也许，小军已经有了自己的房间。

但一想到吴大妈那张刻薄的脸，想到小军那双哭红的眼睛，想到自己那几天坐立不安、如坐针毡的日子，我就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钱没了，但心安了。

腰杆，又能挺直了。

大概过了半年多。

厂里效益越来越不好，开始有传言要裁员。

人心惶惶。

老王找到我，神神秘秘地说：“卫民，我跟南边一个老板联系好了，准备辞职下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干？凭你这手艺，肯定比在厂里强。”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我这人，就这点本事，安安稳稳干活还行，做生意，不是那块料。”

老王叹了口气，说：“你啊，就是太老实了。这年头，老实人吃亏。”

他很快就办了辞职手续，走了。

听说，他去深圳了。

又过了几个月，厂里真的开始裁员了。

第一批名单下来，人心惶惶。

我跟陈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我真的被裁了，就去路边摆个修车摊，凭我的手艺，总不至于饿死。

可是，名单公布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不仅没有，车间主任还特意找我谈话，说厂里准备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想让我当组长。

我当时就愣住了。

“主任，为什么是我？”

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卫民啊，这事是厂长亲自定的。厂长说，技术攻关，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人品过硬。你李卫民，技术我们都看在眼里，人品，我们信得过。”

“踏实，靠谱，信得过。”

这六个字，从主任嘴里说出来，我听着，比任何奖状都让我心里熨帖。

我不知道厂长为什么会这么说。

也许，只是因为我平时干活认真，不偷懒耍滑吧。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铁饭碗”，算是保住了。

而且，还成了个小小的“官”。

生活，好像在慢慢变好。

又过了两年。

靠着我当组长多拿的奖金，和陈淑省吃俭用，我们家终于又攒了些钱。

虽然离买房还差得远，但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有一天，陈淑的单位发福利，一人一张银行的储蓄卡，说是以后工资直接打卡里。

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儿。

陈淑不会用，让我陪她去银行，把卡激活，顺便改个密码。

我们去的，正好又是当年那家银行。

时隔几年，银行变化很大。

柜台前的铁栏杆没了，换成了更亲切的矮柜台。

大厅里也装上了空调，凉快多了。

我们取了号，排队。

轮到我们的时候，我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的那个女经理，有点眼熟。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银行制服，头发盘在脑后，显得很干练。

脸上化着淡妆，带着职业的微笑。

我认出来了。

是她。

是当年的那个张小燕。

只是，她已经完全不是当年那个疲惫、不耐烦的小姑娘了。

她的胸牌上，写着：大堂经理 张小燕。

她也看到了我，愣了一下。

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一丝……感激？

我不敢确定。

“同志，办什么业务？”她开口了，声音温和而有礼貌。

“你好，我们……我们来激活一下卡。”我把卡和身份证递过去。

她接过去，低头操作。

我看到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灵活。

大厅里很安静，我能听到键盘敲击的清脆声。

陈淑在我旁边，也认出了她，紧张地拽了拽我的衣角。

我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别紧张。

很快，业务就办好了。

张小燕把卡和身份证递还给我，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

“好了，先生。密码已经修改成功了。请收好您的物品。”

我接过卡，说了声“谢谢”。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她突然又开口了。

“先生，请等一下。”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她。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礼品盒，递给我。

“这是我们银行最近搞活动，送给优质客户的纪念品。送给您。”

我愣住了。

“优质客户？我……我不是啊。”

我那点存款，跟“优质”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真诚。

“算的。在我这里，您算的。”

她把礼品盒塞到我手里，然后，用一种只有我们俩能听懂的音量，轻轻地说了一句：

“谢谢你。”

那三个字，很轻。

但落在我耳朵里，却重如千钧。

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抬起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她也正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

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

她知道。

她一直都知道。

也许，当年她轧账的时候，发现了那笔多出来的钱。

也许，她看到了我塞进去的那个信封。

她没有声张，默默地把账平了。

而那个差点毁了她职业生涯的错误，和那个帮她弥补了错误的我，都成了她心里的一个秘密。

一个谁也没有说破的秘密。

我拿着那个小小的礼品盒，和陈淑走出了银行。

外面阳光灿烂。

陈淑问我：“她……她是不是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

“嗯。”

“那她……”

“她跟我说了声谢谢。”

陈淑沉默了。

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

快到家的时候，陈淑突然说：“卫民，我一点也不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把钱还回去了。”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那一万块钱，要是咱们留下了，也就是买个房子。可是还回去了，咱们买回来的是心安。今天，还多了一声‘谢谢’。我觉得，值。”

我笑了。

我也觉得，值。

回到家，我打开那个礼品盒。

里面，是一支很漂亮的英雄牌钢笔。

跟当年吴大妈丢的那支，很像。

我拿起那支笔，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

“踏实，靠谱，信得过。”

字写得歪歪扭扭，不好看。

但我知道，这六个字，比那三万块钱的存折，要重得多。

后来，我们家还是搬了新房。

不是靠天上掉馅饼，而是靠我当技术组长拿的奖金，靠陈淑一分一分的积攒，靠我们俩勤勤恳恳的双手。

搬家那天，我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心里，却无比的踏实和喜悦。

儿子小军，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小房间和一张大书桌。

书桌上，就放着那支英雄牌钢笔。

很多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人们谈论的，是股票，是房价，是互联网。

很少有人再提起那个“万元户”的年代。

我也再没有见过那个叫张小燕的经理。

但我时常会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想起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决定。

有时候，儿子会问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会告诉他，是“选择”。

人一辈子，会面临无数个选择。

有的选择，会让你得到很多东西，比如金钱，地位。

有的选择，可能会让你失去一些东西，但会让你赢得更宝贵的东西。

比如，心安，和别人的尊重。

而我，很庆幸，在那个关键的路口，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没有成为一个拥有三万块钱的“富翁”。

但我成为了一个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可以给儿子讲道理的，普通的父亲，李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