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帮女邻居修水管,她竟以身相许,后来我才知这是个圈套

发布时间:2025-11-12 12:17  浏览量:2

九零年的夏天,黏糊糊的,像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

厂里的风扇跟老头子喘气似的,呼啦啦,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我叫李卫东,二十八,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八级钳工。

说白了,就是个高级技术工人,听着好听,兜里还是那百十来块钱。

那天下了中班,一身的机油味,我提着搪瓷饭盒,刚走到我们那栋筒子楼的二楼。

就听见“哗啦啦”的水声。

声音是从楼道尽头那间屋里传出来的。

那屋刚搬来个新邻居,住了快半个月了,我一次没见过正脸,就听楼道里的大妈们嚼舌根,说是个单身女人,长得跟画报上似的。

我这人,懒,不喜欢多管闲事。

可那水声,跟死了人似的往外冒,楼道地面已经汪了一片。

再这么下去,一楼的老张头非得提着菜刀上来骂街。

我叹了口气,把饭盒往窗台上一搁,走了过去。

门虚掩着。

我敲了敲,没人应。

“有人吗?你家漏水了!”我扯着嗓子喊。

里面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接着,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一张脸探了出来。

我得承认,楼下那帮大妈的嘴,有时候还挺准。

确实跟画报上似的。

瓜子脸,柳叶眉,眼睛湿漉漉的,像是能掐出水来。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领口有点湿,紧紧贴在身上。

“同志,你……”她看着我,有点害怕,又有点求助。

“你家水管爆了。”我指了指她身后,“再不关总闸,楼下就成水帘洞了。”

她“啊”了一声,脸都白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

“总闸在哪?”我问。

“我……我不知道。”她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一样。

我心说,得,又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

“让开。”我没好气地说。

我侧身挤进门,一股潮湿的水汽混着一股淡淡的、说不出来的香味,扑了我一脸。

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收拾得倒是挺干净。

就是这会儿,厨房那头跟发大水一样。

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厨房,水是从水槽底下的那根铁管接头处喷出来的。老式的铸铁管,早就锈透了。

我让她去找个盆接一下,自己转身就回了家。

抄起工具箱,关上门,我又回去了。

总闸在楼道里,我用扳手使劲拧了几圈,水声小了下去。

等我再进屋,她已经拿着个脸盆,手忙脚乱地在那儿接着最后几滴水,裙摆和头发都湿透了。

“行了,别接了。”我说。

我蹲下身,拿手电照了照,接头处彻底锈穿了。

“得换一截管子。”我抬头看她。

她咬着嘴唇,点点头,“那……那得多少钱?”

“管子不贵,几块钱。主要是没人会弄。”我说的是实话,这年头,找个水电工比找对象都难。

“那……那怎么办啊?”她眼睛里真急出水汽了。

我看着她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那点不耐烦不知怎么就软了。

“等着。”

我回厂里车间,找了截差不多尺寸的管子,又跟库房老张磨了半天,要了点生料带和几个垫片。

等我再回来,天都快黑了。

她在门口等着,看见我,眼睛都亮了。

“同志,太谢谢你了!”

“先进去再说。”

换管子是个脏活累活,厨房地方小,我得半跪在地上,拧螺丝,上生料带,对接口。

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地上,跟地上的积水混在一起。

她就站在我旁边,给我打着手电,一句话也不说。

那光柱,稳稳的。

偶尔,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

一个多小时后,我站起来,浑身跟水里捞出来似的。

“好了。”我拍了拍手上的锈末,“开总闸试试。”

她跑出去,不一会儿,跑回来说:“不漏了!一点都不漏了!”

那高兴劲儿,跟捡了钱似的。

我把工具收拾好,准备走人。

“同志,你等一下!”她叫住我。

我回头。

“我……我叫苏晴。你呢?”她问。

“李卫东。”

“李师傅,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稍等一下。”

她转身进了里屋,我站在门口,浑身黏糊糊的,只想赶紧回家冲个凉水澡。

她很快出来了,手里端着一个盘子。

一盘拍黄瓜,一盘花生米,还有两个白面馒头。

“家里没什么好东西,你还没吃饭吧?凑合吃点,我……我再给你倒杯酒。”

我愣住了。

我们这筒子楼里,邻里之间是没什么秘密,但也绝对谈不上多热络。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想沾上谁的麻烦。

帮个忙,说声谢,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请吃饭,还是请喝酒,这……

“不用了,我回家吃。”我摆摆手。

“别啊,李师傅,你帮我这么大忙,我连顿饭都不表示一下,我心里过意不去。”

她把盘子往桌上一放,又转身去拿了个小酒杯,还有一瓶二锅头。

“就一杯,就当是我谢谢你。”

她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那眼神,让人没法拒绝。

我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地坐下了。

酒是烈酒。

一口下去,从嗓子眼烧到胃里。

“我刚搬来,谁也不认识,今天真是吓死我了。”她给我夹了口菜,自己也倒了一杯。

“这楼就这毛病,管道都老化了。”我嚼着花生米,含糊地说。

“我从老家来的,想在城里找个活干,没想到……”她说着,眼圈有点红。

“城里也不好混。”我干巴巴地安慰了一句。

“是啊。”她低下头,声音很轻,“一个人,太难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也许是那杯酒,也许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也许是我自己也太久没跟人这么坐下来说过话。

我们聊了很多。

她说她老家在农村,家里穷,不想一辈子种地,就跑出来了。

她说她以前在县里的纺织厂干过,后来厂子倒闭了。

她说她男人,前年得病死了。

说到这,她眼泪就掉下来了。

一颗一颗,砸在桌子上。

我心里一抽。

一个年轻寡妇,一个人跑到城里来闯荡。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写满了两个字:可怜。

我把自己的那杯酒也喝了。

“以后有事,就言语一声。”我说,“住一个楼道,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忽然笑了。

“李师傅,你真是个好人。”

那天晚上,我喝了三杯酒。

走的时候,腿肚子都有点软。

不是酒喝多了,是心有点飘。

回到自己那间跟狗窝一样的屋子,闻着满屋的机油味和汗臭味,我第一次觉得,这日子过得不是个滋味。

从那天起,苏晴就好像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早上上班,她会端着一碗热粥在门口等我。

“李师傅,我多熬了一点。”

晚上下班,她会算着点,把饭菜做好。

“李卫东,过来吃饭!”她不再叫我李师傅了。

我一个大男人,哪好意思天天白吃人家的。我从厂里食堂打了肉菜,或者从市场上买了鱼,往她那儿送。

她也不拒绝,只是笑。

“你这人,太实在。”

筒子楼里没有秘密。

我和苏晴的事,很快就传遍了。

楼道里的大妈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有羡慕,有嫉妒,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

“小李,行啊你,不声不响地就找了个这么俊的。”

“就是,这下可有福了。”

我听着,嘴上不说,心里美滋滋的。

我快三十的人了,连女人的手都没正经牵过。以前也相过几次亲,人家姑娘一看我这工作,住这筒子楼,扭头就走。

现在,苏晴这么个大美人,对我这么好。

我觉得自己是走了天大的运。

我们俩的关系,就隔着一层窗户纸。

谁也没捅破。

直到那天。

那天厂里发了奖金,我拿了三百块,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

我揣着钱,心里跟揣了团火一样。

路过百货大楼,我一咬牙,进去给她买了条真丝的纱巾。

花了五十。

我回到楼里,她的门开着。

我走进去,她正在灯下缝衣服。

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显得特别温柔。

“回来了?”她抬头看我,笑了。

“嗯。”我把手里的纸包递给她。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她解开纸包,那条湖蓝色的纱巾像水一样流淌出来。

她“呀”了一声,眼睛里全是惊喜。

她把纱巾围在脖子上,转了一圈。

“好看吗?”

“好看。”我说的是真心话。

她走到我面前,离我很近。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还有她身上那股独特的香味。

“李卫东,你对我真好。”她仰着头看我。

我的心,咚咚咚地跳。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

她忽然踮起脚,在我嘴上亲了一下。

软软的,凉凉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自己的屋。

第二天早上,我从她床上醒来,看着身边熟睡的她,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我李卫东,一个臭钳工,何德何能?

我把她搂在怀里,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

我们像真正的夫妻一样过起了日子。

我把我的工资和奖金,全都交给她。

她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每天下班,迎接我的是热腾腾的饭菜和一个温柔的拥抱。

我戒了烟,戒了酒,厂里的工友约我打牌,我全都推了。

我只想早点回家。

有她的地方,才是家。

工友老王看我这样,直摇头。

“卫东,你小子是不是昏了头了?”

“老王,你不懂。”我乐呵呵地说。

“我是不懂,我就知道,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老王是个老光棍,看谁都像骗子。

“你那是嫉妒。”

“我嫉妒个屁!”老王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我跟你说,那女人,来路不明。你把家底都交出去了,小心最后人财两空。”

“你胡说什么!”我急了。

“我是胡说吗?你问问她,她老家是哪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她给你看过身份证吗?”

老王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

是啊。

我好像,从来没问过这些。

她说的,我就信了。

“我们俩过日子,问那么清楚干嘛?查户口啊?”我嘴硬。

“你呀你,早晚有你哭的时候!”老王指着我,恨铁不成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失眠了。

老王的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转过头,看着身边的苏晴。

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长长的睫毛在灯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这么美,这么温柔的一个人,怎么会是骗子呢?

我一定是疯了,才会怀疑她。

我把自己那点可笑的疑虑,狠狠地压了下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秋天。

天气凉了,苏晴开始念叨着想做点小生意。

“卫东,你看现在街上,好多人都穿那种港式的喇叭裤,多时髦。我想去南方进一批货,回来卖,肯定能挣钱。”

“做生意?”我皱了皱眉,“那玩意儿,咱不懂啊。”

“不懂可以学嘛!”她抱着我的胳膊撒娇,“你看人家万元户,不都是这么干出来的?难道你想一辈子当个工人,住这破筒子楼?”

她的话,戳到了我的痛处。

是啊,哪个男人不想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好日子?

“可是,做生意得有本钱啊。”

“我想过了。”她眼睛亮晶晶的,“我打听过了,去广州进一批货,加上路费,大概需要五千块钱。”

五千块!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工作了十年,所有的积蓄,加上这次的奖金,满打满算,也就五千出头。

那是我准备将来结婚、买房的全部家当。

“这……这是我全部的钱了。”我有点犹豫。

她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李卫东,你什么意思?”她甩开我的胳膊,站了起来,“你不信我?”

“我不是不信你……”

“你就是不信我!你觉得我会拿着你的钱跑了是不是?”她声音大了起来,眼圈红了。

“我没那个意思,晴晴,你别激动。”我慌了。

“没那个意思?那你犹豫什么?这钱放在你手里,能生崽儿啊?我辛辛苦苦想为我们俩的将来打算,你倒好,把我当贼防着!”

她越说越激动,开始掉眼泪。

“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守着你那点死工资,有什么用!我跟着你,图什么啊!”

她的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我心上。

我最怕的,就是她说我没出息。

我最怕的,就是她说跟着我受了委屈。

“晴晴,你别哭,你别哭……”我过去抱住她,“我给,我给你还不行吗?”

她在我怀里,哭得一抽一抽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图你什么?”

“没有,我没有。”我拍着她的背,心疼得不行。

“卫东,我只有你了。我不为你打算,为谁打算?等我们挣了钱,就买个大房子,再也不住这破地方了。好不好?”

“好,好。”

那一刻,我所有的理智都被她哭化了。

老王的警告,那点可笑的疑虑,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只想让她别哭。

我只想让她高兴。

第二天,我去银行,把我所有的定期存折都取了出来。

五千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我把钱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交到她手上。

她接过钱,眼睛里闪着光。

“卫东,你放心,等我回来,我们就过好日子了!”

她踮起脚,在我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她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去火车站送她。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风衣,在人群里特别显眼。

“到了就给我拍电报。”我嘱咐她。

“知道了,你啰嗦死了。”她笑着捶了我一下。

“路上小心,钱放好。”

“嗯。”

火车要开了,她隔着车窗对我挥手。

“等我回来!”她大声喊。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缓缓开动,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心里空落落的。

回到筒子楼,推开门,屋里冷冷清清的。

没有饭菜的香味,没有她的身影。

我第一次觉得,这屋子这么大,这么空。

三天后,我收到了她的电报。

四个字:一路平安。

我把那张薄薄的纸片看了又看,心里踏实了。

我开始掰着指头算她回来的日子。

一个星期过去了。

没有消息。

我想,可能路上耽搁了,或者生意忙。

两个星期过去了。

还是没有消息。

我有点慌了。

我开始天天往传达室跑,问有没有我的信,有没有我的电报。

“小李,又来等电报啊?”传达室的大爷都认识我了。

“是啊。”我干笑着。

“别急,广州那么远,一来一回,不得个把月啊。”

我觉得有道理。

我安慰自己,要耐心。

一个月过去了。

石沉大海。

我彻底慌了。

她走的时候,没留下广州那边的任何地址和联系方式。

我像个无头苍蝇,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她。

老王看我一天天魂不守舍,叹了口气。

“卫东,去她屋里看看,兴许留了什么线索。”

我这才想起来。

我拿着她留下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那扇我曾经那么熟悉的门。

屋里还是她走之前的样子。

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桌子上,还放着我送她的那条纱巾,叠得方方正正。

我拿起纱巾,上面仿佛还残留着她的香味。

我的心,针扎一样疼。

晴晴,你到底去哪了?

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找。

衣柜里,她的几件衣服还在。

床底下,空空如也。

桌子的抽屉里,只有一些针头线脑。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关于她家乡、她亲人的线索。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了。

老王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回响。

人财两空。

难道,我真的被骗了?

不。

不可能。

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对我那么好,那么温柔。

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对,一定是出事了。

我猛地站起来,对了,身份证!

老王提醒过我,我从来没看过她的身份证。

她肯定有身份证,只要找到,我就能知道她老家是哪的。

我像疯了一样,把整个屋子又翻了一遍。

衣柜的夹层,床板的缝隙,箱子的角落。

终于,在柜子顶上,一个积了灰的饼干盒里。

我找到了一张照片。

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苏晴,笑得灿烂。

她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

一个瘦高的男人,梳着油头,咧着嘴笑,一只手,亲密地搭在苏晴的肩膀上。

他们身后,是一片陌生的农田。

我的血,瞬间凉了。

照片的背后,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娟子与阿强,摄于皖北老家,1988年夏。”

娟子?

不是苏晴吗?

阿强?

这个男人是谁?

我拿着照片,手抖得厉害。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苏晴刚搬来的时候,楼下收发室的刘大妈说过一嘴。

“新搬来的那个女的,登记的时候,我瞅了一眼身份证,好像叫什么……王秀娟。”

当时我没在意。

王秀娟。

娟子。

我全明白了。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

没有生病的男人,没有倒闭的纺织厂。

苏晴这个名字是假的,她的身世是假的,她对我的温柔和爱意,全都是假的。

她只是一个叫王秀娟的女人。

而我,李卫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拿着那张照片,坐在冰冷的地上,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像个一样,哭了半宿。

哭我那五千三百二十七块五毛的血汗钱。

哭我那一场自作多情的美梦。

第二天,我眼睛肿得像核桃,去厂里上班。

老王看见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想开点。”

我没说话。

下班后,我没回家,一个人去了小酒馆。

我喝了很多酒。

我想把自己灌醉,醉了,就不会心痛了。

可是越喝,心里越清醒。

她的一颦一笑,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脑子里过电影。

她说:“李卫东,你对我真好。”

她说:“我只有你了。”

她说:“等我回来,我们就过好日子了。”

全他妈是放屁!

我把酒杯狠狠地砸在地上。

“老板,再来一瓶!”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不能让她和那个叫阿强的男人,拿着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

我要找到他们。

哪怕是把天翻过来,我也要找到他们。

我只剩下唯一的线索。

照片背后的那行字:皖北。

皖北那么大,我上哪儿去找?

我冷静下来,开始思考。

我是个钳工,我的长项是观察细节和逻辑推理。

我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

背景是农田,这说明他们老家在农村。

照片的纸张,是八十年代末很常见的那种光面相纸。

那个男的,阿强,穿的是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

在八十年代末的农村,能戴得起上海牌手表的人,不多。

这说明,他家条件可能不错,或者,他是个在外面跑江湖的。

我把照片拿给老王看。

老王看了半天,指着照片一角。

“卫东,你看这是什么?”

我凑过去,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印章。

字迹已经看不清了,但那个印章的形状,很特别,像个葫芦。

“这……像个照相馆的戳。”老王说。

“照相馆?”

“对,那时候照相馆都喜欢在照片上盖个自己的戳。”

我眼睛一亮。

对啊!

只要找到这个葫芦形状印章的照相馆,我就能顺藤摸瓜!

可是,皖北那么多县城,那么多乡镇,我上哪儿去找?

“这事儿,得找人帮忙。”老王说。

“找谁?”

“我们厂,不是有个小年轻,叫刘小兵吗?他爸是省公安厅的。”

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我提着两条烟,一瓶酒,找到了刘小兵。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当然,我没说我跟苏晴……王秀娟同居的事,只说我是被一个女骗子骗了钱。

刘小兵年轻,有正义感,一听就火了。

“他妈的,还有这种事!李哥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他拿着我给他的照片复印件,回家找他爸去了。

一个星期后,刘小兵找到了我。

“李哥,有消息了!”

我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查到了!皖北宿县下面,有个叫葫芦镇的地方,镇上就一家照相馆,叫‘宝葫芦照相馆’,印章就是这个形状!”

葫芦镇!

我狠狠一拍大腿。

“那……那这个王秀娟和阿强呢?”

“我爸托那边的派出所查了。葫芦镇确实有个叫王秀娟的女人,二十五岁,几年前就出去打工了,很少回家。至于那个阿强,本名叫陈强,跟王秀娟是一个村的,也不是什么好鸟,从小就游手好闲,几年前也出去了,听说是在外面‘发大财’了。”

就是他们!

我拳头捏得咯咯响。

“他们……现在在哪?”

“这就难查了。他们这种人,都是流窜作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过,宿县派出所那边说了,会帮忙留意。只要他们一露面,就通知我们。”

我等不了。

我一天都等不了。

我跟厂里请了长假,说家里有急事。

我揣着身上仅剩的几百块钱,买了一张去宿县的火车票。

老王送我。

“卫东,你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要小心。”

“我知道。”

“钱……够不够?”老王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给我。

“老王,这……”

“拿着!等你回来再还我。找不到人,就早点回来,别犯傻。”

我鼻子一酸,把钱揣进兜里。

“谢了。”

火车咣当咣当了两天一夜,我到了宿县。

一下车,一股混合着尘土和牲口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按照刘小兵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葫芦镇。

一个典型的北方小镇,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瓦房。

我找到了那家“宝葫芦照相馆”。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戴着老花镜。

我把照片拿给他看。

“老板,你看看,这照片是不是你这儿照的?”

老板扶了扶眼镜,看了半天。

“嗯……有点像。年头太久了,记不清了。”

“你再想想,照片上这对男女,你有没有印象?”

老板又看了半天,摇了摇头。

“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哪记得住。”

我心里一凉。

唯一的线索,断了?

我不甘心。

“老板,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男的,叫陈强。还有这个女的,叫王秀娟。”

“王秀娟?”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哦……我想起来了,是邻村王老蔫家的闺女。长得是挺水灵,就是……不学好,小小年纪就跟陈强那小子混在一起。”

有门!

“那他们家在哪?”我急切地问。

老板给我指了路。

我找到了王秀娟的家。

三间破败的土坯房,院子里长满了草。

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坐在门口抽旱烟。

他就是王老蔫。

我说明了来意。

老头听完,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家门不幸啊。”

他说,王秀娟从小就不安分,初中没毕业就跟陈强跑了。

几年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穿得花里胡哨的,给家里扔下百十块钱就走。

问她在外面干什么,她也不说。

“那她……最近回来过吗?”

“个把月前回来过一次。”老头说,“跟陈强一起回来的,待了两天就走了。”

个把月前!

正好是她从我这儿拿走钱的时候!

“他们去哪了?你知道吗?”

老头摇了摇头。

“那丫头,心野了,家里的事,她从来不管。她娘前年病了,要钱做手术,她都没回来。”

我心里最后一点对她的幻想,也破灭了。

这是一个连亲娘都不管不顾的女人。

我凭什么会以为,她会对我真心?

我从王家出来,心里堵得慌。

线索又断了。

我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葫芦镇待了两天,一无所获。

我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

难道,就这么回去了?

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坐在镇上唯一一家小旅馆的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陈强。

王老蔫说,陈强从小游手好闲。

这种人,通常都有几个狐朋狗友。

第二天,我揣着最后一包红塔山,开始在镇上打听陈强。

镇子不大,一提陈强,很多人都知道。

“你说陈大头啊?那小子,出息了,在外面发大财了!”

“可不是嘛,上次回来,开着小轿车,威风得很!”

“听说在上海做大生意呢。”

上海!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把烟递给一个正在街边修车的师傅。

“师傅,你跟陈强熟吗?”

“还行吧,小时候一起掏过鸟窝。”修车师傅接过烟,点上。

“那你知道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吗?有没有地址?”

“那谁知道。他就知道吹牛逼。”师傅吐了个烟圈,“不过,他有个表弟,叫二毛,在镇上的粮站上班。他俩关系最好,兴许二毛知道。”

二毛!

我立刻赶到粮站。

二毛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瘦得跟猴似的,贼眉鼠眼。

我把他拉到一边,直接把剩下的大半包烟都塞给了他。

“兄弟,打听个事。”

二毛看了看烟,嘿嘿一笑。

“哥,你说。”

“你表哥陈强,在上海的地址,你知道吗?”

二毛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你找我哥干啥?”

“他欠我一笔钱。”我半真半假地说。

“哦……”二毛拉长了声音,“我哥那人,生意做得大,可能……忘了。”

“所以,我得去提醒提醒他。”

二毛眼珠子转了转。

“哥,给个地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看,我这……”他搓了搓手指。

我明白了。

我把兜里最后的一百块钱,掏了出来。

“兄弟,帮个忙。”

二毛一把抢过钱,塞进兜里,脸上的笑开了花。

他凑到我耳边,说了一个地址。

“上海,虹口区,长治路,XXX弄,X号。”

我把这个地址,死死地记在心里。

我买了当天晚上去上海的火车票。

站票。

我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站了十几个小时。

脚肿了,腿麻了,但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烧。

王秀娟,陈强。

我来了。

到了上海,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弄堂。

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狭窄,潮湿。

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

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

我可能会被打一顿。

我可能会被他们嘲笑。

但我不在乎。

我只想亲眼看看他们,亲口问一句,为什么。

我敲了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

就是她。

王秀娟。

或者说,苏晴。

她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慌乱,最后变成了恐惧。

她脸白得像纸。

“你……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她。

没有了筒子楼里那身干净的连衣裙,没有了那股淡淡的香味。

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没睡醒的浮肿。

原来,画报上的人,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不能来?”我冷冷地说,“我的钱,花的还习惯吗?”

她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娟子,谁啊?”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接着,一个穿着跨栏背心,大裤衩的男人,打着哈欠走下楼梯。

瘦高个,油头。

就是照片上的那个阿强。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

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露出一种轻蔑的笑。

“哟,这不是……债主上门了?”他走到王秀娟身边,把她搂在怀里,挑衅地看着我。

王秀娟在他怀里,抖得像一片树叶。

“钱呢?”我盯着他。

“什么钱?”陈强掏了掏耳朵,“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五千三百二十七块五毛。”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辛辛苦苦攒了十年的血汗钱。”

“哦,那笔钱啊。”陈强笑了,“花了。”

“花了?”我拳头捏得死死的。

“对啊,不花留着过年啊?”他指了指屋里的摆设,“你看,这电视机,这录音机,还有娟子身上这件睡衣,都是真丝的。可不都得花钱嘛。”

我看着他那副无赖的嘴脸,胸口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我冲了过去。

“我操你妈!”

我一拳打在他脸上。

陈强没想到我敢动手,被打得一个趔趄,撞在墙上。

他摸了摸流血的嘴角,眼睛红了。

“你他妈敢打我!”

他从墙角抄起一根棍子,就朝我头上砸来。

我侧身躲过,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他痛得闷哼一声,倒在地上。

我扑上去,骑在他身上,一拳一拳地砸下去。

“还我钱!还我钱!”

我疯了。

我只想打死这个。

王秀娟在旁边尖叫。

“别打了!别打了!会死人的!”

她上来拉我,被我一把甩开。

“滚!”

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直到我打累了,手都麻了。

陈强躺在地上,像一滩烂泥,哼哼唧唧。

我站起来,喘着粗气。

我走到王秀娟面前。

她吓得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我。

“为什么?”我问。

她不说话,只是哭。

“我问你为什么!”我吼道。

“我……我没办法……”她哭着说,“我家里穷,阿强说,这是来钱最快的法子……”

“所以,你就去骗人?骗我这种老实人?”

“我……我对不起你,卫东……”她哭得更厉害了,“其实……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人真的挺好的。我……”

“闭嘴!”我打断她。

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觉得恶心。

我看着这个我曾经爱过的女人,看着这个我曾经以为是天使的女人。

我心里,没有恨,也没有爱了。

只剩下一种巨大的荒谬和悲凉。

我转身,准备离开这个让我作呕的地方。

“钱……钱我一定会还你的!”王秀娟在我身后喊。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这又是一句谎言。

我走在上海的街头,天已经亮了。

阳光刺眼。

我摸了摸口袋,只剩下几块钱的硬币。

连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起。

我该怎么办?

我找了个电话亭,给老王打了个电话。

我把事情说了。

老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卫东,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我给你汇钱过去。”

“老王……”我喉咙哽住了。

“什么都别说了。回来吧。”

我在上海的一个小招待所里,等了三天。

收到了老王汇来的一千块钱。

我买了回家的票。

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

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

梦醒了,我还是那个我。

只是心,被掏空了。

回到红星机械厂,我又做回了那个八级钳工李卫东。

每天,上班,下班。

机油味,铁屑味,汗臭味。

这才是我的生活。

老王没再提那件事,也没让我还钱。

工友们也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只是觉得我变了。

变得不爱说话了,眼神里,也没了以前那种光。

我把苏晴……王秀娟留下的那条纱巾,烧了。

火苗舔舐着那片湖蓝色,最后,变成一撮灰烬。

就像我的那段感情。

一年后,我听刘小兵说。

陈强和王秀娟,在南方因为诈骗,被抓了。

数额巨大,判了十年。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没什么波澜。

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我,也为我的愚蠢和轻信,付出了代价。

又过了几年,厂子效益越来越差,开始裁员。

我拿着一笔买断工龄的钱,离开了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

我用那笔钱,加上老王后来硬塞给我的钱,在市郊盘下了一个小门面。

开了一家五金店。

我自己当老板。

生意不好不坏,饿不死,也发不了财。

有时候,店里水管漏了,我会自己拿着扳手去修。

蹲在地上,闻着铁锈和水的味道。

我总会想起九零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眼睛湿漉漉的女人。

和那一句。

“李师傅,你真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摇摇头,把螺丝拧得更紧了。

生活啊,不就是这样。

修修补补,还得继续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