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悲剧与“风波”的闹剧

▌汪兆骞 著

鲁迅的小说《药》发表于1919年5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这一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责任编辑是李大钊。李大钊认为，《药》中的主人公夏瑜是革命者秋瑾的化身。夏瑜这位孤独的战士，为民众流血牺牲后，愚昧的民众还要吃他的人血馒头。革命者与民众在精神上的隔膜，充满了悲剧意味。

在小说《药》中，鲁迅重在表现清末革命者死后被围观，甚至被民众用其血治痨病，然后被忘记的落寞与悲伤。为了给这革命先驱者的死添上些亮色，小说还在其坟顶上添了些红白相间的花圈，但也遮不住烈士死后的寂寥与萧瑟。

鲁迅后来在杂文《空谈》中悲愤地写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在鲁迅眼中，民众一旦步入围观革命者喋血的行列，那就不自觉地认可了统治者的权威，也就不自觉地成为统治者的同盟甚至帮凶。唤醒民众才是革命要义。

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上，鲁迅还以笔名“唐俟”发表了几篇《随感录》，其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这应是对《药》的真正诠释。我们读《药》时，鲁迅的同乡秋瑾的亡灵，仿佛在思绪中回旋。

据说《药》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目的是唤醒愚昧麻木的民众，这也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小说《药》的最后，鲁迅描写道：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这只乌鸦究竟代表或象征什么？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1935年11月16日，鲁迅致信萧军、萧红，提到《生死场》中“老王婆”的形象塑造时，说“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莱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

安特莱夫是与高尔基齐名的俄国作家，鲁迅也曾译过他的短篇小说。一般认为，《药》的艺术风格受到安特莱夫作品的影响。安特莱夫小说《默》的结尾，描写了墓门张着可怕的大口和坟场的荒凉景象，还写了主人公神父对从坟墓里冒出的阴冷的恐惧。终于，神父找到了亡女的坟墓，反复深情地呼唤亡女的名字，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鲁迅继《孔乙己》《药》之后，又创作了小说《风波》，写出社会的惰性，提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小说《风波》发表于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小说以张勋复辟为背景，写了因“辫子”去留而引起的风波。小说主人公船公七斤摇着小船进城，被人逼着剪去了辫子。不久，留着辫子的张大帅进京拥立废了的皇帝重坐龙椅，没了辫子的人惶惶终日，怕被砍了头。多亏皇帝最终也未坐上龙椅，七斤的脑袋保住了。“风波”过后，又复旧貌，生活照旧。小说写出了历史与社会的惰性，很难改变。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写小说，“不过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孔乙己》《药》《风波》，都意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下的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