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镇往事

千亿小镇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概念，它背后有一群鲜活又真实的人。

在中国制造业版图的南端，有一座面积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小镇——长安。它看似普通，却在过去三十年间，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成为全球智能手机供应链的核心节点。2025年的秋天，当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悄然重回这里，与昔日的伙伴小聚庆祝创业三十周年时，这座小镇再次被唤起了一段被时间掩盖的记忆：关于奋斗、关于命运，也关于一个时代的中国制造精神。

三十年前，几位年轻工程师来到这片仍带泥土气息的土地，奠定了长安制造的起点。从一片鱼塘农田，到如今GDP破千亿的“手机之城”，长安镇的崛起，不仅是一段产业故事，更是一部现代中国的缩影。这里有穿拖鞋的老板，也有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有被称作“老师傅”的模具工，也有为0.01毫米厚度较劲的工程师。在他们的身上，“极致”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一种被反复打磨的生活准则。

“公差”——那个决定工业精度的词，也成了这座小镇的精神隐喻。它代表了对完美的偏执、对效率的信仰、以及对命运的挑战。在这里，人与机器、技术与梦想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支撑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塑形。

三十周年聚会，并非一场怀旧的纪念，而更像一次循环的回响——提醒人们去追问：是什么让一座无名小镇，成为全球制造的心脏？又是什么，让无数普通人，在极致的边缘，找到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未来？

今年九月，一个消息在长安镇的一些老人之间悄悄流传：段永平回来了。

三十年前来到这里创业的段永平，在长安的酒店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宴会，庆祝步步高创立三十周年。这场活动外界鲜有人知。受邀前来的，是当年与他一同创业的老朋友们。那一晚，在这座喧嚣、高效运转的小镇，酒店的宴会厅里是另一番光景：一群年过半百的人围坐在一起，喝了些酒，谈论着只有彼此才懂的往事。窗外，是长安镇的夜景，灯火通明。

要理解这一刻的全部意义，我们需要将时钟拨回到三十年前。

1999年 步步高 黄河 摄

1995年，段永平第一次走进长安镇。经过考察，他发现这个地方交通便捷，离深圳机场只有半小时车程，但土地、人工都比深圳便宜，于是决定将步步高公司办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那时的长安，在时代的地图上姑且是个模糊的坐标，一片刚刚被改革开放的热风吹拂过的土地。没有人能预料到，段永平的这个决定，会将这座珠江口的小镇，变成一个高效、精密、甚至复杂的系统，并深刻地嵌入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之中。

2025年，我初到长安时，只觉得这是座普通、平凡的东莞南部小镇。长安并不大，只有98平方公里，小镇被几条主干道切割为功能各异的区块，一边是机器轰鸣的工业园，另一边则是嘈杂而充满活力的生活区。空气中弥漫着南方特有的潮湿与草木混合的气味，遍布道路两旁的小轿车像被随意摆放的花盆，塞满了所有能利用的空间，导致四车道的马路常常只剩下一半能通行。有些旧车蒙着厚厚的灰色罩子，上面堆积着落叶，据说只有在每年春节长途返乡时才会被启动一次。临街的店铺大多灰蒙蒙的，招牌的设计也谈不上讲究，穿着T恤和拖鞋的人们步履匆匆，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磨砺后的平静与疲惫。40多年前，大片的农田和鱼塘曾是这座镇的主角，而现在，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它们已经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厂房、写字楼和住宅所吞噬。

长安体育中心

但很快，我感受到一种奇异的秩序感与许久没体会到的城市活力。街边有数不清的五金店和数码店，那些毫不起眼的店面，玻璃柜台里陈列的却是最新款的国产折叠屏手机，蓝色和绿色的招牌几乎占据了每一条商业街。走进一家寻常的饭店，邻桌一个皮肤黝黑、穿着工服的男人，正在跟同伴谈论某个专利的技术细节。官方新闻告诉我，长安是广东省制造业强镇，其五金模具产业相当发达，平均每天能诞生38个高价值的发明专利。在长安，有3万家工厂，街上任何一个穿着拖鞋的人，都可能是附近某个厂的老板。有人告诉我，两个同村的年轻人，起初在长安打工，后来自己办厂，给步步高公司的电话机做配重铁，后来做那条弯弯曲曲的话筒线。别看这两样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对方话锋一转，他们的工厂就是现在的华茂集团——手机供应链里的龙头企业，在镇上拥有好几栋巨大的写字楼。

长安不像一座精心规划的现代化都市，更像一个被机遇和欲望催生的逐梦之地。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粗粝、高效、野蛮地生长。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搏一个改命的机会。有天晚上，我打到一辆网约车，司机姓唐，两个月前还是东莞一家玩具厂的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他被迫卖掉工厂，用仅剩的钱买了辆电车，来长安跑滴滴。他一边打方向盘，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梭，一边向我强调，这只是过渡，他一定会东山再起。听说我也是外地来的，他立刻用一种真诚的语气建议我：“有机会还是要做生意，千万别进厂，拧螺丝没前途的。” 他的声音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信念感，仿佛“咸鱼翻身”是这座小镇给予他的承诺。

还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顶楼的洗衣房遇到了另一个年轻人。他姓郑，漳州人，在职校里学测绘，2021年毕业，加入一家厦门公司做工程师。他看起来神情疲惫。等待衣服烘干的间隙，我们站在天台上，晚风吹散了白天的暑气。他告诉我，因为模具供应商在这里，他经常来长安出差，这次已经在酒店住了三个星期。白天他必须泡在模具厂里，盯着工人干活，一旦出了问题，就得当场修改图纸。他已经住得有些不耐烦，探头看了眼楼下灯火通明的夜市，回过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的敬畏：“我们公司也想减少对这边的依赖，但没办法。”有一次，一个美国客户提了个很复杂的工艺需求，他跑了全国很多地方，最后还是只能来这儿。“只有这里的老师傅，才知道怎么开出我们要的那个公差。”

“公差”——是一个以微米计算精度、决定着现代工业成败的词汇，或许，也正是开启长安这座小镇的钥匙。

在长安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公差”弥漫在空气里。人们可能不会直接谈论它，却在身体力行地追求它，甚至在用它构建自己的生活。它既是一种技术标准，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对“极致”的偏执追求。后来我逐渐明白，这种极致，是长安两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和五金模具的共同底色。四十多年以来，这座小镇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床，在改革开放的轰鸣声中，将涌入此地的上百万人与数千亿资本，一同冲压、研磨、锻造成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正是凭借这种不断打磨、无限接近完美的精神，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vivo 制造中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许毅林，他是vivo采购部的经理，已经在公司做了11年，几乎参与了每款手机的原材料采购和研发。我们约在vivo园区喝咖啡，他穿一件干净的T恤，说话谨慎，三言两语就会让你确信，面前的这个人是个对手机材料和工艺有着狂热信仰的信徒。他乐此不疲地向我解释，为了让手机再薄那么0.01毫米——大约是一根头发丝的厚度——内部要为此开十次会。为了实现”更薄”与“更轻”的目标，他和同事四处搜寻最极致的材料，最后通过供应商的供应商，层层打听，才搞到一种用于制造防弹衣的特殊纤维，以及一种厚度在0.025毫米以下、用手就能撕开的“纸片钢”。作为手机行业的“老师傅”，每个季度他会定期去各个地方走访供应商，摸清市场行情，研究新材料的趋势。显然，长安的秘密不在工程师的图纸上，而在这些低调的老师傅手里。

这个秘密，似乎人尽皆知，又人尽不提。有一次，我在长安国际酒店的中餐厅和部门经理邹琴聊天，她在这家酒店工作了二十多年，亲眼目睹了长安的变迁。我随口问她，为什么在酒店有这么多外国人。她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问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她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平静地说，全球每年生产的智能手机，大概每8台中就有1台是从长安或者它周边的镇生产、组装，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的。她顿了顿，补充道：“长安是一座GDP超过1000亿的小镇。”她希望我明白，是每个来到长安逐梦的人——无论是开工厂的老板，在流水线坐着的工人，还是在酒店迎宾的服务员——用勤奋与极致，建起了这座“千亿小镇”。

长安的产值破千亿，靠的是什么？当我向本地摄影师占有兵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那时，我们站在他家小区的楼下，这是一个建于90年代末的老小区，底楼被开发成沿街商铺，充满了生活气息。占有兵领我到他那略显杂乱的工作室里，向我展示了他十几年间拍摄的、记录了一代打工人真实生活的照片。这位摄影师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版的长安奋斗史：1995年，22岁的占有兵退伍后，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感召下，跟随人潮南下。为了得到一份酒店保安的工作，他在一百多个应聘者面前，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从而脱颖而出。此后的十几年，他辗转于长安的玩具厂、印刷厂、五金厂和电子厂，身份始终是保安，或保安主管。他坦承，当保安只是为了生存，有一年他偶然拿起相机，才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

2008年9月10日， 人们在广场上看烟花燃放

他沉默了一会儿，指着马路对面一个正在安装广告牌的工人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极致。”他走访了长安许多工厂，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模具厂里，多的是不善言辞，却能用双手解决毫米之间的误差的老师傅。几十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打磨、校准、测量的动作，追求一种技术上的完美。这种对手艺的极致追求，是刻在长安骨子里的基因。

2021年9月30日 太安路

占有兵说，这些长年累月积累下的、无法用语言和图纸完全表达的经验，形成了一个外人无法轻易取代的长安优势。他曾在一家为国外顶级手机品牌代工的模具厂里拍照，亲眼看到那里的工人能将手机金属外壳拼接处的缝隙，控制在一根头发丝厚度的十分之一以内。在精密仪器下，那条缝隙近乎消失。“图纸谁都能画，”他总结道，“但能把图纸变成现实，并且做到极致，这才是本事。”

公差之上，是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这种追求，同样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占有兵带我去了位于乌沙社区的江贝工业园，这里曾是步步高起家的地方。他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长安的许多村子都盖起了简易的厂房，开始向外招商引资。整个过程有些波折，也充满了草莽英雄式的果决和生猛。1981年，长安锦厦村集资350万元修建第一工业区时，村民们还舍不得把位置好的田地拿出来，最后只好选了一处乱葬岗。推土机施工时，挖出无主坟墓里的头盖骨是常有的事。但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建成的工业区，第一年就引入了15家港资企业和1家日资企业，赚得利润152万元。金钱的回报是最好的强心剂，无需过多说服，人们很快相信了好日子就在眼前，因此第二工业园的选址和规划就顺利许多。

为了赢得外商的好感，长安的村子之间甚至展开了竞争。上角村在建厂房时，就动了更多心思：用更高档的铝窗替代铁窗，用光滑的瓷片替代粗糙的石灰墙，甚至还在车间里装上了壁画和独立的洗手间。占有兵回忆，当年他所在的工业园，参考了新加坡和韩国的建造标准，工人上班有空调，下班有图书馆、卡拉OK、歌舞厅和篮球场。为了体现竞争力，有些工业园会在外面竖起一块十几米宽、几米高的巨大告示板，上面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入驻工厂的名字。当板子被挂满时，就说明这里的厂房已经全部租出去了。今天，那些原始的牌子大多早已拆掉，取而代之的是更现代的蓝色路牌，上面依然罗列着步步高、钱大厂、日本电产厂、星辉厂等一连串名字。不过，内在的逻辑从未改变：将一切资源高度整合，让整个小镇变成一座大工厂。

“你仔细看那些厂名，其实很有意思。”占有兵说。一个做玩具的工厂自己是无法生产的，它需要上游供应塑料、电子元件、包装盒，还需要下游的运输公司为它服务。当一家龙头企业进驻时，往往会带来一整条以它为中心的产业链，而链条上的每一环，又有各自更细分的链条。这些大大小小的链条就在这片土地上紧密地交织、缠绕。如果说早期的发展是自发的、野蛮的，那么1995年，手机行业的发展，为长安这副略显粗糙的模具，进行了一次精密的校准，他们可以在30分钟车程内完成从模具设计到表面处理的全流程。手机制造对模具精度的极高要求，倒逼着长安的工厂花重金引进日本慢走丝线切割机、德国三次元检测仪等先进设备，想方设法突破技术瓶颈。后来我才意识到，步步高体系的崛起，正是在这个校准过的精密基座上完成的。2011年，vivo品牌正式创立，次年便推出了全球首款内置Hi-Fi芯片的智能手机X1。这标志着长安的工厂开始为实现本土品牌的极致创新服务。对Hi-Fi音质的追求，意味着对手机内部寸土寸金的空间进行更为严苛的设计，这反过来又对供应链的精密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占有兵说，过去长安流行一个口号叫“JIT”，也就是“Just in Time（准时制生产方式）”，它强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交付。许毅林证实了这一切，他管理的结构件厂商，距离vivo园区最近的只要2分钟车程，这意味着在一款新手机的产能爬坡期，他能让供应商一天分五批次送货，vivo的工程师们可以随时聚在供应商的生产线上解决问题。有趣的是，长安的许多供应商，本身就是亲戚或同乡，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信任网络，让供应链的反应速度和协同效率达到了极致。

“长安有句谚语，你听过没有？”许毅林问我，我摇了摇头。他接着说：“长安经济看乌沙，乌沙经济看江贝。江贝这儿有所谓的‘四大家族’——蔡家、陈家、李家和戴家，他们是致富比较早的一批，也愿意坚守制造业，并且相信手机是很好的行当。”

然而，这种高效在早期是粗放的，甚至是野蛮的。我们必须承认，在追求效率和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环境和人的价值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湖南女孩李梅的故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2019年，21岁的她来到长安，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供弟弟上学。她成了一名产线上的普工，工作内容是手机组装，“像贴贴纸一样，其实没有多大的难度”。她很快适应了两班倒的工作强度，每个月攒下的工资第一时间寄回家。没多久，她应聘上了小组长，开始承担管理责任。工厂对良率的要求极为严苛，一千台手机里不能出现超过三台坏机。为此，她需要不断培训手下的工人，有时一台手机在测试环节发现摄像头打不开，她跑过去看一眼，就知道是哪个工序的工人没有把前置摄像头扣好。每年临近春节的几个月是她压力最大的时期，因为人员极不稳定，新人可能干了半天就走人，岗位缺人时，她就得自己顶上去。六年过去，同期进厂的七八个同学，只剩下她和一个男生还没离开。

工程师 2020年7月16日 光志光电厂

李梅无疑是幸运的，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在公司和长安找到了归属感。但更多的人，则像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零件，被磨损，然后被替换。占有兵最初到长安时，看到的是新建的厂房一点点吞没农田和鱼塘。一家手机厂的老员工也向我描述过当年长安茅洲河的景象：“河里什么垃圾都有，厚厚的一层，臭得不得了。我们在那儿站了大概十几分钟，就被熏得头晕。” 这条后来耗费了深圳和东莞政府数十亿才得以治理的河流，正是那个时代粗放发展的缩影。

有人说，长安真正的质变，发生在1995年之后。段永平和他创立的步步高，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带来的涟漪远不止于商业层面。步步高和此后诞生的vivo，培养并吸引了一类对“极致”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人。第一次拜访vivo总部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一个大学校园，有写字楼、食堂、宿舍，还有随处可见的篮球场和足球场，许多人在草坪上坐着聊天。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座名为R1的办公楼，外观造型类似福建土楼，每一层都有向内围合的庭院半室外长廊。后来我读到一篇谈论这个总部设计规划的文章，作者提到vivo建这个园区的初衷：“达成一个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园区......是企业体现自身价值和表达社会使命感的方式。”

在R1，我见到了步步高和vivo的元老级员工李越晗。1995年，他从中山被一辆大巴车载到长安。彼时的长安，那时的107国道上，大巴车中途甩客是常事，他和十几个同伴差点被扔在半路，全靠人多势众，才让司机不敢造次。他记得那个年代，骑摩托车抢劫路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步步高即将兴建的厂区对面，有一片比人还高的草丛，那儿散落着许多被劫匪丢弃的女式手提包。

面对这样的长安，这群vivo人没有离开，反而扎下根来，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极致，开始了对这个地方的改造。李越晗身上的极致，是建设者的坚韧。他见证了企业从一个租来的、摇摇欲坠的临时厂房起步、壮大。在智能手机业务爆发后，厂房告急成了他每年最大的烦恼。他不得不一次次去找镇政府求助，领导们会陪着他一起，在镇里到处寻找合适的厂房，甚至出面帮忙跟本地的房东谈价格。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是他主导建成了如今这座像大学校园一样的园区总部。最令他开心的是，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他们只用了一半面积盖楼，剩下的一半，建了一个带400米跑道的标准足球场和一座公园。“逻辑很简单，”他说，“要提供好的环境，把人才留下来。”

2012年1月1日， 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每分钟一角钱

没过多久，我认识了vivo的另一位元老周辰北，他的极致，则藏在工程师冷静的外表之下，是一种对品质近乎痛苦的偏执。初次见面，他竟向我坦陈自己犯过的几次重大错误，比如关于电话机里电池的设计。当时为了用户方便，他设计了一个可以持续充电的底座，然而这个看似体贴的设计却带来一场“品质事故”，因为持续高压充电会让镍氢电池在半年内报废。消费者的投诉潮水般涌来，老板找他谈话，半开玩笑地说，“周辰北，你能不能用点心？不要让我们都睡不着觉好不好？”周辰北至今仍会反思这些错误，尽管年过半百，他仍然奋战在一线，带领硬件团队去攻克新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前沿产品在材料科学上的挑战，他们能动用的资源，早已超出了小镇的范畴。距离长安不到一小时车程，坐落着中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超级显微镜”。据了解，像vivo这样的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利用这台“超级显微镜”内部的先进设施，去探索材料的微观结构，从而研发出更强大的手机部件。这种产学研的结合，在过去的长安是无法想象的。

vivo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它能将人内在的某种能量激发出来，并推向极致。李晴就是这样的人，你见她第一眼就会感到，她是那种有着向外的、永不枯竭的生命力的人。她像踩着鼓点前行的先锋，精准地踏上了公司的每一个转型节点：公司做手机，她是第一个手机计划员；公司拓展海外，刚休完产假的她又被推到前线，从零开始搭建外销团队。她很直爽，也很勇敢，有一年老板在凌晨发邮件痛陈公司积弊，她那时的职级还不高，却在看到之后，直接回复所有人：“五年过去了，这些问题还是老问题。”我问她当时哪来的胆量，她说，就是觉得应该直言不讳，或者说，是这里的文化给了她这样的胆量。

这种追求极致的文化，体现在惊人的研发产出。截至2024年底，vivo累计申请AI相关专利超1.2万件，在MR领域的专利布局也扩展至空间感知、环境建模等关键技术。这意味着，在长安那些安静的办公楼里，正持续不断地诞生着世界前沿的技术构想。2025年，vivo成功发布了首款 Vision 探索版头显。

这种文化还改变了小镇的很多人，就连占有兵也是，尽管他可能从未察觉。为了记录打工人的生活，他写了一份8000多字的提纲，在里面总结了他能想到的打工人的各种生存状态。照着这份提纲，每天他坚持骑自行车在长安的工业区里穿梭，风雨无阻。他租了好几个仓库，堆满了他从各处搜集来的、与打工人生态相关的物件——工牌、工资条、旧机器等等。他手里还有13T的视频素材，发誓要剪出一部打工人的纪录片。为了追求一张完美的照片，他甚至会将镜头直接怼到陌生人的面前。有时，被拍的路人会怒不可遏，要求他立刻删照片，更较真的人还会打电话报警。尽管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他仍然执着于用镜头记录关于长安打工的一切。

就连一张贴在马路电线杆上的招工告示，也在展现效率的极致：时薪的数字被不成比例地放大，旁边用黑色记号笔潦草地手写着“19/h”（时薪19元），生怕找工作的人错过最重要的信息。

2017年2月7日 太安路上的大巴车，现在已经消失了

还有的极致听起来不可思议。邹琴说，许多外国高管常年住在长安国际酒店。有两个香港人，疫情期间有一整年没回长安，照样支付了全年的房费。一位名叫卷川的日本人，在同一个房间住了超过十年，即便有阵子他人不在长安，酒店员工也会定期进去打扫，并且不会动屋内的任何东西。卷川直到七十多岁，因为身体原因才回日本养老。后来他察觉自己时日无多，就给酒店发了消息。酒店老板让每个酒店员工都给他录了条祝福视频，又让自己的女儿和一位和卷川很熟的前台，带着视频飞去日本探望卷川。

在长安，地理距离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取消了。一块用于最新款手机的主板，它的某个精密组件可能在上午刚被画成图纸，中午就在某个不起眼的巷子里的模具厂里被制造出来，下午便已出现在总装车间的传送带上。这种近乎零时差的衔接，构成了一个巨大且高效的生态系统。“我们所有的零配件都在周边，”一位vivo的工程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语气平淡得仿佛在谈论天气，“一个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可以到达我们的组装车间。”

而vivo沉淀多年的科研实力与管理经验，正在将长安这座制造业重镇，改造成一座高度自动化的科技小镇。在这里，你仿佛能触摸到未来的轮廓。央视曾报道，在长安的一条智能手机生产线，平均每隔11.4秒，就有一台崭新的手机被生产下线。它被精心包装，放进纸箱，随后开启一段通往世界各地的旅程。从长安的工厂出发，装满手机的货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深圳的盐田或者蛇口港——那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巨大的桥吊如同钢铁巨兽，日夜不停地将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吊上远洋货轮。一部在长安午后下线的手机，最快在当晚就能完成清关，被装上一艘驶往东南亚的货轮。大约五天后，它会抵达泰国的林查班港，再经过一两天的分拣和运输，出现在曼谷市中心暹罗百丽宫的专卖店里，被一位本地顾客或游客买下。如果它的目的地是印尼，它将在海上漂泊大约两周。当它要去往更远的欧洲，就要在海上航行近一个月，穿过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最终在荷兰的鹿特丹港卸货。从长安的车间，到一位西班牙用户的手中，整个过程可能需要三十到四十天。换句话说，一条由无数追求极致效率的环节组成、遍布全球的精密网络就是这样编织的。

vivo 制造中心

走在长安，我逐渐意识到，已经不能再用“制造业小镇”的旧眼光来看待这座城镇。在高效的产业链条背后，一种新的科技感正在重塑这里的气质。这个超级生态，不仅关乎生产和运输，还塑造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当我离开vivo园区，来到长青路，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座260米高的写字楼，这条路上还有5座大型商场和18家金光闪闪的黄金珠宝店。形形色色的人——想东山再起的前老板、在工厂里勤奋努力的打工人、外来的老板和工程师——都在这里够到了一种体面、舒适的生活。

在我看来，vivo的崛起，让长安这副母机内部的构造产生了质变。vivo是一块全新的“主板”，被植入母机内。本地成熟的供应链、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和源源不断涌入的人才，如同主板上那些密布的元器件。vivo这样的龙头企业，用一个个艰巨的技术挑战、一笔笔稳定的订单作为“焊锡”，将这些元器件牢牢地焊接在一起，让它们彼此连接、共同运作。驱动这张精密主板高效运转的，是无数天南地北赶来长安的打工人，他们是传导在这张主板上最细微、却又最关键的生物电流。

时代一直在变，过去的人，普遍将生存放在生活之前，但如今，年轻人们似乎不再那么愿意被束缚在流水线上了。长安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生态是灵活多变的，也足够包容，可以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过去三十年，vivo的成功将长安的制造业推向了极致；而如今，它正吸引着一批全新的血液，试图将长安的“科技”属性推向极致。

30周年之际 vivo 选择在东莞长安发布面向未来的 MR 设备

vivo的MR产品经理赵勇，是一个瘦高、戴眼镜的上海男孩，计算机硕士毕业。他本可以在AI的风口上，留在上海的明星公司，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来到长安，投身于一个前途未卜的XR产品线。他告诉我，XR这种前沿科技领域注定是艰难的，但他看中vivo的企业文化，有耐心，愿意为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忍受短期内没有回报。在长安，他感觉自己不是在追逐风口，而是在参与创造。这种从零到一的创造过程，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价值。当我问及长安的科技氛围时，他坦言，顶尖的算法人才或许更偏爱杭州或深圳，但长安的优势无可替代。“智能硬件的中心一定在珠三角，因为供应链在这里。”他说，“我们的设计师和结构工程师，在深圳和东莞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有问题，下楼就能和供应商的工厂开会。”

而剑桥大学毕业的陈珍，则向我展示了这个生态对顶尖年轻人才的另一种吸引力。她今年27岁，逻辑清晰、表达温和。若是以世俗的眼光，她的人生轨迹应该指向深圳或上海的金融中心，成为一名光鲜的都市白领。但她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计划，来到长安，并且在职业生涯的前两年，欣然前往昆明和杭州的手机门店当柜台员工。她告诉我，自己是广东人，从小看惯了身边人做小生意，不觉得去站柜台有什么心理落差，反而，做一个能触摸到的实体产品让她觉得“更有意思”。

“很多人可能不信，”她说，“但我对比在国外的经历，觉得这里简直是天堂。”她解释道，在留学时租住的公寓又小又贵，而在这里，公司提供的配套公寓，不仅条件好，租金也很便宜。她不需要早起挤地铁，从宿舍步行到办公室只需要几分钟。每天有两小时的午休，她可以从容地回宿舍睡个午觉。食堂有不同的档口，某天不想吃也可以轻松点到喜欢的外卖。她说自己“比较懒惰”，不喜欢为生活琐事操心，而这个园区几乎解决了所有问题，让她可以把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她的工作，也并非“拧螺丝”。她负责耳机产品的市场策略，需要和研发、渠道、营销等各个团队紧密沟通。这是一份需要创造力和思考的智力工作。在工作之余，她的生活也并未被小镇所局限，每周末她会坐公司的班车回到深圳的家，去陪伴父母。她在这里享受着一种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住校生活”，这让她感到愉悦。

在赵勇和陈珍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极致”——不再是单纯的苦行僧式的奋斗，而是对生活品质、职业价值和内心自洽的共同追求。或许他们是长安未来的缩影——正是因为这里有坚实的制造业根基，前沿的科技探索才得以落地；也正是因为这里形成了便利、舒适的生活生态，全球的顶尖人才才愿意留下来。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学历和更广的视野，更是推动长安从“制造重镇”向“科技新城”转型的关键动力。

离开长安前，我又去了一趟长安国际酒店。我试图想象九月的那场宴会，想象段永平和他的朋友们，是如何看待窗外这个由他们开启的、如今已拥有自身生命和意志的庞大生态。三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代人老去，也足以让一座小镇脱胎换骨。最初那批追求极致手艺的“老师傅”们，用双手为长安打下了精密的基座；而如今，像赵勇和陈珍这样拥有全球视野的年轻人，正在这副基座上，搭建一个关于未来的、多元的、更具科技感的社区。

他们不再仅仅追求生存，而是开始定义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既享受着科技迅猛发展的便利，又保留着选择的自由与内心的自洽。或许，这才是长安为下一个三十年所规划的，最值得期待的蓝图。

vivo 新工业园（2021年12月3日，东莞市长安镇， 占有兵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