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居然翻印日本秘图！这图藏着中国命脉，日军野心太大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现在我们不用像百年前那样，出门要担心刺刀，写篇文章要怕招来牢狱之灾，日子过得安稳多了，可一提起“向上走”的劲儿、“不低头”的骨气，反倒有人总说“太难了，做不到”。

再看看百年前的鲁迅，那时候国家又穷又弱，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他却能放下手术刀，拿起笔杆跟黑暗较劲，硬是用文字给整个民族鼓劲儿。

同样是过日子，为啥鲁迅能在绝境里扛住，他亲弟弟周作人最后却选了妥协？

现在咱们不用再面对“人身体壮实了，脑子却麻木”的糟心事儿，可为啥有些人事事都往后缩，连当年鲁迅那股子精气神都丢了？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读书人家里，爷爷周福清是同治十年的进士，爸爸周伯宜也中过秀才，家里藏着不少古书。

小时候的鲁迅，天天跟着大人读《四书》《五经》，国学底子打得特别牢。

要是日子就这么顺下去，他说不定会像爷爷爸爸一样，走传统文人的路，可12岁那年，家里出的事儿，彻底把他的童年打碎了。

最让他难受的是，为了给爸爸治病，找的那些“名医”根本不靠谱，开的药方全是“要一对原配的蟋蟀”“得用经霜三年的甘蔗”这种荒唐玩意儿。

他就看着爸爸的病被这些“神药”耽误得越来越重，鲁迅第一次实实在在尝到了“愚昧”的可怕，不光一个家会被愚昧拖垮，一个国家要是这样，也得完蛋。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心里埋下了“学医救国”的念头，总觉得只要老百姓身体强壮了，就不用再被别人看不起了。

可在他15岁那年，爸爸还是走了。

两年后，鲁迅离开家乡，考上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

他特意改名叫周树人，取“百年树人”的意思，其实是想告诉自己，将来要好好培育新的中国人。

这所学堂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发二两银子当生活费，对没钱的鲁迅来说，能继续读书全靠这个。

1898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办的江南储才学堂，加了个附属矿物铁路学堂，鲁迅赶紧转了过去，学的是地质学、矿物学这些实用的科目。

他成了中国第一批正经学地质学的学生，读书特别拼，最后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到金质奖章的人。

那时候他还琢磨着，学好地质，能帮祖国找矿产、搞实业，说不定这样就能救国。

1902年1月，他以一等第三名的好成绩毕业，毕业前还专门去南京青龙山煤矿考察，下到矿洞里跟工人一起挖煤，一干就是13天。

可就是这次下矿，让他看清了更残酷的现实，要是社会制度不改，就算有再多矿产，也只会被那些不正经的人给挥霍掉，光靠技术，根本救不了底层老百姓。

刚好那时候，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刚结束，清政府想重新搞“西学计划”，选学生去国外留学。

鲁迅凭着“南洋矿物学堂毕业生奏奖五品顶戴”的身份，从上海坐船去了日本公费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和基础科学。

在日本的日子里，他没放下地质学，越研究越着急，从18世纪开始，德国、匈牙利、俄国的学者就老来中国考察地形，写了好多关于中国地貌的书，可中国自己的矿产，却要靠外国人来记录。

他在文章里叹气，“中国矿产这么多，却没一个中国人写本正经的书，可见大家对这些有用的知识，还是懂太少了。”

这种“自家东西自己不懂”的落差，让他更想为祖国做点实事。

1903年，鲁迅把头上的辫子剪了，那时候还有不少人觉得“留发不留头”，剪辫子不只是换个发型，更是跟封建传统划清界限。

同年，他用“索子”当笔名，在《浙江潮》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还跟顾琅一起编《中国矿产志》、画《中国矿产全图》。

为了找一张准的中国矿产分布图，他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居然在日本老师神保博士那儿，看到了一张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产调查局列为“秘本”的《中国矿产全图》，要知道，掌握了矿产分布，就等于攥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鲁迅没犹豫，马上把图翻印下来，寄回国内给研究用，还在《中国地质略论》里写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这句话里的硬气，成了他一辈子都没丢的信念。

1904年，日语学好了，鲁迅没忘“学医救国”的初心，转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那时候留日学生大多待在东京，不少人根本不想读书，就等着毕业回国混个官做，而鲁迅是仙台唯一的中国学生。

不管是同学异样的眼光，还是语言不通的麻烦，他都没放在心上，一门心思读书，总觉得“学好医术，就能救更多像爸爸这样的人”。

可1906年的一堂解剖课，彻底改了他的人生方向。

那天，细菌学老师放了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画面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日军砍了头，旁边围观的中国人，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跟看热闹似的，而教室里的日本学生，看到人头落地，居然还连声叫好。

那些欢呼声像钉子一样扎进鲁迅心里，他突然醒过来，就算身体再壮，脑子要是麻木的，也只是任人欺负的看客。

“要救中国，首先得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楚，要让国人知道着急，知道要自己站起来，手术刀做不到，但笔可以。

也是在这一年，他果断停了学，回了东京，决定当一个“治精神的医生”。

1907年夏天，回到东京的鲁迅，跟弟弟周作人、朋友徐寿裳一起，打算办一份叫《新生》的文艺杂志。

“新生”这名字，就是想给穷得快垮掉的中国，找一条新的活路，这也是当时日本境内，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办的文学刊物。

为了让这杂志真能“叫醒国人”，鲁迅到处找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翻译东欧的小说，还写了《摩罗诗力说》，呼唤能唤醒精神的“战士”，他想让国人看看，别的被欺负的民族是怎么反抗的，咱们也能这样。

那时候的周作人，跟鲁迅抱着一样的救国想法。

毕竟在那个大家都想救国家的年代，但凡有点良心的年轻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兄弟俩一起为《新生》忙前忙后，说不定都盼着这杂志能成改变国家的“火种”。

可谁也没料到，《新生》最后没办起来，一是没钱，二是一起做事的人也散了，快创刊的时候，唯一答应给画画的人突然变卦，连设计好的封面都没法用了。

这次失败让鲁迅明白，“叫醒国人”的路，比想的难太多，但他没打退堂鼓，而这份“难”，说不定在周作人心里，悄悄埋下了不一样的种子。

之后的日子里，兄弟俩的路越走越不一样。

鲁迅回国后，先在绍兴师范学堂当老师，翻译尼采、拜伦的作品，想把西方进步的思想带进那个时候封闭的中国。

1918年5月，他用“鲁迅”当笔名，在《新青年》上发了《狂人日记》，用“狂人”的眼睛，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说透了，每句话都戳中了社会的痛点，从这以后，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

1920年8月，北大请他去当兼职讲师，讲“中国小说史”，后来把讲课的笔记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成了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

他不光要批评当下的问题，还想把历史理清楚，让大家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才能知道往哪儿去”。

而周作人，更爱琢磨自己的小日子，喜欢研究古书、喝茶聊天，用现在的话讲，有点“小资”，还带着点“只管好自己”的倾向。

1923年7月，周作人突然给鲁迅写了封信，说要绝交。

为啥绝交，到现在也没个准话，但不少人觉得，除了钱的事儿和家里矛盾（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老跟鲁迅吵架，周作人总是帮着老婆）。

更根本的是两人的性格和想法不一样，鲁迅眼里揉不得沙子，看见不对的就必须说，心里装着整个社会的死活，周作人却更在意“自己过得舒服不舒服”，对社会上的事儿，没那么多责任感。

这种不一样，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彻底显出来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周作人受北大校长蒋梦麟托付，留在北平看着北大的校产，那时候的他，说不定还有点想守住底线。

可1939年元旦，出了件事改变了一切，有人开枪打他，万幸没打死，可这事之后，日本宪兵打着“调查”“保护”的名义，住进了他家。

这种变相的控制，像一把钝刀子，慢慢磨掉了他的骨气。

要知道，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想“不合作”，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周作人最后还是低头了。

后来，他接了汪伪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活儿，还当了伪政府教育总署督办、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这些官，彻底站到了民族的对立面。

同样抱着救国家的想法出发，同样经历了时代的难，鲁迅选了在黑暗里扛着，用笔当武器，周作人却在压力下认了输，丢了民族气节。

看着兄弟俩的不同结局，更能明白，鲁迅那股“向上走”的精气神，从来不是嘴上说说的漂亮话，而是在每次选择的时候，都守住了心里的底线。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又穷又弱的样子了，我们不用再像鲁迅那时候，写篇文章要担心被抓，也不用在“反抗就可能丢命”的绝境里选边站。

可奇怪的是，对有些人来说，要守住那份“精气神”，好像反而更难了。

这些人嘴里说着“要学鲁迅”，还说自己在“指出问题、叫醒国人”，可做起事来，却总在引导大家对国家没信心。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们却天天说“只有出国才有好日子，赶紧往外跑”。

鲁迅在那么黑的日子里，还坚信“中国会好起来”，他们却到处说“现在投降最好，再拖就该垮了”。

他们把“批评”变成了“否定一切”，把“反思”变成了“抹黑自己人”，完全把鲁迅“批评现实是为了让现实变好”的本意给扭歪了。

回头想想鲁迅那时候，他写《孔乙己》，是想把封建教育坑人的事儿说透，希望能改了这毛病，他写《药》，是想戳醒那些麻木的老百姓，让大家醒过来。

每篇文章背后，都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真心。

那时候他写每个字，都可能有风险，可他从来没缩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笔能给迷茫的国人，点亮一点点光。

再看现在有些人，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安稳日子，却天天抱怨这抱怨那，把自己过得不好都怪到国家头上，甚至还帮着外人说好话，把自己国家说得一文不值。

他们不敢面对问题，只会躲，不敢为改变做一点努力，只会传播丧气话。

比起鲁迅那时候“在绝境里还敢向上走”的勇气，现在这些人“日子好了却躺平、抱怨”的脆弱，实在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其实，咱们也不用每个人都像鲁迅那样，当“唤醒精神的战士”，但至少该记得，鲁迅的“精气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去跟谁对着干，而是让我们面对难事儿的时候，别放弃希望，面对现实的时候，别丢了该有的责任。

就像鲁迅在《热风》里写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现在的我们，或许没那么亮的“炬火”，但可以做那一点点萤火，不跟着别人瞎混，不传播丧气话，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看见不对的敢说句公道话，这就是对鲁迅精神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这代人该有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