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纪登奎（139）座谈会上大讲吐故纳新，房东家里又留一段佳话

纪登奎：热风里的会场、人情味的小屋和一场没完全走完的整党

以史为鉴，勿左勿偏，珍惜当下，行稳致远。

纪登奎会见外宾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一报告，于1970年2月10日发出通知，决定在2月下旬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起草修改宪法，整党建党座谈会推迟到3月26日召开。会议由纪登奎主持，与会人员学习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林彪在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会上进一步推广了六厂二校和全军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了各地的情况和做法。

很多年后再说起1970年那个春天，老同志还会压低声音：那天，他是第一次在全国性会场上“正面出场”，偏偏把火拱得很旺。有人皱眉，觉得他下手太狠；也有人暗自点头，等待看他怎么收尾。至于纪登奎本人，他把刀锋放在桌面，先让大家心里“咯噔”一下，然后才开始缓缓开口。

4月15日下午，他代表中央发言。六个部分，逻辑分明，语气却是带着火的。他先抛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整？原因其实不玄乎——外部的风浪会打进屋里，屋里就容易乱。一个党不是铁屋子，风从门缝进来，总要有人关窗、有人打扫。他强调的，是领导权握在谁的手里这回事。说白了，是“谁说了算”的根本问题。如果连这个都糊涂，其他都不过是花架子。

随后，他谈起办法。不是关起门来自己人商量，而是把门敞开，听群众的话、受群众的监。可敞门并不意味着不要方向感，不能搞成一问“大家想咋就咋”。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拉扯一根绳：一头是群众参与，一头是组织定盘星。绳子两头都抓住，别一松就没了形。

那天他着力讲了“旧要吐、新要纳”。旧什么？旧的不是人，是脑子里那些迟暮的气味。比如那种“混口官饭、当个老爷”的心思，要往外吐；那些不安分的、专门搞小圈子的、见到风就倒的人，要清理出队。新什么？新的是劲头、是方向感，是愿意在艰难里扛活、愿意朝前走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让队伍里有真正能打仗的骨头，别全是软肋。

他把党员队伍划了个层次，挺直白：一类是行的、靠谱的；第二类有潜力但身上毛病多，得推一把、扶一把；第三类是蔫巴着、拖后腿的；最后一类就是混进来的坏茬——证据板上钉钉那种。先清最后一类，算是止血；再回头看中间两类，区别对待，别一刀切。一松一紧，他反复叮嘱：别宽得软趴趴，也别严得不近情理。发展新人也一样，宁缺毋滥，但门也别关死了。

说到班子怎么立，他话更直接：领导权必须稳稳落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那会儿一些单位喜欢“算席位”“讲对等”“空出几个名义上的位置”——他说这些都要不得。党不是某个小山头的“战斗队”，也不是谁谁谁的联合体。至于党委会和革委会的关系，他的意思是：党要定方向、立规矩，革委会要把活干起来，别互相架空。

最后，他点名各级主要负责同志，别当甩手掌柜。你要亲自下场、亲自抓，拨出一段时间专心做这件事，再带动其他工作——像打谷子，先把主粮晒透。

会后那两天，也有场面。4月17日，周恩来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代表；4月18日，康生站起来夸了夸这次会，说开的实在，还顺带提了一嘴：纪登奎不是空喊口号的人，他提前跑了几个点，什么“六厂两校”，走到一线去摸底，讲话才不虚。

夏天一到，热风几乎能烫人。1970年7月，纪登奎带着郭玉峰他们往河南去，查整党的进展。一路从周口到许昌，车窗外面是白花花的阳光，地面反着热浪。他刻意往自己熟悉的地方拐——孔营、菅庄，都是当年“四清”时蹲过点的村子。老地方总有老面孔，人情味比汇报材料管用。

菅庄有个小插曲至今有人爱讲。那天他顺着土路去了曾经住过的房东家。屋里阴凉，一家人见到他，先是愣一下，接着那位大娘眼圈就红了，说过年时就听说他要回来，特意留了点肉，盼了又盼，没见着人影。纪登奎陪笑，说工作缠身，不用给他留啥好吃的，来时家里常做啥就吃啥。说着，他弯腰把房东那正学走路的小孙子抱起来，孩子胖嘟嘟，笑得喷气。偏偏这时候，小家伙在他膝头上“扑哧”一通，弄得一片狼藉。屋里一阵慌，房东连忙来接孩子，他却摆摆手，照样抱着，边聊村里的活计边哄小孩。大娘端水给他擦衣服，他也不躲不闪。这个细节，后来在许昌一带传得挺广，说这人没架子，能和老百姓坐一条板凳。

7月16日的省里会，他又把话挑明。这次整党，关键是把“阶级这根弦”绷紧，讲个人念头的私欲，讲对那些“修修补补”的东西要敢动刀子。重点盯着的是那些方向上出了偏差、却握着权的人。这些话一出来，底下各派再怎么理解，就各凭本事了。

河南当时有个风向转得挺急。省里有人喊起“反资产阶级派性”“批反军乱军”之类口号，火头却烧到造反派那边去了。换班子时，军队干部大量走上台面，原本县以上革委会里七成多的地方干部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几番腾挪下来只剩三成出头。阵痛是肯定有的，造反派不服，支持他们的地方干部也嘟囔。风里沙子多，眼睛最先不舒服。

说起来，这也是那段时间的普遍症候：每个人手里的尺子不一样，你从“斗谁”为主，他从“稳谁”为重。纪登奎在河南讲的，是“抓住纲”，是“思想入党”。可落到一些单位里，往往就走样了。或者紧得喘不过气，或者松得一团糨糊。

再往后，8月开过那次重要的会，高层的注意力调向另一个方向——林、陈的问题摆上桌面。底层的整党建党，刚把屋子收拾到一半，忽然就要先去干别的活。很多地方于是留下一个“半截子工程”：组织基本搭起来了，地基还有空洞；人事换了不少，心气却没完全顺过来。等秋风一过，大家都默认——先到这吧。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把那年河南的热风、菅庄土屋里的笑声，和会场上那句句硬话放在一起看，一部人的一生就站在这几步路里了。一头是制度的刀口，一头是生活的温度。他在台上强调规矩、讲原则，到村里又能接住一个孩子的意外场面，不嫌脏不躲闪。这两面并不矛盾，反而让人看得更真。

当然，历史不会给我们“如果”。那场整党留下的遗憾，后来被更大的风暴覆盖过去；那些数字起落背后的人心起伏，也少有人再详细追问。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把那几天的气味记住：会议室里的热浪，公路上的灰尘，村口的树荫，还有一个干部把孩子抱在腿上的姿势。

行文至此，难免要问一句：在大局与人情之间，怎样才算拿捏得准？纪登奎的答案，未必适合每个时刻。但他当时的用力，是实打实的，带着一种“把事情干实”的执拗。历史这门课，题不会做完，先把草稿纸写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