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执意辞职下海，大伯在我家坐一晚劝我无果，结局令人唏嘘

引子

“陈总，您后悔过吗？”

小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指着我办公桌上那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好奇地问。照片里，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倚着一台老旧的车床，笑得一脸灿烂。那是我，二十六岁的我。

我摩挲着照片的边角，那光滑的触感仿佛还能感受到九十年代粗糙的空气。后悔？这个问题像一枚生锈的钉子，在我心里待了二十多年。每当夜深人静，或者生意上遇到坎儿的时候，它总会冒出来，扎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紧。

“九六年，”我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决定辞掉铁饭碗，自己出来单干。那时候，我大伯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坐了整整一晚上。”

小李的眼睛亮了，充满了对那个年代故事的渴求。

我没再往下说，只是摆了摆手，让他去忙。思绪却像开了闸的洪水，瞬间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夏天。那晚的每一个细节，都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大伯带来的那罐茶叶，妻子林岚端上来的那两杯热水，水汽氤氲中，大伯紧锁的眉头，还有那满屋子呛人的烟味。

一切的源头，是我揣在怀里，那张已经写好了的辞职报告。那几张薄薄的稿纸，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可在大伯眼里，那无异于一份家庭的判决书。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新闻推送。标题很短，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本市最后一家国营老厂，红星机械厂，将于下月正式关停。”

红星机械厂。我曾经的单位，我大伯干了一辈子的地方。我呆呆地看着那行字，眼前浮现出大伯离开我家时萧索的背影。他走到门口，没有回头，只留下了一句话：“卫东，你以后，别后悔。”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作坊主，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宽敞的房子，儿子也大学毕业，有了体面的工作。我给了家人当年承诺的一切，甚至更多。

可是，大伯，我后悔了吗？

我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感觉自己像一只漂浮在城市上空的风筝。线，就攥在二十多年前那个闷热的夜晚，攥在那个沉默着抽了一宿烟的男人手里。

第一章 铁饭碗的裂缝

一九九六年六月，江城的夏天像个巨大的蒸笼，把人闷得喘不过气。

红星机械厂的车间里，更是热浪滚滚。巨大的吊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的全是带着机油味儿的热风。我叫陈卫东，是厂里八级钳工，正猫着腰，给一台德国进口的老设备诊断毛病。

“卫东，怎么样？”车间主任老李凑过来，满头大汗，递给我一根烟。

我摆摆手，没接。眼睛死死盯着机器复杂的内部结构，耳朵贴在冰冷的机壳上，像个听诊的医生。这台机子已经“罢工”三天了，厂里请来的技术员看了都直摇头，说得返厂大修。可我知道，这台宝贝疙瘩要是停一个月，整个车间的生产任务都得泡汤。

“找到了。”我直起身，用油腻的手背抹了把汗。就是一个小小的齿轮磨损过度，导致传动轴偶尔卡顿。问题不大，但我知道，厂里根本没有这种精度的备用件。

我心里盘算着，这活儿我能干。用厂里现有的材料，手工打磨出一个替代品，精度不敢说百分之百，但保证能让这机器再转上个三五年。

这是我的本事，也是我的骄傲。从技校毕业进厂八年，我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李头上的白头发都多。我心想，这厂子离了谁都能转，但离了我陈卫东这把手艺，起码二车间得瘫一半。

可这种骄傲，最近越来越没地方安放了。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工资条上的数字几个月没变过，人心却越来越散。大家上班磨洋工，下班打麻将，没人再琢磨技术上的事儿了。只有我还像个傻子，抱着那些铁疙瘩当宝贝。

忙活了一下午，我满身油污地把那个手工打磨的齿轮装了上去。随着我按下开关，机器发出一阵平稳而有力的轰鸣。整个车间的人都围了过来，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老李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好样的，卫东！你又给厂里立了一大功！”

我笑了笑，心里却有点发凉。我知道，这“一大功”的下场，无非就是一张奖状，外加五十块钱奖金。而我一下午耗费的心血，那份只有我自己才懂的匠心，在别人眼里，不过是理所应当。

我总觉得，我的手艺，不该只值五十块钱。

晚上回家，妻子林岚已经做好了饭。两菜一汤，荤的是一小碟肉末炒豆角。六岁的儿子小安正趴在小饭桌上写作业，看见我回来，高兴地喊了声“爸爸”。

“今天怎么这么晚？”林岚给我盛好饭，把那碟肉末往我这边推了推，“快吃吧，都凉了。”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心里堵得慌。我们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是厂里分的。墙皮已经有些脱落，家具都是结婚时置办的，旧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提醒着我们生活的拮据和平淡。

“小安的学费该交了吧？”我闷声问。

“嗯，下个礼拜。”林岚叹了口气，“还有你妈那边的药，也快吃完了。”

钱，钱，钱。生活就像一台不断索取零件的机器，而我的工资，就是那个磨损最快的齿轮。

“林岚，”我放下筷子，看着她，“我想辞职。”

林岚的筷子“啪”地一声掉在桌上。她愣愣地看着我，眉头拧成了个川字。“你说啥？”

我把下午的事儿，还有心里憋了很久的想法，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我说我的同学赵勇，前年下海开了个五金加工的小作坊，现在车都买上了。他说我这手艺，要是自己干，一年挣的钱比在厂里十年都多。

“那……那能一样吗？”林岚的声音有些发颤，“人家是做生意，咱们是工人。铁饭碗，旱涝保收，多稳当啊。”

“稳当？”我苦笑一声，“一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一眼能望到退休。小安以后上大学，娶媳妇，咱们拿什么给他准备？就靠这点稳当吗？”

我心里清楚，我不仅仅是为了钱。更重要的，是那份不甘心。我觉得我的价值，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是一张工资条。我不想等到五十岁，还守着那台老机器，跟一群年轻人吹嘘我年轻时多厉害。

林岚没说话，只是攥紧了围裙角。她是个本分的中学老师，最怕的就是变动。我知道，这个决定对她来说，像天塌下来一样。

那一晚，我们谁也没睡好。我能感觉到身边林岚翻来覆去，偶尔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我心里也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可留在原地，我更觉得窒息。

第二天一早，林岚眼睛红红的，她把一个存折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有三千块钱，是咱们所有的积蓄了。”

我心里一热，握住她的手。

“卫东，我不是不同意。”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担忧和挣扎，“可这么大的事，你……你得先去跟你大伯谈谈。他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都多，听听他的意见，行吗？”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大伯陈建国，红星机械厂的老书记，在我心里，他比我那早逝的父亲分量还重。我知道，这一关，才是最难过的。

第二章 妻子的枕边风

大伯家离我们不远，就在厂区后面的家属楼。

那是个周六的下午，我提着两瓶酒和一些水果，心里七上八下的。林岚不放心，非要跟着我一起去。一路上，她反复叮嘱我，说话要委婉，态度要诚恳，千万别跟大伯顶牛。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这事儿，哪是委婉就能说通的。

大伯正在院子里侍弄他的那几盆花草。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看到我们，有些意外，但还是露出了笑容。“哟，卫东，小岚，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大伯，来看看您。”我把东西放下。

大娘从屋里迎出来，热情地拉着林岚的手说话。我跟着大伯进了客厅，那股熟悉的，混杂着烟草和旧书报的味道扑面而来。墙上挂着一张大大的“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是大伯亲手绣的。

大伯给我泡了茶，是他常喝的那种高碎。他慢悠悠地搓洗着茶具，浑浊的眼睛似乎能看透一切。“说吧，遇到什么难事了？”

我把辞职下海的想法，小心翼翼地说了出来。我尽量把赵勇描绘的前景说得天花乱坠，把自己的技术说得无可替代，把对未来的规划说得头头是道。

大伯一直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他手里捧着那个搪瓷茶缸，手指一下一下地摩挲着缸壁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直到我说完，他才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胡闹！”

两个字，不重，却像两座山，瞬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卫东，你今年二十六了，不是十六。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人挤破了头想进国营厂？铁饭awan，那是你爸留给你最稳当的依靠！”大伯的声音严厉起来。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忍不住辩解道：“大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外面机会多，光靠那点死工资，日子只会越过越紧。”

“日子紧点怎么了？”大伯把茶缸重重地放在桌上，茶水溅了出来。“我们这辈人，苦日子都过过来了，不也挺好的？人这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安稳、踏实吗？你去做生意，那叫投机倒把，是歪门邪道！万一赔了呢？你让林岚和小安跟着你喝西北风去？”

我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投机倒把。改革开放的春风都吹了这么多年了，大伯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可我不敢这么说，只能低着头，听着他的训斥。

“你那点技术，在厂里是宝贝。出去了，算个啥？外面的世界，人心复杂，你斗得过人家吗？”大伯越说越激动，站了起来，在屋里踱步，“你忘了你爸临走前怎么说的了？让你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你现在这么干，对得起他吗？”

提到我爸，我的眼圈红了。我知道大伯是为我好，可他不懂我。他不懂那种怀才不遇的憋屈，不懂那种想靠自己双手改变命运的渴望。

我们的谈话陷入了僵局。林岚和大娘在厨房里，想必也听到了客厅的争吵声，谁都没出来。

从大伯家出来，天已经黑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林岚一路沉默，快到家时，她才轻声说：“要不……再考虑考虑？”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路灯下，她脸上的担忧清晰可见。我心里一软，也有些动摇。或许，大伯说的是对的。我只是个普通工人，瞎折腾什么呢？

回到家，小安已经睡了。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这是我第一次当着林岚的面抽烟。她没说我，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杯水。

“卫东，”她坐到我身边，“我知道你心里苦。”

我没说话，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其实，我也不想一辈子住在这破房子里。我也想给小安买最好的玩具，穿最好的衣服。”林岚的声音很轻，却每一个字都敲在我心上，“我怕的，不是吃苦。我怕的是，万一失败了，你的那股心气儿就没了。到时候，这个家就真的没指望了。”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害怕，但更多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我心里一动，忽然明白了。她不是不支持我，她只是需要一个让她安心的理由。

“林岚，”我掐灭烟，握住她的手，“你相信我吗？相信我的手艺吗？”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就够了。”我说，“只要你信我，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聊对未来的憧憬，聊以后有了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个大点的房子，给小安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热恋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我知道，林岚的心结，被我解开了。可我知道，还有一座大山横在我面前。那就是大伯。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请了病假。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了一整天的辞职报告。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我的过去告别。写完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浑身都轻松了。

我知道，没有退路了。

第三章 挣脱无形的锁

周一，我把那封辞职报告揣在怀里，走进了红星机械厂的大门。

阳光照在厂区那条熟悉的水泥路上，两旁的白杨树沙沙作响。我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听着那熟悉的机器轰鸣声，心里五味杂陈。这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汗水，也有我的迷茫。而今天，我要亲手跟这一切做个了断。

我没有直接去找人事科，而是先去了李主任的办公室。

老李正在看报纸，见我进来，笑呵呵地问：“卫东啊，病好了？那台德国机子昨天又有点小毛病，你快去给瞧瞧。”

我把辞职报告放在他桌上，低声说：“主任，我不干了。”

老李的笑容僵在脸上。他拿起那几张纸，看了两眼，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疯了！陈卫东，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是不是因为上次奖金的事儿？五十块是少了点，我再去跟厂里给你争取！”老李急了，“你可不能犯糊涂啊！这年头，工作多难找！你走了，你这身技术不就白瞎了吗？”

“主任，我想出去闯闯。”

“闯个屁！”老李气得骂了句粗话，“外面都是骗子！你那点家底，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听我的，把这玩意儿拿回去，我就当没看见。”

我摇了摇头，态度很坚决。

老李见劝不动我，气得直喘粗气。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喂，王厂长吗？我是老李。二车间的陈卫东要辞职，您快过来一趟吧！对，就是那个技术最好的陈卫东！”

很快，王厂长就挺着肚子过来了。他是我大伯的老部下，对我一直很客气。

他先是和颜悦色地劝我，说厂里正是用人之际，离不开我这样的技术骨干。见我油盐不进，他又开出了条件。

“卫东啊，我知道你觉得委屈了。”王厂长给我递了根烟，亲自给我点上，“这样，厂里研究决定，提拔你当二车间的副主任，专门负责技术攻关。工资给你涨两级，房子也给你调个两室一厅的。怎么样？这可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好事。”

说实话，我心动了。副主任，涨工资，换房子。这几乎是我在厂里能想象到的最好未来了。如果是在一个月前，我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会激动得跳起来。

可现在，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厂外那片更广阔的天地。我仿佛能看到，如果我留下来，十年后，我就会变成另一个李主任，二十年后，就会变成另一个王厂长。每天处理着琐碎的事务，在酒桌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慢慢磨掉身上所有的棱角和锐气。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掐灭了烟，站起身，对着王厂长和李主任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厂长，谢谢主任。我心意已决。”

王厂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最后叹了口气。“人各有志，不强求。手续，让老李给你办吧。”

走出厂长办公室，我感觉自己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我挣脱了那把无形的锁，虽然前路未知，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午就传遍了整个厂区。我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有魄力，但更多的人，是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

傍晚，我刚回到家，就看到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是我大伯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第四章 那一夜的烟头

我推开门，大伯正襟危坐在我家的那张旧沙发上。

他没看我，眼睛盯着墙上那张我和林岚的结婚照。林岚在一旁站着，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屋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大伯。”我低声叫了一句。

他这才缓缓转过头，目光像两把锥子，扎在我身上。“你把工作辞了？”

“嗯。”

“谁给你的胆子？”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千钧之力。

我没敢接话。

“陈卫东，你翅膀硬了是吧？我的话，你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了？”大伯站了起来，因为激动，身体微微有些颤抖，“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还是对得起厂里这么多年的培养？”

“大伯，我……”

“你别说话！”他打断我，“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解释的。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好好的铁饭碗，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以为外面的钱那么好挣？你以为你那点手艺，真能当饭吃？”

我攥紧了拳头，骨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能感觉到，我的固执和他的失望，像两块坚硬的石头，在我们之间猛烈地碰撞着。

“大伯，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可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待在厂里。我想出去试试，哪怕头破血流，我也认了。”

“说得好听！”大伯冷笑一声，“你认了？林岚怎么办？小安怎么办？你让他们娘俩跟着你一起去头破血流吗？你这是当家人该有的担当吗？”

林岚的眼圈红了，她走过来，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刺痛。我知道，大伯的话，句句都戳在我的要害上。可我不能退缩。如果今天我退了，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大伯，我会对他们负责的。我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好日子？什么样的好日子？”大伯指着我，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你就是被外面的歪风邪气迷了心窍！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坏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赵勇。

那天晚上，大伯就在我家的沙发上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没再骂我，只是沉默着。那沉默，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让我难受。

我给他倒水，他不喝。林岚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他看都不看一眼。小安被吓得不敢出声，早早就躲回房间睡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像是在为我的固执倒计时。烟灰缸里，很快就堆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山。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呛人的烟味，熏得我眼睛发涩。

我心里乱极了。一边是敬重的大伯，是传统的安稳；一边是自己的梦想，是未知的未来。我感觉自己被撕扯成了两半。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决定，是不是真的错了？

直到午夜，大伯终于站了起来。他掐灭了最后一根烟，看了看满缸的烟头，眼神里满是疲惫和失望。

他走到门口，没有回头。

“卫东，你以后，别后悔。”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像是关上了我和过去所有的联系。

我瘫坐在椅子上，看着那满缸的烟头，心里空落落的。林岚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把头靠在我的背上。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打湿了我的衬衫。

那一夜，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第五章 下海呛了口水

辞职后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意气风发。

我和赵勇凑了五万块钱，租了个郊区的破厂房，买了两台二手机床，我们的小作坊就算开张了。赵勇负责跑业务，我负责技术和生产。一开始，我们雄心勃勃，觉得凭着我的手艺和他的口才，很快就能在江城站稳脚跟。

但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不懂市场，不知道怎么报价。价格报高了，客户扭头就走；价格报低了，除去成本，几乎不赚钱。我们没人脉，接到的都是一些小厂子转包过来的零散活儿，又苦又累，利润薄得像纸。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郊区的厂房。一头扎进车间，就是十几个小时。满身的油污，满手的铁屑，比在国营厂里累多了。有时候忙到深夜，就直接睡在车间的行军床上。

最难的，还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里的煎熬。

有一次，赵勇好不容易接了个大单。给一个私人工厂加工一批高精度的模具，对方预付了三成定金。我带着两个新招的徒弟，没日没夜地干了半个月，总算按时交了货。

可等我们去结尾款的时候，那个老板却开始百般挑剔。说我们的模具精度不够，有瑕疵，要扣掉一半的钱。

我气得跟他理论，我拿出了卡尺，一项一项地给他测量，数据完全符合要求。可那老板就是耍无赖，拍着桌子说：“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们爱要不要，不要就拉倒！”

赵勇在一旁点头哈腰地赔笑脸，说好话，可对方根本不理。我看着赵勇那副卑微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我们辛辛苦苦半个月的心血，凭什么要被这样践踏？

那天，钱最终还是要回来了，但比合同上少了足足三千块。那三千块，是我们一个月的利润。回来的路上，赵勇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下海”这两个字，是那么的苦涩。这片海，不是我想象中的蓝天白云，而是充满了暗礁和漩涡。

晚上回到家，林岚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没说，只是摇了摇头，说太累了。我不想让她跟着我担心。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伯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外面的世界，人心复杂，你斗得过人家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太天真了？我这样一个只懂技术的“傻子”，真的适合在商海里扑腾吗？放弃了安稳的工作，拖着家人跟我一起吃苦，我到底图什么？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回家，都筋疲力尽。林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没有多问，只是每天都把饭菜做得更可口一些，把家里收拾得更干净一些。

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画图纸，为一个技术难题发愁。林岚端来一杯热牛奶，放到我手边。

“卫东，是不是遇到难处了？”她轻声问。

我没抬头，闷闷地“嗯”了一声。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卧室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个存折。

“这里还有两千块钱。”她把存折推到我面前，“是我攒的私房钱。你先拿去用吧。不够的话，我再回我娘家借点。”

我抬起头，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却异常温柔。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操劳，已经有些粗糙了。“林岚，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她摇了摇头，反手握住我。“说什么傻话呢。夫妻不就是这样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相信你，一定能挺过去的。”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委屈、迷茫和自我怀疑，都好像被她这几句朴素的话给融化了。我看着她，心里暗暗发誓，陈卫东，你就是个混蛋，也不能辜负了眼前这个女人。

我重新拿起图纸，脑子也清明了许多。那个困扰了我好几天的技术难题，竟然有了思路。

我知道，只要家还在，只要林岚还在我身边，我就没有倒下的理由。这片海再深，浪再大，我也要游过去。

第六章 最要紧的螺丝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我们的小作坊，在风雨飘摇中总算是活了下来。靠着我过硬的技术和“质量第一”的口碑，慢慢积累了一些老客户，生意也算稳定了下来。我们从郊区的破厂房，搬到了开发区一个正规的厂区，还添置了几台新设备。

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我们换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是租的，但宽敞明亮。林岚不用再为几毛钱的菜价跟小贩讨价还价，小安也穿上了崭新的运动鞋。

但我知道，我们只是在生存，还远谈不上发展。我们做的，依然是些技术含量不高的零活儿，挣的都是辛苦钱。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我想做点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做点能打出自己品牌的东西。

机会，在九九年的秋天来了。

一家南方的外贸公司，通过客户介绍找到了我们。他们接了一个德国的订单，需要一批高精度的传动轴配件。这批配件对材料和加工工艺的要求极高，国内很少有工厂能做。他们找了好几家大厂，都因为技术不过关被拒绝了。

赵勇拿着图纸找到我的时候，手都在抖。“卫东，这是个大机会！要是能拿下这个单子，咱们厂就能翻身了！”

我接过图纸，只看了一眼，心就沉了下去。图纸上的技术要求，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设备的能力范围。尤其是其中一个核心部件，需要一种特殊的淬火工艺，来保证它的硬度和韧性。这种工艺，我只在书上见过。

“怎么样？能做吗？”赵勇紧张地问。

我盯着图纸，大脑飞速地运转着。我想起了在红星厂时，仓库里那本被我翻烂了的德国老师傅留下的技术手册，里面似乎提到过一种类似的土办法。

“能做。”我抬起头，看着赵勇，“但要给我时间，我需要做实验。”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是以厂为家。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反复研究图纸，查阅资料，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实验。失败，调整，再失败，再调整。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林岚心疼我，每天都做好饭菜给我送到厂里。她不打扰我，只是把饭盒放下，静静地看我一会儿，然后默默地离开。我知道，她是怕我压力太大。

就在实验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我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是我妈打来的，声音带着哭腔。

“卫东，你快回来一趟吧。你大伯……住院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什么病？”

“肝癌，晚期。”

我拿着电话，手抖得厉害。那个在我心里像山一样高大的男人，怎么会突然就倒下了？

我立刻放下手里的活，骑着摩托车就往市医院赶。病房里，大伯躺在床上，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曾经那双严厉而有神的眼睛，此刻也变得浑浊无光。

看到我，他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却没能成功。

“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烛火。

“大伯。”我跪在床边，握住他干枯的手，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几天，我白天在医院照顾大伯，晚上回厂里继续做实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皮筋，随时都可能断掉。

订单的交货期越来越近，而那个最关键的淬火工艺，我还是没有完全掌握。赵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催了我好几次。

一天晚上，我正在实验室里进行最后一次尝试。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大伯情况危急，让我赶紧过去。

我放下手里的工具，看着实验炉里烧得通红的零件，心里天人交战。一边是性命垂攸的大伯，一边是关系到工厂生死存亡的订单。我该怎么选？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我想起了大伯在我家坐了一夜，想起了他失望的眼神，想起了他说的那句“别后悔”。

我睁开眼，眼神变得坚定。我拿起电话，给赵勇打了过去。“告诉客户，交货期推迟三天。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个单子，我们不做了。”

然后，我关掉了实验炉的火，冲出了工厂。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让大伯带着对我的失望离开。生意没了可以再做，可大伯，我只有一个。

第七章 没有说完的话

我冲到医院的时候，大伯正在抢救。

我站在抢救室门外，看着那盏刺眼的红灯，感觉双腿发软。林岚扶着我，在我耳边不停地安慰着，可我什么都听不见。我脑子里，全是和大伯有关的回忆。他教我骑自行车，他给我买第一本小人书，他因为我打架把我揍得屁股开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疲惫地走了出来，对我们摇了摇头。“我们尽力了。准备后事吧。”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

大伯被推回了病房。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着微弱的生命体征。我守在床边，握着他冰冷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大伯”。

我想跟他说，大伯，我没有后悔。我想跟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有了自己的事业。我想跟他说，谢谢他当年的那一夜，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

第二天，赵勇来了。他告诉我，客户同意了延期三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处理完大伯的后事，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整整两天两夜。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成功。我要用这个订单的成功，来告慰大伯的在天之灵。

第三天凌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实验室的时候，我成功了。那个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零件，完美地达到了图纸上的所有要求。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那个闪着金属光泽的小东西，泪流满面。

那批货，我们按时交了。德国方面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满意，后续又追加了大量的订单。我们工厂，一战成名。

后来的故事，就像很多创业故事一样。我们抓住了机遇，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在行业内小有名气的精密制造公司。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过上了当年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我给林岚和小安买了市中心的大房子，买了车。我把父母接到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我做到了我对家人的所有承诺。

只是，那个最希望看到我成功的人，却不在了。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给大伯扫墓。我会在他的墓前，放上一瓶他最爱喝的二锅头，点上一根烟，然后静静地坐上一会儿，跟他说说公司的新发展，说说家里的新变化。

我知道，他一定能听到。

……

“陈总？陈总？”

小李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我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所以，您到底后不后悔？”小李小心翼翼地问。

我擦了擦眼泪，拿起桌上那张发黄的照片，看着照片里那个笑得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又想起了大伯离开我家时那个萧索的背影。

我忽然明白了。

我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的决定。因为那条路，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真正后悔的，是当年太年轻，太固执，不懂得大伯那份深沉的爱。他不是反对我追求梦想，他只是害怕我受伤，害怕我让他唯一的弟弟留下的这点骨血，在外面漂泊无依。

他的爱，像他的人一样，沉默而厚重。而我，却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真正读懂。

“不后悔。”我看着小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我只是遗憾，没能早点跟我大伯说一声，谢谢你。”

窗外，夕阳正红。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闷热的夜晚，那个坐在沙发上，为我抽了一宿烟的男人。他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