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数次护北魏周全，却被疑是间谍，有不世之功为何下场凄惨？

崔浩：站在风口的人，如何把自己吹下去

#头条创作挑战赛#公元450年7月，七十岁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一路上鲜卑士兵不断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受不了如此污辱，不禁放声哀号，路人闻之却无动于衷。

一个能在帝王面前拍板子、替国家想路子的读书人，怎么会落到这般下场？明明是功臣，死法却像个被嘲笑的输家。说白了，他走得太快，踩得太狠，也高估了皇帝的心胸。

我们总爱说读书人有两条路：守着清白过小日子，或者抡起袖子去改天换地。崔浩是后者，甚至有点“过猛”。他出在河北清河的大崔家，和卢氏是亲上加亲。家里祖宗遍地都是官：有在曹魏班底里混的，有在胡人朝廷里当过宰辅的，父亲崔弘更是小有名气，小时候就被人叫作“冀州神童”，后来封了白马公。这样的出身，想低调，难。

读书他是实打实地读。经史子集一把抓，天象阴阳也不放过。与其说是专门家，不如说是脑子开得足：这个时代，像他这样能从“天上星星”想到“地上粮食”的，确实不多。二十出头，他就被拓跋珪收在身边当秘书。好差事？也不见得。那时的拓跋珪年纪大了，家里事不断，心气更不稳。还有一件怪事：他服那种叫“寒食散”的药，药劲上来，就容易动杀心。宫里的人一看皇帝动药了，避之唯恐不及，唯有崔浩硬着头皮在旁边端茶递水。

是他不怕死吗？更像是他懂得“贴边走”，把别人的暴躁当成自己的筹码。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赌对了第一把。

很快，宫变接连翻页：拓跋珪死于子手，局势又被太子拓跋嗣收回来。新皇帝更懂汉人那一套，崔浩没被下马，反而被叫去教书，成了“皇帝的老师”。这回可算找到了施展拳脚的地儿。他劝拓跋嗣先把刀枪扔一边，缓口气，别逞强出去打仗。他主张在北方推行制度、把田土安排好，先把这个国的底子铺厚了。说穿了，你要做国家，不是过牧民流动的日子了。

天不帮忙，接连两年北地歉收，连平城都告急。这时候，鲜卑旧习就冒头了：哪里好就往哪里搬。说得直白，迁都避荒。朝里好些人也点头，觉得这办法稳当。崔浩却不认。他来了一句顶心的话：天哪年不闹个灾？今天你往邺城搬，明天邺城饿了呢？与其拖家带口迁，不如把都城最穷困的农家分散到各州去，叫国家出面去豪门借粮，明年收成了算利息还。这个主意不体面，却能救命。就这样，平城扛过了那一茬“天罚”。

接着是更大的棋局。刘裕北上拔秦，关中的局势像被热锅一兜，咕咚咕咚地滚。北魏上头还吊着柔然这块磨盘，南边刘裕的使者还提了个“借道”的要求，要沿黄河北岸走。这要是口气一松，别人家兵马踏到你门槛上，不管你同不同意，麻烦都不小。朝廷里一片紧张，议论声越吵越高，多半倾向于拦住刘裕。崔浩却另打算盘：别动，站着看。你南下一脚，柔然就会乘虚来劫；你要是北上去擂柔然，刘裕掉头打你也未可知。好局是放刘裕和后秦拼个你死我活，谁败对我们都是机会。听着有点冷血，但确实像下围棋。

偏偏拓跋嗣当时不买账。北魏出兵了，被刘裕的阵法一摁，折损重重。柔然趁机南下，拖走了不知多少人。那一阵，北魏本钱掉了大半。等吃足苦头，帝王才按崔浩的意思“缩”，修堡、空地、拖线，才免了一次更大的灾。

说来也怪，吃了亏，皇帝反倒更信他了。崔浩被任去教太子拓跋焘——未来的太武帝。这个学生可不是省油的，一上台就盯着统一北方。崔浩排好了路：先打胡夏，再扫柔然、北凉。打夏很顺，统万城失守，夏政权气息奄奄。接下来是大麻烦——柔然这个北方的老对手不除，南边刘宋也要防。两头都是火，擦哪边？

朝臣意见纷纷，有人说先盯着刘宋，别给他们机会。崔浩顶住，仍主张北击柔然。他判断刘宋只是摆出阵势，让北魏收手而已。拓跋焘年轻心狠，挑了这条硬路，声称出动大军北去。临行前，南朝那边果然兴风作浪，朝里一阵“怪罪崔浩”的风。连乳母都跑出来劝皇帝别冒这个险。崔浩却摇头：虚张声势，不必怕。

事实给了他面子。这一仗打得痛快，柔然被一路追砍，退得老远，甚至到了阿尔泰山一带都不敢停。之后好些年，柔然不敢贴近北魏边境半步。再过不久，北凉也被纳入版图，北方基本告一段落。

功绩摆在那儿，拓跋焘对他是心口服气。有次在俘虏面前，皇帝都没藏着掖着，指着那位读书人说：看见没？这位的脑子抵得上千骑万骑。崔浩是那几年北魏最有份量的汉臣，这没啥争议。

可就是这儿起了逆风。在鲜卑旧派的眼里，他太“汉”了；在同僚的眼里，他太“直”了；在百姓里，他又碰了香火钱。太武帝动手清理佛教时，崔浩用力极猛，寺产被查，僧众被迫还俗，很多人的饭碗、信仰都被捅了个洞。你想，民间怨气来了，士大夫里有不少人也与寺院债权纠缠，被一刀切，自然也恼他。

最致命的一刀，是修史。439年，他奉命编北魏国史。本来，写就写，秉笔直书，皇帝也点头。问题出在后头。有风气吹到了他耳边：这么一部大书，何不刻石立碑？碑立起来，千秋万代看得见，功德圆满。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把他往火上抬。史书里不可避免写了拓跋氏早年那些粗野岁月——部落争斗、风俗粗鄙，这些东西摆在台面上，路人一看，就要碎嘴。鲜卑贵族看了脸上自然发烧。

崔浩偏偏答应了。天坛东三里处，很快立起了碑林，《国史》与他所注的《五经》并列。行人驻足，看得热闹，嘴上也闲不住：这朝廷的根，是不是太“野”了点？话越传越难听，贵族们火上心头。告状的人一拨拨地去见太武帝，说这书就是揭自家短、坏国体。皇帝当时翻脸很快，下令抓人。

抓到了，会怎么对待就不用细说了。折磨之后，崔浩认了几条贿罪，官司的名目算是成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处置一下定：崔浩和在他手下工作的郎吏，一并斩。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清河崔氏的同宗，无论远近，连着姻亲——范阳卢、太原郭、河东柳——都被扯进来，家破人亡。后人把这一桩叫作“国史之狱”。那天的热风、臭水、路人的冷眼……仿佛整个城都在对一个读书人说：你走错了路。

过了四十年，孝文帝上来，大举推行汉化，用姓氏、郡望把人群分了层，士族地位重新抬起来。某种意义上，崔浩想做的事情，这时才有了制度层面的回响。命运爱开玩笑——你费尽心思栽的树，花在别人家开。

还有人给他扣帽子，说他是南朝的“线人”。理由无非是：每逢北魏要南征，他就泼冷水，转头怂恿去打北方的少数民族。可我们换个位置想：在那个时刻，“先北后南”是更稳更现实的路径。若不是先掀翻柔然，北魏很难放心去争江淮。把它简单粗暴理解成“通南”，更多是事后嘴皮子。

我一直觉得崔浩身上最刺人的地方在于：他能看大势，也爱碰底线。他的每一个主张——从扶植农业、整地分田，到关中之战的“按兵观望”，再到北击柔然——其实都紧扣现实，不是空洞的道德套话。可他不善藏锋，也不怕交恶。他在皇帝面前讲真话，也在石碑上写真话。有些真话能说，有些真话最好只写在匣子里。道理他未必不懂，只是他赌自己能扛住。

但人心与权力，向来不好赌。皇帝今天拍你的肩，明天可能就拍桌子。贵族今天看你能打仗，明天就记起你揭了谁家的疮疤。读书人常常想做史官兼军师，忘了自己也活在史书里。崔浩晚年的那几步，实在太“硬”。硬到让人忘记，他也会疼。

至于“功过”二字，后人各有算盘。有人赞他是能臣，有人骂他是狠人。可你若从那辆囚车看过去，会看到另一层：北魏的疆土，天高地阔；路两旁的人，不动声色。风从北面吹来，吹乱一个人的头发，也吹翻一部国史的石碑。我们读到这里，不妨问一句：在一个变化如风的时代，读书人该不该适时地收刀，留手？或者，像他那样，硬把真话刻到石头上，任由风雨去打？

故事到这儿，不必再往下评。碑可以倒，人可以死，话会在心里活着。你看，过了这么些年，我们还是忍不住提起他。想来，崔浩也未必怕我们议论，他怕的，大概只是没机会再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