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砸光养老钱闯海南做铁罐，85岁仍要再缴100亿税！

多数人50岁拿着退休证，每天买菜带孙子，日子过得慢悠悠；她50岁却把30万养老钱全砸了，跑到海南租旧厂房，非要做装饮料的小铁罐；别人说“一把年纪别折腾，输了就没退路”，她偏说“我这辈子，就怕没的折腾”。

她叫关玉香，现在是奥瑞金科技的老板。咱们平时喝的红牛、青岛啤酒、元气森林，不少罐子都是她厂子做的。一个从东北来的老太太，愣是在海南把小铁罐做成了百亿的大生意，你说神不神？

关玉香这股“犟劲儿”，打小就有。1939年她生在沈阳，父亲是军人，家里堂屋墙上总挂着父亲的军帽，帽檐上的红星磨得发亮。

饭桌上父亲常说：“咱当兵的家，不能有‘怕’字！再难的坎儿，咬着牙也得迈过去。”这话她记了一辈子。

那会儿沈阳冬天冷得邪乎，零下二十多度，她上学要走两里地，棉鞋里塞着稻草还是冻脚。有次下大雪，她摔在雪地里，书包里的课本全湿了，哭着爬起来，抱着书包往学校跑。就怕迟到了，老师不让进教室。作业本买不起，她就捡别人扔的旧报纸，用铅笔写了擦、擦了写，直到纸页发脆，还舍不得扔。

19岁那年，家里实在供不起她读书了。她攥着父亲手写的介绍信，坐了一夜绿皮火车去北京，进了北京仪器仪表厂当工人。

那是1958年，国营厂的车间里，机床轰隆隆响，震得耳朵嗡嗡的。夏天没空调，风扇吹的全是热风，蓝布工装贴在身上，一拧都能出水。

工友们来了又走，有的嫌活儿重，有的嫌一个月几十块工资少，可关玉香没挪窝。她跟着老师傅学看图纸，下班抱着厚厚的《机械原理》啃，手指被铁件磨破了，裹块胶布接着干。

就这么在厂里干了一年又一年，从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熬到了五十岁。1989年，关玉香按政策退休了，手里攥着红皮退休证，心里却空落落的。这日子突然闲下来，她反倒不适应了。

街坊邻居都劝她：“玉香啊，你这退休工资够花了，在家带带孙子，多舒坦啊！”她却摇头：“天天坐着等老，日子还有啥意思呗？”

她先试着做自己熟的行当，在北京开了家小仪表盘厂。那会儿改革开放刚满11年，做仪表的厂子跟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她没多少启动资金，又不懂怎么跑市场，订单少得可怜。

撑了不到三年，不仅没赚钱，连之前攒的积蓄都赔光了。有人又劝她：“算了吧，五十岁的人了，别跟自己较劲了！”

关玉香攥着空荡荡的账本，抬头说了句：“我关家的人，从来没有‘认怂’的理儿！”

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歇俩月，1994年春天，她跟着个考察团去了海南。

那会儿距离1992年邓小平南巡刚过去两年，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到处都是“大开发”的热气。街头上摆饮料摊的小贩扯着嗓子喊，冰镇椰子汁、鲜榨芒果汁装在玻璃瓶里，游客攥着瓶子喝得满头汗，瓶身上还挂着水珠。

别人都在琢磨“这椰子汁真甜”，关玉香却盯着那些装饮料的铁罐。摊主跟她抱怨：“这些罐儿都得从广东、台湾运过来，运费贵不说，赶上台风船停了，断货半个月都不新鲜。只能用塑料瓶代替，游客还不爱要。”

她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机会吗？海南饮料市场这么火，要是本地有制罐厂，既能省运费，又能及时供货，肯定能成！

回到北京，她没犹豫，把家里仅存的30万积蓄全取了出来。那可是她和老伴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攥在手里都发烫。

又托人打听海南的招商政策，那会儿文昌正在招制造业企业，政府给了200万垫资支持。就这么着，她在文昌找了几间刷了白灰的旧平房，屋顶还漏雨，下雨的时候得用桶接水。

凑了16个工人：有本地的农民，刚放下锄头；也有刚毕业的年轻人，没多少经验。奥瑞金的前身“文昌制罐厂”，就这么敲锣打鼓开了张。

可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厂房里的设备是二手的，老出毛病，一停就是大半天。

关玉香就陪着维修师傅熬通宵，手里攥着凉馒头，边啃边看师傅拆零件，油蹭得满手都是。16个工人里没几个懂制罐技术，她就自己先啃厚厚的技术手册，白天教工人调试机器，晚上在灯下记笔记，书页上全是油印子。

有附近的村民路过，看见她一个老太太在厂房里忙前忙后，小声议论：“这老太太怕不是老糊涂了，拿养老钱打水漂？”她听见了也不辩解，心里琢磨着：“等我把罐子做好了，你们就知道了！”

头两年，厂子确实没起色，只接些小饮料厂的散单，勉强够发工资。真正的转机，是1995年遇到了红牛。

那会儿泰国华人许书标把红牛引进海南，这饮料当时可火了，就是对包装要求特别高—。得用“粉末补涂”的工艺，说白了就是罐子内壁得均匀覆一层粉末，防腐蚀还安全。

当时国内没几家厂子能搞定这个技术，设备全得从国外进口。同行们看了要求，都摇摇头：“这活儿接不了，技术跟不上，设备也买不起。”

关玉香听说后，一拍大腿：“别人不做，我做！”

她咬咬牙，把北京的房子抵押了，凑钱从德国引进了设备。白天，她拎着装满资料的公文包，坐绿皮火车从文昌去海口的红牛办事处。绿皮车晃得人头晕，她就靠在窗边看资料，生怕漏了一个参数。

晚上回到厂房，抱着技术手册啃到半夜，看不懂的术语就记下来，第二天坐公交车去海南大学找教授请教。

为了这个订单，她前前后后跑了41次红牛办事处。每次去，人家都说“你们技术还不行”，她不气馁，回来就改方案：第一次去缺设备清单，第二次就补全；第三次说工艺参数不达标，第四次就带着检测报告去。

快60岁的人了，挤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手里攥着公文包，生怕资料折了，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红牛高管的办公室门口。

1996年7月，奥瑞金的第一批红牛罐终于出厂了。红牛的人来验收，拿着罐子敲了敲，又用仪器测了厚度，最后说：“合格，就用你们的！”

签下合同的那天，关玉香站在厂房里，看着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的红牛罐，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这一年多的奔波，没白熬啊

拿下红牛订单后，奥瑞金才算真正“活”了。关玉香还琢磨出个“厂贴厂”的法子：红牛在哪建厂，她就把制罐厂建在旁边。

红牛在湖北建厂，她紧跟着在湖北设生产基地，运输距离从几百公里缩到几公里，不仅省了运费，还能随时调整生产，红牛要多少，她就能供多少。

靠着这份“贴身服务”，奥瑞金成了红牛最信任的合作伙伴，巅峰时期，公司7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红牛。后来，青岛啤酒、加多宝、东鹏特饮、可口可乐这些大牌子，也主动找上门来。

奥瑞金从文昌的小厂，慢慢在全国建了十几个生产基地，年营收一路涨到138亿，成了中国金属包装行业的龙头。这时候再没人笑她“瞎折腾”了。

可关玉香没满足。她还记得创业初期的一件事：那会儿从台湾引进设备，厂商看她是个“老太太”，又没多少技术积累，冷笑了一句：“我把技术资料给你，你看得懂吗？”

这话像根刺扎在她心里，她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扉页上，天天看一眼才开工：“我就得让中国人在制罐技术上挺直腰板！”

她带着团队钻研发，先从“材料减薄”下手—，以前罐身厚度是0.21毫米，她要把它降到0.12毫米。别小瞧这0.09毫米的差距，不仅能省不少钢铁，还能降低成本。

团队熬了半年，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这下国产罐终于能和国际品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后来她又盯上了“覆膜铁”。这技术当时被日本、欧美垄断，国内没人敢碰：研发周期长，动辄五到七年，投入大，还不一定能成功。

关玉香又拿出了那股“犟脾气”：“别人不做，我们做！就算花七年，也得啃下这块硬骨头！”

她牵头成立研发团队，从材料配方到生产工艺，一点点试，中间失败了无数次，报废的材料堆了满满一仓库。熬了七年，终于成功了。中国罐头业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核心材料，不用再依赖进口。

有了技术打底，话语权也不一样了。以前中国企业做制罐，只能跟着国外的标准走，人家说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奥瑞金能主导、参与制定四十多项国际和国家标准，从“跟跑者”变成了“规则制定者”。

当年那个被嘲讽“看不懂说明书”的老太太，如今把一整套中国制罐标准推向了全球，你说提气不提气？

关玉香常说：“企业是在国家的政策里长大的，就像树离不开土一样，纳税是企业家该尽的本分。”

据奥瑞金科技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当年底，公司累计纳税额突破100亿元。她在员工大会上说：“这是咱们给国家的‘成绩单’，得拿得出手！”

除了纳税，她在公益上也没含糊。据奥瑞金官网公开信息，截至2023年，公司累计捐款超2000万元，给贫困地区的学校建食堂、修厕所、配图书馆，还资助了不少家境困难的学生上学。

有人问她为啥这么做，她笑着说：“我小时候没条件好好读书，现在能帮孩子们多读书，是好事啊！”

去年，84岁的关玉香在奥瑞金员工大会上又放了句“狠话”：“我蛮有信心，再干30年，再给国家缴100亿税！”

这话不是随口说的，她还在琢磨着海外建厂，把中国罐卖到东南亚、欧洲；还在推动环保新材料，想做出更轻、更绿色的包装；想让奥瑞金在未来几十年里，还能稳稳站在行业前列。

有人问她，这么大年纪了，为啥还这么拼？她摸了摸手里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奥瑞金”三个字，笑着说：“老话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倒觉得自己这匹老马，还能再跑几十年！”

“人活着，总得留下点啥。不是看你赚了多少钱，住了多大的房子，是看你能给社会做点啥。我这一辈子，能把小铁罐做成大生意，能给国家纳税，能帮到一些孩子，就够了。”

其实关玉香的故事，哪是什么“传奇”？就是一个普通人，凭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把“50岁”活成了新的起点，把“小铁罐”做成了大责任。

对咱们五六十岁的人来说，这事儿听着就提气！年龄从来不是限制，只要心里有劲儿，日子就永远有奔头，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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