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馒头掰两半，哥哥把大的给了弟弟，弟弟功成名就后回来找他

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正用一把旧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小块碎掉的手机屏幕玻璃。那块玻璃比指甲盖还小，边缘闪着碎钻一样的光。我的小店开在一条老街的深处，午后的阳光从爬满藤蔓的窗户斜着射进来，在空气中切出一道明亮的豁口，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翻飞、舞蹈，像一群无声的金色浮游生物。

“喂？”我的声音因为长时间的专注而有些沙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有一阵细微的、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电流声。然后，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了起来。

“哥。”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那片小小的玻璃从镊子尖端滑落，掉在工作台上，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轻响。

哥。

这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插进我记忆深处一把从未被触碰过的锁里，然后缓缓转动。锁芯发出“咔哒”一声，一整个被尘封的世界，连同那个世界里的气味、声音和光线，瞬间奔涌而出。

“……阿辉？”我试探着问。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出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干涩许多。

“是我，哥。”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近，又很远，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他说他回来了，想见我一面。他说他就在街口，问我方不方便。

我能说什么呢？方便，或者不方便？这两个词似乎都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我放下镊子，站起身，骨头发出一连串轻微的抗议声。我走到门口，推开那扇会发出“吱呀”声的木门，午后的热浪夹杂着街上小吃摊的油烟味扑面而来。

街口停着一辆我叫不出名字的黑色轿车，车身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像一头蛰伏在老街里的黑色巨兽，与周围灰扑扑的建筑和慢悠悠的行人显得格格不入。车门打开，他走了下来。

他变了，又好像没变。个子高了，肩膀宽了，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神，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总是带着点怯懦和依赖的孩子的眼神。那是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平静，深邃，带着一丝成年人特有的疲惫和审视。

但他走路的姿势没变。左脚落地时，重心会习惯性地微微前倾，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小到可能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小时候，他为了追赶我，从田埂上摔下去，左脚的脚踝肿得像个发面馒头。从那以后，他走路就留下了这个细微的习惯。

他朝我走来，皮鞋踩在坑洼不平的石板路上，发出“嗒、嗒、嗒”的清脆声响。这声音不像我，我穿的是一双鞋底磨平了的布鞋，走起路来悄无声息，像一只猫。

“哥。”他又叫了一声，站在我面前，比我高了半个头。阳光照在他身上，在他身后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正好将我笼罩其中。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问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还是该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回来？或者，只是简单地拥抱一下？但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那身昂贵的西装，那副精致的眼镜，那辆停在街口的黑色轿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我们之间的距离。

“进来坐吧。”我侧过身，让他进到店里。

他弯下腰，才勉强通过那扇低矮的门。店里很小，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焊锡、助焊剂和老旧电子元件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味。他一进来，这个狭小的空间似乎变得更加拥挤了。他有些无措地站在那里，目光扫过我工作台上一片狼藉的零件和工具，扫过墙角堆着的等待维修的旧电器，最后，落在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上。

“你……就住在这里？”他问。

“后面有个小隔间。”我指了指挂着一帘褪色布幔的门口，“够住了。”

他没再说话，只是眼神里的某种情绪变得更加复杂。我给他倒了杯水，用的是一个印着“劳动最光荣”字样的搪瓷杯，杯口有一处小小的磕痕。他双手接过，指尖触碰到杯身时，我看到他微微颤了一下，或许是杯子里的凉水让他感到意外，或许是别的什么。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坐着，他捧着那杯水，却没有喝。阳光从窗外移动，光柱的角度也随之变化，那些飞舞的尘埃，渐渐沉寂下去。

“我这次回来……”他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是想……是想接你过去。”

“过去？”我看着他，有些不解。

“去我那里，去城里。”他说，“我买了房子，很大。你可以不用再做这些了，哥。你可以……”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用一种方式来补偿，或者说，来偿还。偿还什么呢？偿还那个饥饿的午后，那个被掰成两半的、硬邦邦的杂粮馒头吗？

那天的记忆，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直藏在我的脑海深处。那是一个冬天，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蜷缩在漏风的屋子里，听着肚子“咕咕”地叫。母亲病了，家里最后一点钱也买了药。唯一的食物，是邻居给的一个杂粮馒头。

我把它拿在手里，那个馒头又冷又硬，像一块石头。我用尽力气，把它掰成两半。一半大，一半小。大小的差异其实很微小，但在那个饥饿到眼冒金星的时刻，那一点点微小的差异，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渴望。他的嘴唇干裂，小脸冻得通红。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把大的那一半递给了他。

他接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噎得直翻白眼。我把我的那一小半，也分了一点给他，让他就着雪水咽下去。

从那天起，他看我的眼神就变了。那里面除了依赖，还多了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后来，他读书，很有天分。我辍了学，去工厂打工，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给他。他上大学，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开始通信。他的信越来越短，从一开始的几页纸，到后来的几行字，最后，变成了一张汇款单的收据。再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没有怪过他。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他像一只鸟，翅膀硬了，总要飞向更广阔的天空。而我，只是一棵扎根在原地的树，看着他越飞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天际。

现在，这只鸟飞回来了，带着一身华丽的羽毛，想把这棵老树连根拔起，移植到一个金碧辉煌的笼子里去。

“不用了。”我轻轻地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意外，“我在这里挺好的。”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镜片后的目光里流露出一丝不解，甚至是一丝……失望？

“哥，你听我说。”他身体前倾，语气有些急切，“你不用再过这种日子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车子，房子，钱……只要你开口。”

我看着他，这个我用半个馒头喂养长大的弟弟。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话语里的那种真诚，以及真诚背后隐藏的、一种急于摆脱某种负担的迫切。

他以为我想要的是这些吗？

“阿辉，”我叫他的小名，“你觉得，我守在这里，是为了等你回来给我这些东西吗？”

他愣住了。他或许设想过一千种我们重逢的场景，设想过我可能会有的反应——激动，流泪，甚至抱怨。但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平静地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你走吧。”我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受伤的表情。他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狭小的空间里投下巨大的压迫感。他把那个搪瓷杯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杯子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哥，你好好想想。”他留下这句话，转身，低头走出了我的小店。

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滑走了，像它来时一样。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我拿起桌上那个他没有喝过的搪瓷杯，把里面的水倒掉。杯底，沉淀着一些细小的、白色的水垢，像时间的残骸。

接下来的几天，他没有再来。

我的生活恢复了原样。每天早上，被窗外第一缕光和邻居家的收音机声唤醒。然后是开店，修理那些被主人遗弃的、带着各种各样毛病的旧电器。电饭煲的指示灯不亮了，收音机的旋钮失灵了，手机的听筒里充满了杂音。这些都是些小毛病，在它们的主人看来，或许换一个新的更加省事。但在我这里，它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我喜欢这个过程。拧开螺丝，打开外壳，看到里面精密的、布满灰尘的电路板，就像在探索一个微缩的城市。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用电烙铁融化焊锡，看着一缕青烟升起，带着松香的味道。当那个失灵的部件被重新连接，当那个沉默的机器再次发出声响，我会有一种满足感。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感觉，与金钱无关。

但阿辉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无波的生活。

我开始在修理东西的时候走神。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飘向那个他停车的街口。我会想起他站在我面前的样子，想起他说话的语气，想起他眼神里那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他为什么要回来？如果只是为了“补偿”，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寄一张支票过来？那不是更简单，更符合他现在这个“成功人士”的身份吗？他亲自回来，站在这里，对我说那些话，这本身就说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星期后的下午，他又来了。

这次他没有开车，而是自己走过来的。他换下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和休闲裤，脚上是一双运动鞋。他看起来不再那么遥远，那么有距离感，更像是记忆中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小男孩了。

他没有进店，只是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哥，”他有些局促地说，“我……我买了点菜。”

我看着他手里的袋子，里面有排骨，有青菜，还有一小捆翠绿的葱。这些东西，和这条老街的气氛如此协调，以至于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从未离开过。

我沉默着，让他进了屋。

他熟门熟路地走进后面的隔间，那个被我当作厨房和卧室的地方。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一口用了多年的铁锅，和一个小冰箱。他把菜放在小小的灶台上，卷起袖子，开始洗菜。

他的动作有些生疏，水花溅得到处都是。但他洗得很认真，一根一根地清洗着青菜上的泥土。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这个背影，曾经那么瘦小，总是躲在我的影子里。现在，它变得宽阔而坚实，足以撑起一片天。

“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吃我做的红烧排骨。”我听见自己说。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转过身来。他的眼圈有些红。

“是啊。”他声音沙哑地说，“我走了很多地方，吃过很多昂贵的餐厅，但……没有一个味道，能和哥你做的相比。”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处地方，忽然就软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狭小的隔间里，吃了一顿饭。电磁炉的功率不大，排骨炖了很久才烂。青菜也炒得有些老了。但我们都吃得很多。

我们聊了很多，聊起了小时候的事情。聊起夏天在河里摸鱼，被水蛭咬得哇哇叫；聊起秋天去山上摘野果，结果被马蜂蜇了满头包；聊起冬天围在火堆旁，听收音机里说书人讲故事。

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被一一打捞上来，擦去灰尘，重新变得鲜活。我们笑着，说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虽然贫穷但却无忧无虑的年代。

只是，我们都刻意回避了那个关于馒头的话题。

吃完饭，他主动收拾碗筷。我看着他在那个小小的水槽前，笨拙地洗着碗，忽然开口问：“阿辉，你这次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洗碗的动作停了下来。水龙头里的水还在哗哗地流着。

他没有回头，只是低着头说：“哥，我想带你看看我现在的世界。”

“你的世界？”

“是。”他说，“我想让你知道，你当年的那一半馒头，没有白给。”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原来，他一直都记着。他把那个馒to掰两半的瞬间，当成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他努力地往上爬，努力地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的成功，有我的一半。

可他不知道，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个。

“阿辉，”我走到他身边，关掉了水龙头。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冰箱压缩机偶尔发出的嗡嗡声。“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欠我什么。我给你的，是一个哥哥该给弟弟的。那不是一笔交易，也不是一项投资。那是家。”

“家？”他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字，身体微微颤抖。

“是，家。”我说，“只要你还记得这里，记得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但不是为了‘还债’，只是因为，你想家了。”

他终于转过身来，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他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我看到，那个在外面世界里无所不能的成功人士，在这一刻，变回了那个在我面前会哭鼻子的小男孩。

“哥……”他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

我伸出手，像小时候那样，拍了拍他的后背。他的身体很僵硬，但慢慢地，放松了下来。他靠过来，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我能感觉到，我的肩头，被温热的液体浸湿了。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他靠着。窗外，夜色已经很深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又归于沉寂。这个夜晚，漫长而又短暂。

第二天，他没有提接我去城里的事。我也没问。

我们一起去了趟城郊的公墓。父母的墓碑并排立在那里，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我们拔掉杂草，用湿布把墓碑擦拭干净，摆上带来的水果和鲜花。

阿辉跪在墓前，磕了三个头。他的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很久都没有抬起来。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一定也很辛苦吧。他所经历的那些我不知道的艰难，他所承受的那些我无法想象的压力，他又能向谁诉说呢？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用成功和财富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

或许，他这次回来，不仅仅是为了“偿还”我，也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让他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

从公墓回来，他说想在这条老街上走走。

我们沿着青石板路慢慢地走。这条街我走了几十年，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砖，我都无比熟悉。但这一次，因为身边多了一个他，这条街似乎也变得不一样了。

“还记得吗？”我指着一个已经关门的糖果店，“小时候，你最喜欢趴在橱窗上看里面的大白兔奶糖，一看就是半天。”

他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怀念。“是啊。那时候觉得，要是能天天吃大白兔奶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还有那里，”我指向一个拐角，“你跟邻居家的胖子打架，被人打哭了，是我帮你打回去的。结果被我爸用竹条抽了一顿。”

“我记得。那天晚上你趴在床上，是我偷偷给你上的药。”他也想了起来。

我们一路走，一路说，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碎片，被我们一点点地拼接起来，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童年画卷。我们走过我们曾经的家，那是一座低矮的平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我们走过我们曾经的学校，那座破旧的教学楼已经被推倒，原地盖起了一栋崭新的居民楼。

物是人非。

唯一不变的，似乎只有我们之间的那份情感。它被时间冲刷，被距离拉远，但它的内核，依然坚固。

走到街尾，是一家小小的面馆。老板是个驼背的老头，我们小时候就经常来这里吃面。

“王伯，”我朝里面喊了一声。

王伯从热气腾腾的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到我们，浑浊的眼睛里亮了一下。“是小江啊。这位是……”

“我弟弟，阿辉。”我说。

“阿辉？”王伯眯着眼睛打量了他半天，才恍然大悟，“哦哟，是那个读书最厉害的小阿辉啊！都长这么大了，出息了！跟小时候一点都不像了。”

“王伯好。”阿辉有些腼腆地打招呼。

“来，快进来坐！”王伯热情地招呼我们，“想吃点什么？还是老样子，两碗阳春面？”

“好，老样子。”我说。

我们坐在一张油腻腻的木桌旁。面很快就上来了，白色的瓷碗，清澈的汤底，几根翠绿的葱花，一勺喷香的猪油。简单，却又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

我拿起筷子，挑起一撮面，吹了吹，送进嘴里。还是那个味道，几十年来都没有变过。

阿辉也学着我的样子，低头吃面。他吃得很慢，很认真，仿佛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一碗面见底，他抬起头，眼睛里又有了那种湿润的光。

“哥，”他说，“真好。”

我没问他什么好，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好的是这碗面，是这条街，是这些还记得他的人，是这份失而复得的、家的感觉。

吃完面，我们走出面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边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投下昏黄而温暖的光。

“哥，我明天就要走了。”他忽然说。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公司里还有很多事。”他解释道，“这次……是我擅自跑回来的。”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我还会回来的。”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回家看看。”

“好。”我说。

我们走到街口，那辆黑色的轿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应该是他的司机或者助理，恭敬地为他打开了车门。

他没有马上上车，而是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把钥匙。一把很旧的、黄铜色的钥匙，上面还系着一根红色的绳子。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我们老房子的钥匙。房子早就没了，但这把钥匙，我一直以为也早就丢了。

“你……”我惊讶地看着他。

“我一直带在身上。”他说，“当年离开家去上大学，我就带走了这把钥匙。我想，只要钥匙还在，家就还在。”

我的手握着那把冰冷的钥匙，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这把钥匙，比任何昂贵的礼物都要珍贵。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牵挂，一种念想。

“哥，”他上了车，摇下车窗，最后对我说道，“下次我回来，你教我做红烧排骨吧。我想学。”

“好。”我笑着答应。

黑色的轿车缓缓启动，汇入了城市的车流，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我站在街口，站了很久。手心里，那把钥匙的轮廓，清晰而又温热。

我回到我的小店，关上门。店里一片黑暗，只有工作台上那盏小小的台灯还亮着，散发着微弱的光。我走到工作台前，坐下来，拿起之前那块摔碎的手机屏幕。

我打开台灯的放大镜，拿起镊子，重新夹起那块比指甲盖还小的玻璃碎片。在灯光下，它闪烁着，像一颗遥远的星星。

我的生活，还会继续。修理电器，守着这个小店，在这条老街上，日复一日。但从今以后，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守候。在遥远的城市里，有一个人，他带着我们共同的记忆，带着对家的牵挂，在努力地生活着。

这就够了。

我低下头，将那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精准地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然后，我拿起胶水，小心翼翼地，将它粘合。

就像拼接那些破碎的时光一样。

日子像老街门前那条被磨得光滑的石板路，在脚下无声地延伸。

阿辉走了之后，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又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不一样了。比如，我开始在晚饭后，放下手中的活计，沿着老街散步。以前我很少这么做，总觉得这条街闭着眼睛都能走完，没什么可看的。但现在，我走在昏黄的路灯下，看着两旁熟悉的店铺，看着偶尔走过的街坊邻居，心里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

我会走到街尾的王伯面馆，要一碗阳春面，或者有时候，只是和王伯聊聊天。王伯年纪大了，记性时好时坏，总是一遍遍地问我，阿辉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过得好不好。我也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回答他。我说他在一个很大的城市，做着很了不起的事情，过得很好。每当这时，王伯布满皱纹的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的小店，生意还是一如既往。送来的东西千奇百怪，有吱吱作响的老式风扇，有接触不良的遥控器，甚至还有一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黑白电视机。它的主人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他说这是他结婚时买的，一直舍不得扔。我花了两天时间，翻遍了所有的旧零件，才终于让那块小小的屏幕重新亮了起来。当雪花点的屏幕上出现模糊的人影时，那个男人眼里的光，比这屏幕要亮得多。

偶尔，我会接到阿辉的电话。

他不再谈论要接我去城里的话题，只是像普通兄弟一样，问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生意好不好。他会跟我说他公司里的一些趣事，说他最近又去了哪个国家出差，看到了什么新奇的风景。他的声音不再像第一次打电话时那样遥远和客套，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他按照我说的步骤，尝试着做了一次红烧排骨。“哥，味道……差远了。”他有些沮丧地说，“糖放多了，有点腻。”

我在这头听着，忍不住笑了起来。“下次少放点，火候再小一点，多炖一会儿。”

“好，我记下了。”他认真地回答。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心里忽然觉得，那座遥远的、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冰冷城市，似乎也变得有温度了一些。因为我知道，在那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属于我的弟弟，正在笨拙地、努力地，学习着“家”的味道。

秋天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包裹。很大，很重。快递员用小推车推到我店门口，还让我搭了把手。我签收时，看到寄件人是阿辉。

我有些疑惑，不知道他会寄什么东西给我。我用小刀划开纸箱，里面是层层叠叠的泡沫和填充物。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拿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那是一套全新的、专业的电子维修工具。德国产的，每一件都泛着金属的冷光，躺在精致的工具箱里，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有各种型号的螺丝刀，有防静电手环，有高精度的数字万用表，还有一台我只在专业杂志上看到过的热风枪。

这些东西，对于我这个小小的维修店来说，太过奢侈了。我甚至不知道其中一些工具该如何使用。

纸箱的角落里，有一张卡片。我拿起来，上面是阿辉的字迹，比以前更加遒劲有力。

“哥，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的钱，也不会愿意离开你的小店。我也不再勉强你。但我想，至少可以让你工作得更轻松、更安全一些。这些工具，不是‘补偿’，也不是‘礼物’。就当是……一个在外工作的弟弟，给家里添置的一点东西吧。”

我抚摸着卡片上那熟悉的字迹，又看了看工具箱里那些崭新的工具。我的眼睛有些发酸。

这个傻小子。他终于用一种我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心意。他不再试图用他的世界来取代我的世界，而是选择走进我的世界，为它添砖加瓦。

那天下午，我没有开店。我把那套新工具一件一件地拿出来，仔细地擦拭，然后摆放在我的工作台上。它们取代了那些已经陪伴我多年的、伤痕累累的老伙计。我的工作台，一下子变得专业而又光亮。

我拿起那把新的电烙铁，它的手柄设计得非常贴合手掌，重量也刚刚好。我插上电，几乎是瞬间，它就达到了预设的温度。我用它修复了一个旧收音机的电路板，焊点圆润而光亮，像一颗颗小小的珍珠。

我忽然明白，阿辉送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套工具。他送给我的是一种尊重，一种理解。他尊重我的选择，理解我的坚守。而这份尊重和理解，比任何物质上的给予，都让我感到温暖。

冬去春来，老街上的那棵大槐树，又一次长出了新芽。

阿辉回来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有时候是一个季度，有时候是半年。他不再开那辆扎眼的黑色轿车，而是坐火车回来，然后自己打车到街口。他会带一些城里时兴的点心，但更多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地回来，然后拉着我去菜市场买菜。

他做饭的手艺，在我的“远程指导”和他的不懈努力下，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红烧排骨的味道，还是和我做的有些许差别，但他已经能烧得有模有样了。我们常常在那个小隔间里，就着一盘他烧的排骨，一盘我炒的青菜，喝上两杯。

他会跟我讲他生意上的烦恼，讲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讲他在深夜里感到的孤独。在外面，他是雷厉风行的陈总；在我这里，他只是阿辉，一个会抱怨，会迷茫的弟弟。

我很少给他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他的世界，我并不懂。我能做的，只是静静地听着，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倒上一杯酒，告诉他，没关系，慢慢来。

有一次，他喝得有点多，趴在桌子上，忽然问我：“哥，你……后悔过吗？”

我愣了一下，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后悔吗？后悔为了供他读书，早早地辍学，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吗？

我看着窗外，夜色如墨。远处城市的霓虹，在天边投射出一片模糊的光晕。我这一生，就像这条老街，平淡，安静，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不后悔。”我说。

这不是一句为了安慰他的客套话，而是我的真心话。

我的人生，或许没有他那么精彩，没有那么多掌声和鲜花。但我拥有这个小店，拥有这些需要我的旧电器，拥有这些和我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街坊邻居。我拥有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最重要的是，我拥有一个无论飞多高、走多远，都还记得回家路的弟弟。

我的人生，是完整的。

“阿辉，”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不要有任何负担。你飞得越高，我只会越为你高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和我那个馒头，没有关系。”

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或许，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真正解开那个系在他心头多年的结。但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又一个夏天，老街因为市政规划，面临拆迁。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在平静的街区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街坊邻居们议论纷纷，有的期待着拿到补偿款，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楼房；有的则像我一样，对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充满了不舍。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哥，那你……有什么打算？”他问。

“还没想好。”我说，“或许，拿着补偿款，找个清静的地方，继续开我的小店吧。”

“来我这里吧，哥。”他又一次说出了这句话。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没有了当初的急切和理所当然，而是带着一种商量和请求的意味。“不是让你来享福，也不是要你放弃你的店。城里也有很多老社区，那里的人，也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修理师傅。我帮你找个合适的店面，离我住的地方近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一起吃饭了。”

我握着电话，眼前仿佛出现了那样的场景：在一个陌生的社区里，一间和我现在这个小店差不多的铺面，我坐在工作台前，修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到了傍晚，阿辉下班回来，提着菜，对我说：“哥，今晚想吃什么？”

那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

我没有立刻答应他。我说，让我想想。

搬迁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街上的店铺一家家地关了门，贴上了封条。往日热闹的老街，变得越来越冷清。我依然每天开着店，但已经很少有生意上门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风穿过空旷街道的声音，像一声声悠长的叹息。

我开始收拾东西。那些跟了我几十年的旧工具，那些堆积如山的电子元件，那些修好了还没来得及被取走的旧电器。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一段记忆。

在整理一个旧抽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用布包着的东西。我打开它，里面是一个已经干得像石头一样的、黑乎乎的东西。

那是我当年吃剩下的，那一小半馒头。

我甚至已经忘了，我把它留了下来。它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抽屉的角落里，躺了几十年，见证了所有的时光流转。

我把它托在手心，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它那粗糙的质感，和它所承载的、那个年代特有的饥饿与希望。

一个馒头掰两半，大的给了弟弟，小的留给了自己。

弟弟带着他的那一半，走向了广阔的世界，把它变成了财富，变成了成功，也变成了心头沉重的负担。

而我，守着我的这一小半，守在这条老街上，把它活成了一种平淡而安稳的人生。

我们都没有错。

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

而现在，这两条路，在走了很远很远之后，似乎又要重新交汇了。

搬迁的前一天，阿辉回来了。

他没有叫搬家公司，而是自己开了一辆半旧的货车过来。他说，我们的家，要我们自己来搬。

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店里所有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搬上车。我的那些宝贝工具，他用最柔软的布料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那些我舍不得扔掉的旧零件，他分门别类地装进一个个小盒子里。

最后，只剩下那张陪伴了我多年的工作台。它太重了，我们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抬上车。

当小店里空空如也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焊锡和松香的味道。

“哥，我们走吧。”阿辉在我身后轻声说。

我点点头，关上了那扇会发出“吱呀”声的木门，在上面挂上了一把新锁。

货车缓缓驶离老街。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条熟悉的街道，那些熟悉的建筑，在视野里慢慢变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点。

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而另一个时代，正等待着我。

车子开上了通往城市的高速公路。两旁是飞速后退的风景。阿辉开着车，很专注。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的侧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阿辉，”我忽然开口。

“嗯？”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用布包着的小半个馒头，递给他。

他愣了一下，接过去，打开。当他看到里面那个黑乎乎的硬块时，他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一下。

“这是……”

“我的那一半。”我说，“现在，我把它也给你。”

他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不解。

“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看着前方，城市的轮廓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背着那个馒头走路了。你没有欠我什么。我们是兄弟。这就够了。”

他握着那个小小的布包，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他把车缓缓地停在了紧急停车带上。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泪，终于毫无征兆地，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他没有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任由泪水划过脸颊，滴落在方向盘上。

我伸出手，像几十年前的那个午后一样，笨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车窗外，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是这个巨大而繁华的城市。

而车窗内，是我们兄弟二人，是我们迟到了几十年的，真正的和解。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关于馒头的故事，才算真正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我们的人生，还有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