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转业前把吉普1万卖我，某天修空调时拆面板我看到里面时愣了

车子是从战友陈建军手里盘过来的，一辆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老式北京吉普。

办完手续那天，陈建军拍着墨绿色的铁皮车顶，眼圈有点红。

“老李，以后它就跟你了，好好待它。”

我点点头，递给他一支烟，替他点上。烟雾缭绕里，他那张被高原风霜刻满痕迹的脸，显得有些模糊。

“放心，我懂。”

我们这代人，对车有种特别的感情，尤其是在部队里摸过方向盘的。这台吉普，跟了陈建军快十年，从他还是个小排长，一直到转业报告批下来。它就像个无声的战友，陪着他在边防线上跑过巡逻路，在泥泞里打过滚，在风雪中抛过锚。

陈建军转业回南方老家，要去大城市闯荡，带着这么个油老虎不方便。他没找二手车贩子，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我。

“老李，车你要不要？一万块，开走。”

我当时正在自己的修车铺里，给一辆出租车换刹车片，满手的油污。我对着电话愣了半天。

一万块，买这么一台情怀满满的硬派越野，跟白送没什么区别。我知道，同年份的车，收拾得利索点的，在贩子手里至少能卖两万五。

“你小子，是不是喝多了？”我问。

“清醒得很。”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音里带着点萧索，“卖给别人不放心，他们不懂这车。只有你，李卫国，我知道你会把它当兄弟看。”

我心里一热，喉咙有点堵。

“行，我要了。”

就这样，这台承载着陈建军整个青春的墨绿色铁疙瘩，成了我的座驾。

交钱的时候，我硬是想塞给他两万。他把厚的那沓推了回来，只抽走了薄的那一沓。

“一万就是一万，这是我们之间的情分，别拿钱来衡量。”他把车钥匙塞进我手心，那冰凉的金属上，还带着他的体温。

“到了那边，安顿好了，给我来个信。”我拍拍他的肩膀，他比我高半个头，肩膀宽阔，穿着一身即将脱下的军装，像座山。

“一定。”

火车站送别，汽笛长鸣，绿皮火车缓缓开动。陈建军在车窗里冲我挥手，我站在站台上，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直到那抹绿色消失在视野尽头。

回来后，我老婆方惠围着车转了好几圈，眉头拧成了疙瘩。

“李卫国，你是不是傻？花一万块买这么个铁家伙回来？这得喝多少油啊？再说，咱家那点存款，是留着给儿子上大学的，你倒好……”

我没跟她争辩，只是默默地拿出抹布，擦拭着车身上的灰尘。

这车，对她来说，是一堆废铁，一个负担。

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和陈建军，和我们那段已经逝去的军旅生涯，最后的连接。

第1章 旧时光的铁疙瘩

这台老吉普进了家门，就像请回来一尊脾气古怪的老爷车。

方惠的抱怨几乎成了每天的背景音。

“早上发动起来，那动静跟拖拉机似的，整栋楼都能听见，邻居王姐都问我咱家是不是改行收废品了。”

“去趟菜市场，来回二十块钱油没了，比打车还贵！我买那点菜才几个钱？”

“车里一股子机油味，我新买的坐垫放进去一天就全毁了，洗都洗不掉。”

我通常不作声，任由她念叨。我知道她不是嫌弃这车，她是心疼钱，心疼这个家。

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十多年了，没跟陈建军一样选择去大单位坐办公室，就凭着在部队里练就的一手修车技术，开了个小小的“卫国修车行”。

铺子不大，就我一个人，外加一个半工半读的徒弟小张。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糊口，也能供着儿子李斌在省城读大学。

方惠在街道办上班，工资不高，但稳定。我们俩就像这座城市里最普通的齿轮，严丝合缝地运转着，支撑起这个小小的家。

日子过得紧巴巴，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所以方惠看到这台油耗惊人的老吉普，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

但我对这车，却有种说不出的亲近。

每天早上，我都会提前半小时起床，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伺候”它。

我拧开钥匙，不是立刻点火，而是先通电，让油泵“嗡嗡”地工作几秒钟。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部队的车库，冬天的清晨，呵着白气，为一排军车做出发前的检查。

然后，轻踩两下油门，再一拧钥匙。

“轰——隆隆隆……”

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整个车身都跟着微微颤抖。这股子力量感，是现在那些流线型的家轿给不了的。

我喜欢开着它去我的修车铺。铺子在城郊，路不太好，但对这台吉普来说，根本不算事。坑坑洼洼的路面，它“哐当哐当”地就碾过去了，悬挂硬得像块石头，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跟着移位。

可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踏实，可靠。

周末的时候，我会开着它带方惠去郊区的农家乐。她嘴上抱怨着颠，但还是会细心地用塑料袋把摘回来的蔬菜水果包好，生怕在后座上磕坏了。

儿子李斌放假回来，对这车倒是充满了好奇。

“爸，这车比你年纪都大了吧？还能开啊？”他摸着方向盘，那方向盘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

“瞎说，这车当年可是咱们的功臣。”我拍掉他的手，“没两把刷子，你还开不动它。”

这车方向盘没有助力，原地打方向比举杠铃还费劲。离合重，刹车硬，换挡得凭感觉和力气。李斌试着开了两圈，熄火了好几次，最后累得满头大汗，直摆手。

“爸，你牛，这车我可伺候不了。”

我得意地笑笑，接过方向盘，挂挡，给油，车子平顺地驶了出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陈建军偶尔会打来电话，每次都会问起车的情况。

“老李，车还行吧？没给你添麻烦吧？”

“好着呢！跟小伙子一样，劲大得很。”我靠在车头，抚摸着发烫的引擎盖，“前两天我刚给它做了个大保养，机油、齿轮油全换了，底盘装甲也重新喷了一遍。”

“那就好，那就好。”他听起来很高兴，“我在深圳这边，刚开了个小公司，做电子配件的，忙得脚不沾地。等我这边稳定了，回去看你，咱们再开着它去兜一圈。”

“行啊，等你。”

挂了电话，我心里既为他高兴，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

我们这些从部队出来的人，就像是从同一棵树上落下的叶子，风把我们吹向了四面八方。有的人落进了花园，有的人落进了泥土。陈建军显然是前者，而我，就在这片不好不坏的土地上，扎了根。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南方的夏天，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城市都罩在里面。

我的修车铺生意好了起来，给汽车加氟、清洗空调的活儿络绎不G。

这天，我开着老吉普回家，热得浑身是汗。我习惯性地去开空调，拧开开关，出风口却只吹出一阵阵热风。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车的空调系统，是出了名的脆弱。我买回来的时候检查过，当时是好的，没想到这么快就罢工了。

方惠要是知道了，又得念叨半天。

我决定自己动手，把它修好。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第2章 空调面板后的秘密

第二天是周末，我起了个大早。

方惠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来到楼下，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夏日清晨的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车里像个闷罐。我打开所有车门，让空气对流一下，然后从后备箱里拿出我的工具箱。

那是我吃饭的家伙，里面每一件工具都擦得锃亮。

修空调，首先要判断问题出在哪。我发动车子，打开引擎盖，检查压缩机。离合器没有吸合，说明电路或者电磁线圈有问题。

我回到驾驶室，准备拆开中控面板，检查空调开关和后面的线路。

这台老吉普的中控台，设计得极其简单粗暴，就是一块大塑料板，用几颗螺丝固定着。不像现在的车，各种卡扣，拆起来跟做手术一样。

我拧下固定螺丝，小心翼翼地把面板往外掰。

连接着面板的，是几根老化的电线和两个控制风门的拉索。我需要把这些都断开，才能把整个面板拿下来。

空间很狭小，我把身子探进去，头几乎埋在了方向盘下面。车里那股熟悉的机油混合着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先拔掉了开关后面的几个线束插头，然后伸手去够那两根拉索的卡扣。

卡扣很紧，我用手指抠了半天，指甲都快断了，才勉强松动了一个。

就在我准备去解第二个卡扣时，我的手指无意中碰到了面板后面的一个地方。

那里的触感不太对劲。

不是冰冷坚硬的塑料，也不是杂乱的线束，而是一种……柔软且有韧性的感觉。

我心里一动，把手电筒叼在嘴里，光束照了过去。

只见在中控台最深处，空调出风道的背后，塞着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它被几根电线巧妙地固定在那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这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是，难道是陈建军藏的私房钱？当兵的都爱干这事，藏在鞋垫里，帽子夹层里，无所不用其极。

可转念一想，不对。他车都卖给我了，就算有私房钱，也早该拿走了。

或许是什么重要的零件？但这包裹得也太仔细了。

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我放弃了去解那个该死的卡扣，而是调整了一下姿势，努力把胳膊伸得更长，手指探向那个黑色的塑料袋。

够到了。

我用两根手指夹住它，小心地往外拽。

它被卡得很紧。我一点一点地晃动，感受着它和周围线束的摩擦。生怕一用力，扯断了哪根关键的线路。

终于，那东西松动了。

我把它拽了出来，沉甸甸的，比想象中要重得多。

我关掉手电筒，坐直了身子，把那个黑色的包裹放在副驾驶座上。

它大概有两块砖头那么大，被黑色的垃圾袋缠了一层又一层，外面还用透明胶带封得结结实地。

我盯着它，心脏“怦怦”地跳了起来。一种莫名的预感，让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不简单。

我从工具箱里摸出美工刀，划开胶带，然后一层一层地剥开黑色的塑料袋。

里面还有一层。

是那种银行用来装钱的牛皮纸袋，上面印着银行的LOGO。

我的手开始有点抖了。

我深吸一口气，撕开了牛皮纸袋的封口。

一沓沓崭新的，用银行封条捆扎好的红色钞票，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瞬间填满了我的视野。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那些钞票上，红得刺眼。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又缩了回来，仿佛那不是钱，而是烧红的烙铁。

我数了数，一共二十捆。

每一捆都是一万。

二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轰然炸开。

二十万，对我这个小修车铺的老板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它相当于我们夫妻俩不吃不喝好几年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儿子李斌读大学的生活费、学费，再也不用愁了。

有了这笔钱，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换个大一点的房子，不用再挤在这个六十平米的老破小里。

有了这笔钱，方惠就不用再为了一块钱的菜价，跟小贩磨半天嘴皮子。

无数个念头，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但紧接着，一个更清晰，也更沉重的念头，压倒了所有。

这钱，是陈建军的。

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藏在车里？而且卖车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提？

是忘了？

不可能。谁会忘了二十万？这又不是二十块。

那是……故意留给我的？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的脸瞬间就烧了起来。

他知道子过得紧巴，又知道我这人死要面子，不可能平白无故接受他的资助。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把钱“送”给了我？

他卖我车只收一万，本身就是一份天大的人情了。现在又加上这二十万……

我感觉手里的这个包裹，重得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猛地把包裹塞回牛皮纸袋，胡乱地用塑料袋包好，重新塞回了中控台的那个角落里。

然后，我像个做贼心虚的小偷，飞快地把中控面板装了回去，螺丝都忘了拧紧。

我发动车子，空调依旧吹着热风，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把车开回了修车铺，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徒弟小张跟我说话，我答非所问。来了个熟客换机油，我差点把废油又给加了回去。

“师傅，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小张担忧地问。

“没事，可能有点中暑。”我搪塞道。

我把铺子提前关了门，一个人坐在那台老吉普里，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

烟雾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呛得我直咳嗽。

车还是那台车，但现在，它在我眼里已经变了味。

它不再是战友情谊的象征，而成了一个巨大的考验，一道摆在我面前的，关于良心和道义的选择题。

第3章 一笔烫手的巨款

那一晚，我失眠了。

身边的方惠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我却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那二十万块钱。

红色的钞票，像一团火，在我的脑海里烧着。

我悄悄地爬起来，走到客厅，给自己倒了杯凉水，一口气喝了下去。

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却浇不灭心里的那团燥热。

我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模糊的城市夜景，脑子乱成一团麻。

留下来？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生长，缠绕住我的心脏。

有了这笔钱，生活会轻松很多。我不用再每天起早贪黑，为了几十块钱的利润，把自己弄得一身油污。方惠也不用再那么节省，可以买几件她看了很久却舍不得买的衣服。儿子在学校，也能过得更体面一些。

陈建军不是说了吗？他在深圳开了公司，当老板了。这二十万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九牛一毛。他既然这么做了，就是想帮我一把。我就这么收下，也算是成全了他的一片心意。

可是……

我眼前又浮现出陈建军那张朴实憨厚的脸。

浮现出我们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在炊事班里偷吃罐头，在边防哨所的星空下，对着家乡的方向唱军歌的场景。

我们的情分，难道是用钱来衡量的吗？

我李卫国，在部队里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技术标兵，嘉奖状拿了一抽屉。转业回来，我是没混出什么名堂，可我没偷没抢，靠自己的手艺吃饭，活得堂堂正正。

如果我留下了这笔钱，我还是那个李卫国吗？

我以后怎么面对陈建军？怎么跟他说起这台车？

我怎么跟我的儿子说，做人要正直，要讲信义？

我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一边是现实的窘迫，一边是内心的坚守。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是周一，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铺子，整个人都无精打采。

方惠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了块排骨，状似无意地问：“卫国，你这两天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是不是铺子里出什么事了？”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犹豫了很久。

这件事，我一个人扛不住，我需要有个人商量。而方惠，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深吸一口气，说：“方惠，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我把周六修车时发现钱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但说到那二十万的时候，声音还是忍不住有些发颤。

方惠一开始还以为我开玩笑，脸上带着笑。但看着我严肃的表情，她的笑容慢慢凝固了，最后，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二……二十万？”她结结巴巴地问，眼睛瞪得溜圆。

我点点头。

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足足有两分钟，方惠才猛地站了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

“我的天……二十万……陈建军这小子，也太……”

她走了几圈，突然停下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神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卫国，这是老天爷看我们太辛苦，给我们的赏赐啊！”

我心里一沉，预感到了她接下来的话。

“这钱，我们不能要。”我抢在她前面说道，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方惠脸上的兴奋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不要？李卫国你疯了是不是？那是二十万！不是两百块！”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

“我知道是二十万。”我看着她，“但那不是我们的钱，是建军的。我必须还给他。”

“还？你怎么还？他现在在深圳，人海茫茫的你去哪找他？”方惠激动地挥着手，“再说了，他既然把钱藏在车里，卖给你的时候又不说，明摆着就是送给你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

“这不是死脑筋，这是原则！”我也站了起来，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情分是情分，钱是钱！我不能占他这个便宜！”

“什么便宜？这是人家心甘情愿的！”方惠气得脸都红了，“你不想想自己，你再想想儿子！李斌马上大三了，毕业了要找工作，要买房，要结婚，哪一样不要钱？就凭你那个小破修车铺，我们什么时候能攒够？”

她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是啊，儿子的未来，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钱，我们可以慢慢挣。”我的声音低了下去，“但做人的骨气，不能丢。”

“骨气？骨气能当饭吃吗？”方惠的眼泪涌了上来，“李卫国，我跟你过了半辈子苦日子，我没怨过你。我觉得你人好，踏实，有手艺，饿不死。可你也不能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吧？这钱是干净的，不是偷的抢的，是你的战友，你的兄弟给你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收下？”

“因为他是我的兄弟，我才更不能收！”我吼了回去。

吼完，我就后悔了。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我很少对她大声说话。

方惠愣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好……好……李卫国，你清高，你了不起。”她抹着眼泪，声音哽咽，“你守着你的原则过去吧！我不管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说完，她转身跑进了卧室，“砰”的一声甩上了门。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她是为了这个家好。

可是，那道坎，我过不去。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夜无眠。

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感觉自己像个孤军奋战的士兵，腹背受敌。

第4章 家里的“风暴”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

我和方惠陷入了冷战。

她不再跟我说话，给我做饭、洗衣服，都像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任务。脸上没有表情，眼神也是空洞的。

家里安静得可怕，连碗筷碰撞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

我知道，她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施压。

我的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沉重得让我无法呼吸。

白天在修车铺，我强打精神应付着工作，但一闲下来，脑子里就乱糟糟的。方惠哭红的眼睛，陈建军憨厚的笑脸，还有那二十万红色的钞票，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

周三晚上，方惠的弟弟，我的小舅子方强来了。

方强在一家公司做销售，脑子活，嘴巴也甜。他提着一箱牛奶和一些水果，一进门就咋咋呼呼的。

“姐，姐夫，我来看看你们。”

方惠一见到她弟弟，憋了几天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宣泄口，拉着方强就进了房间，关上了门。

我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方惠压抑的哭诉声，和方强不住的“哎呀”、“真的假的”。

我坐在客厅，点上一支烟，心里知道，援兵来了。

过了大概半小时，房门开了。

方强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既有震惊，又有几分兴奋。

他坐到我对面，给我递了根烟。

“姐夫，我姐都跟我说了。”他开门见山。

我点点头，没说话，只是抽着烟。

“姐夫，这事儿吧，要我说，我姐说得有道理。”方强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你那个战友，叫……陈建军是吧？人家现在是开公司的大老板了，二十万对他来说，可能真不算什么。他这是念着旧情，想拉你一把。”

“你看你，守着这个小修车铺，风里来雨里去，也挣不了几个大钱。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摆在面前，干嘛不要？”

他见我没反应，又继续说道：“再说了，这钱又不是你主动要的，是你自己发现的。这就叫‘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老天爷给你机会，你不要，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一套一套的，说得头头是道。

“姐夫，你想想我外甥，李斌。他马上毕业了，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多难啊。要是手里有点本钱，让他自己创个业，或者在省城买个房付个首付，那起点就不一样了。你总不能让他跟你一样，苦一辈子吧？”

方强的话，比方惠的话更直接，也更锋利。

他把我的顾虑，我的坚守，都说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固执，一种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掐灭了烟头，看着他，缓缓开口：“方强，如果今天这钱，是你朋友留给你的，你会怎么做？”

方强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姐夫，这还用问？当然是高高兴兴收下了！回头请他吃顿大餐，感谢一下就行了。兄弟之间，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

“可我和建军，不是那样的兄弟。”我摇摇头，“我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扛过枪，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兄弟。这份情，比二十万重。”

“哎呀，姐夫，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这么老一套？”方强有些不耐烦了，“情义归情义，现实归现实。你拿着钱，改善了生活，你战友知道了，也只会为你高兴。你非要把钱还回去，他嘴上不说，心里指不定还觉得你这人假清高，不把他当自己人呢。”

他这番歪理，搅得我心烦意乱。

“这事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站起身，下了逐客令，“我心里有数。”

方强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方惠从房间里冲了出来，指着我骂道：“李卫国！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好赖话都听不进去吗？阿强是为谁好？还不是为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就可以不要做人的底线吗？”我终于忍不住，反驳道。

“什么底线？谁给你定的底线？你那套部队里的规矩，在社会上行不通！”方惠也激动起来。

我们又一次激烈地争吵起来。

方强在一旁尴尬地劝着：“姐，姐夫，你们别吵，有话好好说……”

这场家庭风暴，最终以方强悻悻离去，我和方惠再次不欢而散而告终。

晚上，我躺在冰冷的沙发上，第一次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怀疑。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太固执，太不近人情，太不为家人着想了？

我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再这样犹豫下去了。

这件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陈建军，把钱当面还给他。

只有这样，才能让方惠和方强闭嘴，也才能让我自己心安。

我必须去一趟深圳。

第5章 踏上寻“债”之路

做出决定后，我反而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修车铺，而是直接去了银行。

我把自己这几年攒下的，准备给儿子当学费和应急用的三万块钱，全部取了出来。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

然后，我去了一趟修车铺，把那二十万从车里取了出来。

当我再次把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拿在手里时，它不再像之前那么烫手了。

我把这二十万，加上我自己的三万块，一起存进了一张新办的银行卡里。我不敢带这么多现金上路。

做完这一切，我给徒弟小张打了个电话，告诉他铺子里的事全权交给他，我要出趟远门。

小张很懂事，什么都没问，只说：“师傅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

最后，是回家面对徬惠。

她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银行卡和火车票时，愣住了。

“你要去深圳？”

“对。”我点点头，“我去找陈建军，把钱还给他。”

“你……”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化为一声叹息，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有失望，有无奈，也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李卫国，你非要这样吗？”

“方惠，我知道你生气，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为这个家好。”我坐下来，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但是，这二十万，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不把它拔出来，我这辈子都过不安生。我们穷点，苦点，没关系，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心里踏实，比什么都强。”

“你去了，要是找不到他怎么办？深圳那么大。”她的语气软了下来，带上了担忧。

“我只有他一个手机号，还有一个他提过的公司大概的名字。我到了那边再想办法。找不到，我就一直找。”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决。

方惠沉默了很久，最后，她站起身，走进了房间。

再出来时，她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递给我。

“这里面有两千块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你带上，路上用。还有，这件外套也带上，火车上冷气足。”

我接过布包和外套，鼻子一酸，眼眶有点热。

“你……不生我气了？”

“生气！”她白了我一眼，但眼圈却红了，“我生你这个榆木疙瘩的气！但我更怕你在外面受苦。早点去，早点回。家里有我。”

那一刻，所有的争吵和冷战，都烟消云散了。

我用力抱了抱她。这个为我，为这个家操劳了半辈子的女人，她的身体是那么单薄。

“我很快就回来。”

踏上南下的火车，我的心情很复杂。

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那个在电视上、在别人口中繁华得如同梦境一样的城市。

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

我靠在窗边，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远处的山峦，思绪万千。

我给陈建军打了个电话，想告诉他我过去了。

但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心里一沉。

我又接连打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还是说，他换号了？

我打开手机，翻出之前他发给我的短信。上面有一个他公司的名字，叫“建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了。

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我几乎没怎么合眼。脑子里一直在想，到了深圳，该怎么找他。

是去工商局查公司地址？还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满大街地找？

火车终于抵达了深圳北站。

一走出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夹杂着都市的喧嚣扑面而来。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人群，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忙碌。

这座城市，跟我生活了半辈子的那个安逸小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茫然和无助。

我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只要八十块钱，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

放下行李，我顾不上休息，拿出手机开始在地图上搜索“建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搜索结果出来，有好几个同名的。

我一个个地看地址，发现其中一个，就在离我不远的宝安区一个工业园里。

我精神一振，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我立刻打车，直奔那个地址。

出租车在迷宫一样的城中村和工业区里穿行，最后停在了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工业园门口。

我按照地图的指示，找到了那栋楼，然后爬上三楼。

三楼的走廊很长，两边都是小公司的玻璃门。

我找到了那家挂着“建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牌子的公司。

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愣住了。

公司大门紧锁，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白色的A4纸。

上面用黑色的宋体字，打印着几个大字：

“旺铺招租”。

下面还有一个联系电话。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第6章 繁华背后的真相

我站在那扇紧锁的玻璃门前，呆立了很久。

透过玻璃，我能看到里面空空荡荡，办公桌椅都搬走了，地上散落着一些废纸和杂物。

怎么会这样？

陈建军不是说公司开得好好的，忙得脚不沾地吗？

我掏出手机，不死心地又拨了一遍他的号码，依旧是关机。

我试着拨打了招租广告上的电话。

一个操着浓重本地口音的男人接了电话。

“喂，你好，请问原来在这里办公的那家电子公司，是搬走了吗？”我急切地问。

“搬走？是倒闭了啦！”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不耐烦，“欠了我们三个月租金和水电费，老板跑路了！你要租就快点，很多人问的！”

“倒闭了……跑路了……”

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挂了电话，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陈建军的公司倒闭了，他人也联系不上。他是不是真的像房东说的那样，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

那他留在我车里的那二十万，哪里是什么闲钱，分明就是他最后的救命钱！

他把唯一的退路留给了我，自己却走进了绝境。

想到这里，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不行，我必须找到他！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着。

我在深圳没有别的熟人，唯一的线索，就是陈建军。

我开始用最笨的办法找他。

我拿着手机里存着的一张我们当年的合影，在那个工业园里，逢人就问。

“你好，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他叫陈建军，以前在这里开公司的。”

大部分人都只是匆匆瞥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

深圳的节奏太快了，没有人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停下脚步。

我从保安问到清洁工，从旁边公司的小职员问到楼下快餐店的老板。

一连两天，我跑遍了整个工业园和附近的城中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却一无所获。

带来的钱，在快速地消耗着。

第三天晚上，我又累又饿，坐在一个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吃着刚买的泡面。

看着街上霓虹闪烁，车来车往，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挫败感将我包围。

我是不是太天真了？在这么大一个城市里找一个存心躲起来的人，简直是大海捞针。

我是不是该放弃了？拿着那笔钱回家，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是一闭上眼，陈建军那张憨厚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我仿佛能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满脸愁容，走投无路的样子。

不行！我不能走！

我猛地站起来，把泡面桶扔进垃圾桶。

只要他还在这个城市，我就一定能找到他！

我又想起了那个招租的房东。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我再次拨通了房东的电话，这次我的态度非常诚恳。

“老板，您好，又是我。我不是要租房子，我是那个倒闭公司老板的朋友，从老家来找他的，他可能出事了，家里人都很着急。您能不能行行好，提供一点线索？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或者您知道他住在哪里？”

或许是我的语气打动了他，电话那头的房东沉默了一会儿。

“唉，你们这些外地人，来深圳打拼也不容易。”他叹了口气，“他没留下什么东西，就一堆破烂。不过……我好像听他说过，他租的房子，在附近的白石洲。”

“白石洲？”

“对，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很多人都住那里。”

这个线索，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第二天，我直奔白石洲。

白石洲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复杂。

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挤在一起，遮天蔽日。狭窄的巷子里，各种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着，头顶上终日滴着空调水。

这里面住了几十万人，找一个人，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用我的笨方法。

我拿着照片，从巷头问到巷尾，从士多店老板问到收废品的大爷。

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脚上磨出了水泡，嗓子也喊哑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我在一个卖手机贴膜的小摊前问路，摊主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他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说：“大叔，这个人我好像见过。”

我激动得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在哪见过？”

“他好像就住在那边那栋楼，前两天我还看到他半夜在楼下抽烟，愁眉苦脸的。”小伙子指了指不远处一栋看起来格外破旧的楼。

我连声道谢，几乎是跑着冲了过去。

那是一栋七层高的农民房，没有电梯。我顺着又暗又窄的楼梯，一层一层地往上找。

每一层的格局都一样，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十几户用木板隔开的单间。

走廊里堆满了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和饭菜混合的奇怪味道。

我一边走，一边喊着陈建军的名字。

“陈建军！建军！你在吗？”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没有人回应。

当我走到六楼的时候，一个房门突然开了一道缝。

一个熟悉，却又无比憔悴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

是陈建军。

他瘦了，也黑了，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躲闪。

和我记忆中那个高大挺拔、意气风发的军人，判若两人。

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他脸上的惊恐，变成了极度的震惊和羞愧。

他下意识地想关上门。

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用手抵住了门。

“建军！是我！李卫国！”

我们两个，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就这么僵持着。

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最终，他还是卸下了所有的力气，缓缓地松开了握着门把的手。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第7章 最有价值的一次“修理”

房间里很暗，窗户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味和泡面味。

一张小床上，被子胡乱地堆着。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个泡面桶。

这就是陈建军的“公司”和“家”。

他低着头，不敢看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老李……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干涩。

我把背包放在地上，走到他面前，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捶了他一拳。

他踉跄了一下，没有还手，只是咧了咧嘴，笑得比哭还难看。

“对不起，老李……我给你丢人了。”

“你丢的不是我的人，是你自己的人！”我吼道，眼睛却红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还跟我说开公司当老板？你当我是外人吗？”

他沉默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我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

我看到了他桌上那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显示着一些电路设计图。旁边散落着一些电子元件和焊接工具。

“到底怎么回事？”我坐下来，语气缓和了一些。

在我的追问下，陈建军断断续续地讲了他的经历。

他来到深圳，确实是想干一番事业。他用所有的转业费和积蓄，注册了公司，租了办公室，招了两个人，想做自己擅长的电子产品研发。

一开始，靠着部队里积累的人脉和技术，也接了几个小单子，但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他的产品没有核心优势，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为了维持公司运转，他到处借钱，甚至借了高利贷。

最后，资金链彻底断裂，公司倒闭，员工遣散，他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二十万，是我准备东山再起的最后一笔钱。”他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愧疚，“我怕债主找上门，就把它藏在了车里。卖车给你的时候，走得太匆忙，加上那段时间焦头烂额，我……我竟然给忘了。”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车已经到你手上了。我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觉得太丢人了，没脸见你。后来债主逼得紧，我怕连累你，就把手机卡扔了，躲到了这里。”

他说着，一个一米八几的汉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本来想着，在这里接点私活，画画图纸，做做方案，等攒够了钱，再回去找你，把车钱和那二十万都还给你。没想到……”

我听着，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就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哪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想的，依然是不给我添麻烦。

我从背包里拿出那张存着二十三万的银行卡，放在他面前。

“卡里是二十三万。二十万是你的，另外三万，是我这个当哥哥的，给你东山再起的本钱。密码是你的生日。”

陈建军看着那张卡，猛地抬起头，眼里的泪水终于决堤。

“不，老李，我不能要！我自己的窟窿，我自己补！”他把卡推了回来。

“你还当我是你哥，就把这钱收下！”我把卡硬塞进他手里，“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垮了，就什么都没了！你忘了我们在部队宣的誓吗？不抛弃，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他喃喃地念着这六个字，泪如雨下。

他不再推辞，紧紧地握住了那张卡，仿佛握住的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

我才知道，他为了省钱，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泡面。为了赶一个私活的图纸，他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

看着他憔悴的样子，我拉着他下楼，在楼下的小饭馆里，点了一桌子菜。

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个饿了很久的孩子。

吃完饭，我没有急着走。

我回到他的出租屋，看了一下他正在做的那个项目。是一个小家电的控制电路板。

“这个方案，客户不满意，说成本太高，性能不稳定。”陈建

军叹了口气。

我拿起图纸，仔细看了起来。凭着我多年修理各种机械电子设备的经验，我发现他的设计里，有几个地方确实可以优化。

“这里，可以用一个更便宜的芯片替代，功能一样。”

“这个滤波电路，可以简化一下，效果差不了多少。”

我拿起笔，在他的图纸上修修改改。然后，又拿起他的焊接工具，按照我的想法，重新做了一个样品。

陈建军在一旁看着，眼睛越睁越大，从怀疑，到惊讶，再到恍然大悟。

“老李，你……你还懂这个？”

“你忘了？在部队的时候，雷达站的控制系统，不就是我修好的吗？”我头也不抬地说道，“万变不离其宗。”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帮他把整个方案优化了一遍。成本降低了近百分之三十，稳定性也大大提高。

当我把那个小小的，焊点光滑的电路板交给他时，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老李，你这手艺，可比我这个科班出身的强多了。”

“我这是野路子，熟能生巧罢了。”我拍拍手上的焊锡末，“你把这个交给客户，肯定没问题。”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次深圳之行，最有价值的，不是我还了那二十万，而是这次“修理”。

我修好的，不仅仅是一块电路板，更是我兄弟丢失的信心和希望。

第二天，我要走了。

陈建军把我送到火车站，他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衣服，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

“老李，谢谢你。”检票口，他紧紧地抱住我，“等我，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连本带利。”

“我不要你的利息。”我拍拍他的背，“我只要你，像个爷们一样，重新站起来。”

“一定！”

火车开动，看着窗外那个向我用力挥手的身影，我知道，那个我熟悉的陈建军，回来了。

回到家，方惠已经做好了饭菜等我。

她没有问我钱还不还，只是问我：“找到他了吗？他……还好吗？”

我点点头：“找到了。不太好，但以后会好的。”

我把在深圳的经历告诉了她。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夹了一筷子菜，眼圈红红地说：“你做得对。要是真留下那钱，我们一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我笑了。

窗外，夕阳正好。

那台墨绿色的老吉普，静静地停在楼下。它的空调还没修好，但我觉得，那已经不重要了。

它在我眼里，不再是一堆钢铁，而是一座丰碑，见证了一段比金钱更贵重的情义，也见证了一个普通人，在诱惑面前，最朴素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