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参加红军12年，回乡后发现家人无恙，感慨阎锡山重乡情

（1937年8月，太原城外）“老徐，离家十二年，是不是想家？”周恩来侧过头，用几乎听不见的音量问。徐向前眨了下眼，没回答，只把车窗摇到一半，黄土地的热风卷进来，吹得警卫员眯起了眼。

车子正在去往山西省政府公署的路上。阎锡山同意和八路军谈判，可细节繁琐，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来了，唯独把出面跑腿的活儿交给了徐向前。理由简单——五台老乡，阎锡山多少会给面子。徐向前心里明白这一点，也明白自己还有一件私事：探亲。

短短一句“探亲”背后，是一条自1925年就再没重踏的归途。那一年，他从武汉军校毕业直奔鄂豫皖；转年，枪声与泥泞伴随他一路到川陕；六年过去，红四方面军从三千人滚成十几万，他的头发却被风沙磨得发黄。期间，家书难寄，音讯全无。生死未卜的父母、弟妹，像一道锈迹斑驳的门，始终关在记忆深处。

到太原的第三天，谈判进入僵局。阎锡山既想抗日，又怕地盘被共军分薄，话拐了三道弯还是离不开“晋绥主权”。周恩来看出火候，示意暂缓。夜里，朱德一句“回村看看，顺带给对方一点情面”，尘埃落定。阎锡山很爽快，派出一辆福特旧轿，外加两名宪兵“护送”。

五台县永安村距太原不过百里，却要翻山越岭。刚进村口，徐向前就听见一声喊：“二哥回来了！”是妹妹。院门吱呀开，父亲徐懋淮仍穿着半旧长衫，胡子白了一圈，母亲盘坐在西厢房窗下，双手合十，口里念着佛号。那一刻，徐向前胸口一热，却只吐出两个字：“我回。”

让他意外的是，土坯房、几亩薄田都在，家中甚至没有被抄查过的痕迹。饭桌上，妹妹悄声说：“这几年阎部来过几次，问问情况就走了。”原来，阎锡山曾给县里打招呼：永安村徐家是书香门第，概不叨扰。徐向前听完，微微点头，心里五味杂陈——十二年刀光血影，家乡却因一句“同乡”而风平浪静。

若把视线拨回二十年前，两人交集还只是“名字”。1911年，辛亥风暴席卷太原，十岁的徐向前在私塾第一次听到“都督阎锡山”这个名号。阎彼时已是山西新军魁首，成天忙着裁辫、改旗、组政务。小徐对这些并无概念，只记得先生让大家剪掉辫子，换新课本。

天意似乎在暗中牵线。1919年春，阎锡山筹办的山西国民师范扩招，徐向前托哥哥之力报考，一道“体格检查”把他筛了进来。那所半军事化学校，文化课与刺刀操并列，每周还有阎系军官讲“行军布阵”。徐向前第一次摸真枪，才发现自己对军事并非全无天赋。

1925年，徐向前转入武昌中央军校分校。就在他投入革命时，阎锡山正被北洋系、奉系、直系夹缝挤压，既反奉又抗蒋，一度风雨飘摇。中原大战失败后，阎赴大连闭门读书，常与幕僚议论“共产主义为何能赢民心”。有人劝他“严剿”，有人劝他“多筹粮”。阎却嘀咕：“先得看山西老百姓怎么想。”

此举在当时颇另类。对阎来说，乡情是政治筹码，也是心理护栏。山西地处晋北高寒，宗族网络稠密；倘若大规模抄家灭门，一旦舆论失控，晋绥军镇压再狠也守不住后方。阎自认比蒋介石“多两分人情味”，甚至公开宣称：“管事也得管心。”这番思路，与徐向前后来倡议“党政军先做群众工作”竟有不谋而合之处。

当然，阎锡山并非慈祥伯父。1927年“五九事件”，太原街头血溅学子，薄一波差点命丧礼堂。阎对共产党绝不手软，只是手段更隐蔽：比起南京那边的大逮捕，他更爱“清法”——停课、停粮、断报刊。“先拔思想之根，再断干部之源”，是他常对徐永昌挂在嘴边的话。

回到永安村那个夜晚，父亲拉着徐向前在月下走了一圈，轻声问：“你这一走，可还有归期？”徐向前摇头：“国家未安，谈归期为早。”第二天一早，他在祖坟前磕了三个头，悄悄把一封短信塞到母亲经书里：“倘若阎军再问，就说家中无人从军。”

临别时，村口已有几位阎部宪兵等候。带队军官用五台土话递上一包干粮：“徐师长，太原还有公务。咱们走吧。”语调平实，没有多余动作。徐向前点头上车，不再回望。他清楚，阎锡山保了徐家，也保了他自己在五台的名声；可若真刀真枪对峙，乡情挡不住子弹。

几周后，平型关、娘子关相继打响。八路军和阎系部队间或协同、间或暗斗，战地局势复杂得像山西地形本身。徐向前回到前线指挥115师，夜里整理地图时，偶尔会想到永安村的灯火。那一点微光，并不能改变民族存亡的大局，却让他在最艰难时刻明白——哪怕斗争残酷，人心仍有温度。

有人后来评价阎锡山：“善变而不卖国。”这话不算抬爱。阎在政治棋局中翻云覆雨，可对故土却始终抱有“不能让家乡沦陷”的本能。正因此，太原会战虽然溃败，他依旧带残兵从忻口杀出血路，坚持到1945年。

而对于徐向前，家人之所以能在风浪中平安，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一是阎对同乡的照顾；二是山西特殊的宗族生态；三是这位红军将领父亲在乡里积攒的口碑。三股力量合力，为徐家撑起了一把“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伞。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阎锡山飞往台湾。徐向前此时已是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太原攻克后，他命令部队“凡五台县，各户秋收自理，不得扰民”，那是他留给乡亲的交代。老父早逝，母亲仍供佛，妹妹已搬到县城。旧屋空着，墙上还挂着他当年写的四个字：敬业修德。

多年后，回忆起1937年的那次探亲，徐向前只是淡淡一句：“阎锡山好也罢，坏也罢，对我家算有情。我记着。”未评功过，只记人情。这句平静的评价，或许正是那段曲折历史里最耐人寻味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