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被学校劝退，我问校长：你了解我爸？校长：你爸算啥人物

那年是1998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凶。

知了在窗外声嘶力竭地叫着，声音像是要把水泥地都给烫化了。

校长办公室里，那台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的全是热风，吹在脸上，黏糊糊的。

一张白色的处分通知单，轻飘飘地落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

上面的铅字，每一个都像烧红的铁块，烙在我的眼睛里。

“留校察看，记大过一次，因影响恶劣，经校委会研究决定，予以开除学籍处理。”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塞进了一窝蜜蜂。

校长的脸在吊扇的影子下来回晃动，看不真切，只有他那副黑框眼镜，反射着窗外的白光，像两块冰。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为什么？”校长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没什么情绪，“你带头聚众斗殴，打伤了三名同学，其中一个是高三的。这个理由，够不够？”

“是他们先动手的。”我辩解，但声音小的我自己都听不见。

校长没理会我的辩解，他只是低头，用一支红笔在什么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字。那支笔的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条蛇在草丛里爬。

我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那支笔的沙沙声，和我越来越快的心跳声。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痛。

我想到了我爸。

我爸在我们那一片，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他总是很忙，开着一辆半旧的桑塔纳，车窗总是摇下来，胳膊搭在外面，手指间夹着一根烟。

很多人见了他，都会隔着老远就点头哈腰，喊一声“陈哥”。

他会从鼻子里“嗯”一声，算是回应。

他很少对我笑，也很少跟我说话，但每次我惹了事，他总能摆平。

小学时我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他提着一瓶酒一包烟就去了，回来的时候邻居还把他送到门口，满脸堆笑。

初中时我跟人打架，对方家长闹到学校，他一个电话打过去，那边就再也没了声音。

他就像我身后的一座山，沉默，但可靠。

所以，在那一刻，我想到了他。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抬头看着那个埋头写字的校长。

“校长，”我的声音有点抖，但我 cố gắng让它听起来理直气壮，“你认识我爸吗？”

我以为他会愣一下，会抬起头，会重新审视我。

我甚至想好了他接下来的反应，他可能会问我爸叫什么，然后恍然大悟，最后把那张开除通知单收回去。

但没有。

什么都没有。

校长头都没抬，手里的红笔甚至没有停顿一下。

他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含混不清的冷笑。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你爸？”

“你爸算哪根葱。”

那句话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

但落在我耳朵里，却像一颗炸雷。

轰的一声，把我心里那座叫“爸爸”的山，炸得粉碎。

我愣在那里，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里那股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味道，突然变得无比刺鼻。

吊扇转动的声音，也变得格外刺耳。

我看着校长的头顶，那里已经有些秃了，稀疏的几根头发在热风里固执地飘动。

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这个世界，我也根本不认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校长办公室的。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校园的。

夏天的太阳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生疼。

蝉还在叫，叫得我心烦意乱。

我沿着马路牙子一直走，一直走，不知道要去哪里。

路边的梧桐树叶子被晒得卷了起来，无精打采。

一辆洒水车唱着歌开过去，留下一地湿漉漉的水痕，很快又被太阳蒸发干净，只留下一股土腥味。

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那句话。

“你爸算哪根葱。”

这句话像一把锥子，在我心里钻来钻去。

疼。

不是那种皮肉之苦的疼，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凉意的疼。

原来，我引以为傲的那座山，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

原来，我以为可以遮风挡雨的港湾，其实只是一个笑话。

我一直走到天黑，走到腿都麻了，才在一个公交站台的椅子上坐下来。

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天空染成一片昏黄。

我看着来来往往的公交车，每一辆都载着满满一车的人。

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都有家可以回吗？

我掏了掏口袋，只有几张被汗浸得发软的零钱，和一把家里的钥匙。

那把黄铜钥匙，在路灯下泛着暗淡的光。

我把它攥在手心，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该回家。

我得去问问我爸。

问问他，他到底是谁。

问问他，为什么别人说他连根葱都算不上。

我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车上人很少，空荡荡的。

我靠在窗户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那些熟悉的店铺、熟悉的拐角，在这一刻都变得陌生起来。

车窗玻璃上，映出我苍白的脸。

那是一张充满迷茫和愤怒的脸。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客厅的灯亮着，我妈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电视开着，但她没看。

她一看到我，就站了起来，脸上的担忧藏都藏不住。

“怎么才回来？吃饭了没？”

我没说话，绕过她，径直往我爸的书房走去。

我爸的书房，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隔间，里面堆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书和文件。

他正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看一份图纸。

桌上的台灯，照亮了他额前的皱纹，和他鬓角的白发。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他。

我发现，他好像老了。

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无所不能，能把所有事情都扛起来的男人了。

他的背，有点驼了。

听到我进来的声音，他抬起头，扶了扶眼镜。

“回来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我想质问他，想大声地问他，你为什么骗我？你不是很有本事吗？为什么连你儿子的学都保不住？

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句干巴巴的问话。

“学校的事，你知道了？”

他点了点头，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嗯，你们班主任下午打电话了。”

“然后呢？”我追问。

“什么然后？”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

“然后你就没做什么吗？”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你就任由他们把我开除了？”

他沉默了。

书房里只有老旧空调发出的嗡嗡声。

我妈在外面客厅里走来走去，脚步声很轻，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焦虑。

“我去找过你们校长了。”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沙哑。

我心里一动，燃起一丝希望。

“他怎么说？”

“他说，规定就是规定。”

“就这？”我不甘心，“你就没跟他说你是谁？”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说了。我说，我是陈浩的父亲。”

“然后呢？”

“然后，他说，谁的父亲都一样。”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沉到了冰冷的海底。

原来，不是校长不认识我爸。

是认识了，也没用。

我爸，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可笑我之前的那些狐假虎威，可笑我之前的那些有恃无恐。

我像一个傻子，举着一面自己画的旗，就以为自己是将军。

“你不是……你不是认识很多人吗？”我做着最后的挣扎，声音都在发颤，“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就像以前一样。”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我了。

他才叹了口气，说：“小浩，以前是以前。你长大了，有些事，得自己扛。”

自己扛？

我扛得动吗？

我被开除了，我没有书读了，我以后能干什么？

我看着他，这个我叫了十几年“爸爸”的男人，第一次觉得那么陌生。

他不再是那座山了。

他只是一个，会说“没办法”的，普通的中年男人。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夜没睡。

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在地板上。

我把那张开除通知单拿出来，翻来覆覆地看。

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嘲笑我的天真。

第二天，我爸敲我的门。

“小浩，出来吃饭。”

我没理他。

过了一会儿，他又敲。

“我跟你妈，给你想了个出路。”

我还是没理他。

门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我爸的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去南方吧。我有个老战友，在深圳开了个小厂子，你去他那里，学点手艺。”

深圳。

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名字。

在那个年代，深圳对我们这种内陆小城的人来说，就意味着遍地黄金，意味着机会。

也意味着，背井离乡。

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我看了十几年的风景。

对面的居民楼，楼下的小花园，还有远处那根高高的烟囱。

这一切，我都要告别了吗？

我没有选择。

或者说，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一个星期后，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爸妈送我到火车站。

我妈一直在抹眼泪，往我包里塞各种吃的，嘱咐我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要按时吃饭。

我爸就站在一边，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

直到快要检票了，他才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全是老茧。

“到了那边，好好干。别给爸丢人。”

我点了点头，没敢看他的眼睛。

我怕我一看，眼泪就会掉下来。

我转过身，随着人流往里走。

走了几步，我还是没忍住，回了头。

我看见他站在原地，还保持着那个拍我肩膀的姿势。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看起来，那么孤单。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我恨他吗？

好像不恨了。

我只是觉得，我们父子俩，都挺可怜的。

火车是绿皮的，又慢又挤。

车厢里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奇怪的味道。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站台慢慢后退。

我爸妈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模糊的黑点。

我闭上眼睛，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

再见了，我的家。

再见了，我的青春。

火车咣当咣当，开了一天一夜。

当我从深圳火车站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

空气又热又潮，像一个巨大的蒸笼。

我按照我爸给的地址，七拐八拐，找到了那个所谓的小厂子。

那其实就是一个城中村里的家庭作坊，生产一种廉价的塑料玩具。

我爸的那个战友，姓李，我们叫他李叔。

李叔很热情，给我安排了住处，就在作坊楼上的一个小隔间里。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连窗户都没有。

一打开门，一股浓烈的塑料味就扑面而来。

“条件简陋了点，你先将就着。”李叔拍着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点头。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

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个塑料零件，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玩具。

工作很枯燥，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手就没停过。

车间里又闷又热，机器的噪音震耳欲聋。

下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

回到那个小隔间，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有时候睡到半夜，会被楼下机器的轰鸣声吵醒。

我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的人生，就要这样了吗？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了八百块钱。

我捏着那几张薄薄的，带着汗味的钞票，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靠自己双手挣来的钱。

我跑到邮局，给家里寄了五百块。

剩下的三百，我给自己买了一双新球鞋。

之前那双，鞋底已经磨平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好不坏。

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也认识了一些工友。

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是从老家出来，想在外面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

我们下班后，会一起去路边的大排档，喝着廉价的啤酒，吃着炒粉，吹着牛。

我们会聊自己的家乡，聊自己的梦想。

虽然我们都知道，梦想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点奢侈。

但至少在那个时候，在酒精和夜色的掩护下，我们可以暂时忘记现实的残酷。

有一次，我和一个叫阿强的工友喝多了。

阿强比我大几岁，是厂里的老师傅。

他告诉我，他出来五年了，每年过年才回去一次。

他说他想他妈，想他老婆孩子。

说着说着，一个一米八的汉子，就趴在桌子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拍着他的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因为我知道，他的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明天。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回到了学校，回到了那间校长办公室。

校长还是那副样子，坐在办公桌后面，冷冷地看着我。

他又问了我一遍：“你爸算哪根葱？”

这一次，我没有愤怒，也没有迷茫。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爸，就是我爸。”

梦醒了。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

楼下，机器又开始轰鸣。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有点明白我爸当初说的那句话了。

“有些事，得自己扛。”

是啊，路是自己走的，谁也替不了。

在厂里待了半年，我渐渐摸清了所有工序。

李叔看我肯学，也肯吃苦，就让我做了小组长。

工资涨了一点，活也轻松了一点。

但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充满塑料味的车间里。

我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去夜校读书。

我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

在那个年代，电脑还是个稀罕物。

我觉得，这东西以后肯定有大用。

学费很贵，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每天下班，我饭都顾不上吃，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二十多公里的路去上课。

晚上十点下课，再骑回来，常常已经半夜了。

很累，真的很累。

有好几次，我骑在半路上，累得差点睡着，连人带车摔在地上。

我趴在地上，看着满天的星星，突然就很想哭。

我想我爸，想我妈。

我想那个虽然不富裕，但很温暖的家。

但我不能哭。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扶起自行车，继续往前骑。

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了。

我只能往前走。

学了一年，我拿到了结业证书。

我拿着那本证书，辞掉了厂里的工作。

李叔劝我，说我走了太可惜，他正准备提拔我当车间主任。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知道，我想要的天空，不在这里。

我开始找工作。

但现实，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我没有文凭，没有经验，只有一本电脑培训班的结业证书。

很多公司，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跑了一个多月，身上的钱都快花光了。

最惨的时候，我连续吃了三天泡面。

那天晚上，我躺在租来的小单间里，饿得睡不着。

我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发霉的斑点，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是不是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安安分分地待在厂里？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面试电话。

是一家很小的电脑组装店。

老板看了我的证书，又让我现场操作了一下，就当场拍板，录用了我。

试用期工资，一千二。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我终于，可以靠我学到的东西，养活自己了。

那家店很小，只有我和老板两个人。

老板姓王，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人很随和。

我的工作，就是帮客人组装电脑，修电脑。

活不重，但很杂。

有时候，还要跟着老板出去跑业务。

虽然辛苦，但我做得很开心。

因为我每天都在接触我喜欢的东西。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电脑的一切知识。

王哥看我好学，也很愿意教我。

他教我怎么看配置，怎么选硬件，怎么装系统，怎么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我的技术，突飞猛进。

半年后，我已经成了店里的顶梁柱。

很多老顾客，都点名要我来修。

王哥给我涨了工资，还给了我提成。

我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我从那个潮湿的小单间，搬到了一个有阳台的单身公寓。

我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我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钱，比以前多了一倍。

我妈在电话里，总是很高兴，说我长大了，懂事了。

我爸还是那样，话不多。

每次都是我妈说完，他才接过电话，不咸不淡地问几句：“在那边还习惯吗？钱够不够花？”

我说，习惯，够花。

然后，就是一阵沉默。

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他好像，也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2000年的夏天，我回了一趟家。

那是我出来两年后，第一次回家。

我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站在家门口，心里竟然有些紧张。

开门的是我妈。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就红了。

“回来啦。”

“嗯，回来了。”

我爸从书房里走出来，看到我，也只是点了点头。

“回来了。”

还是那两个字。

但这一次，我听出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那声音里，好像多了一丝温度。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都是我喜欢吃的。

我爸拿出了一瓶藏了很久的白酒，给我倒了一杯。

“长大了，陪我喝点。”他说。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烧得我胃里暖暖的。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慢。

我跟我妈说着我在外面的事，好的说，坏的也说。

我妈听着，一会儿笑，一会儿又抹眼泪。

我爸就坐在旁边，默默地喝酒，偶尔插一两句话。

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带着审视和失望的眼神。

而是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像是欣慰，又像是骄傲的眼神。

那天晚上，我们爷俩都喝多了。

我妈把我们扶到床上。

我躺在自己熟悉的床上，闻着被子上阳光的味道，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我爸在隔壁跟我妈说话。

“你看，我说吧，这孩子，是块料。”

“当初你还怪我，说我心狠，把他一个人扔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不逼他一把，他怎么能长大？”

我妈好像在哭，声音很小。

“我就是心疼他，你看他，瘦了那么多。”

“男人嘛，吃点苦，怕什么。”

我爸的声音，带着醉意，但很清晰。

“他现在，知道路该怎么走了。以后，就不用我操心了。”

我把头埋在枕头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用了一种，我当时无法理解的方式，来爱我。

他不是把我推开，他是把我推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他不是炸掉了我心里的那座山。

他是让我自己，去成为一座山。

在家待了半个月，我又回了深圳。

走的时候，还是我爸送我。

在火车站，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拿着，穷家富路。”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我不要，我有钱。”我把信封推回去。

“拿着！”他把眼睛一瞪，是我熟悉的那种严厉，“这是爸给你的，不是借你的。”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刻下痕迹的脸。

我突然很想抱抱他。

但我没敢。

我们那代人，不习惯用这种方式表达感情。

我只能把信封收下，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爸，你放心吧。”

“嗯。”他应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摆了摆手，“走吧，车要开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高大，但不再伟岸。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条河，已经消失了。

回到深圳，我工作更卖力了。

王哥的店，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从一个小小的门面，换成了一个两层楼的大店。

员工也从两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人。

我成了店长，负责技术和管理。

2003年，非典来了。

整个城市，都陷入了一种恐慌。

街上的人少了，生意也一落千丈。

很多店铺都关门了。

王哥也动了关店的念头。

我劝他再坚持一下。

我说，危机，也是机会。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敢出门，但对电脑的需求，反而更大了。

我们可以做上门服务。

王哥被我说动了。

那段时间，我带着几个技术员，每天戴着厚厚的口罩，穿梭在深圳的各个小区。

我们给人家修电脑，装系统，调试网络。

很辛苦，也很危险。

但我心里，有一股劲。

一股不服输的劲。

这股劲，是我爸给我的。

非典过后，我们的店，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名声更响了。

很多人都知道，在华强北，有一家叫“兄弟电脑”的店，技术好，服务好，讲信誉。

我们的生意，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2005年，我用自己攒的钱，加上跟王哥借的一部分，入股了这家店。

我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之一。

那一年，我25岁。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的时候，他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我妈压抑的哭声。

和我爸那一声，长长的，如释重负的叹息。

后来，我把他们接到了深圳。

我在一个很好的小区，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

他们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

嫌楼太高，嫌电梯太快，嫌菜市场的菜没有家里的新鲜。

我爸更是闲不住，每天都要下楼去溜达。

他会跟小区里的老头下棋，会去旁边的公园打太极。

但他从来不问我生意上的事。

他好像觉得，那是我的世界，他不懂，也不想干涉。

有一次，我带他去我的店里。

他看着那些忙碌的员工，看着那些摆得整整齐齐的电脑配件，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在角落里，默默地抽了一根烟。

回去的路上，他突然问我：“还记得当年那个校长吗？”

我愣了一下。

那个名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了。

“记得。”我说。

“不恨他了？”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得对。”我看着车窗外，深圳繁华的夜景，轻声说，“我爸，确实算不了哪根葱。”

“但是，”我顿了顿，转过头，看着他，“他是我爸。”

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开心。

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像一朵，在岁月里绽放的，菊花。

22008年，汶川地震。

我代表公司，捐了一百万。

还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团队，去灾区帮忙。

在灾区的那一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月。

我看到了太多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光辉。

我看到一个父亲，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撑起一片生存的空间。

我看到一个老师，用自己的血肉，护住了讲台下的几个学生。

我看到无数的解放军战士，不眠不休，用双手刨开废墟，寻找幸存者。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我爸。

我想，他也是这样的男人。

平凡，但伟大。

他们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但他们会用自己的肩膀，为家人，为国家，扛起一片天。

从灾区回来，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回家乡，去投资建厂。

我要为我的家乡，做点什么。

很多人不理解。

他们说，深圳的机会更多，发展更好。

我说，我知道。

但那里，是我的根。

我把深圳的公司，交给了王哥打理。

我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了那个我离开了十年的小城。

小城变化很大。

高楼多了，马路宽了，但那份熟悉的亲切感，还在。

我成立了一家电子公司，主要生产电脑外设。

我把厂址，选在了离我母校不远的一片开发区。

开工那天，我站在厂门口，看着工人们把一块写着“启航电子”的牌子挂上去。

阳光照在上面，金光闪闪。

我突然，很想回母校看看。

我开着车，来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校门口。

学校已经翻新了，教学楼更高了，操场也变成了塑胶的。

唯一没变的，是门口那两棵高大的梧桐树。

我把车停在路边，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看到很多穿着校服的学生，嘻嘻哈哈地从我身边走过。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一个保安走了过来，问我找谁。

我说，我找你们校长。

保安说，老校长已经退休了，现在是新校长。

我问，那老校长，你知道他住哪吗？

保安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一个很老旧的小区。

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戴着一副老花镜。

他看着我，眼神有些迷茫。

“你找谁？”

我看着他，这张脸，虽然老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他。

那个当年，把我赶出校门的校长。

“校长，是我。”我说。

他扶了扶眼镜，凑近了看我。

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

“你是……陈浩？”

“是我。”

他把我让进屋。

屋子很小，很简陋。

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款式。

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药味。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

“你怎么找到这来的？”他问。

“我回来看了看学校，问了保安。”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一时无话。

气氛有些尴尬。

还是他先开了口。

“在外面，混得不错吧？”

“还行。”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那就好。”他搓着手，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让我又敬又怕，甚至有些恨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心里的那点芥蒂，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校长，”我开口说，“当年的事，我不怪你。”

他愣了一下，然后摆了摆手。

“不，当年的事，是我不对。”

他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当时，是认识你爸的。”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你……认识我爸？”

“嗯。”他点了点头，“何止是认识。”

他站起来，从一个旧柜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相册。

他翻到其中一页，指给我看。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是我爸。

另一个，就是他。

他们勾肩搭背，笑得一脸灿烂。

“我们是一个部队的兵。”他说，“你爸，是我的班长。”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这怎么可能？

“那……那你当年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说，是吗？”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愧疚，也有无奈。

“你爸那个人，你了解。一辈子的硬骨头，从来不求人。”

“你出事之后，他来找过我。不是来求情，是来道歉的。”

“他跟我说，是他没教好儿子，给学校添麻烦了。”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当时，也很为难。你打的那个学生，他家里有点背景，一直揪着不放。”

“我要是不处理你，我就得被处理。”

“但是，我更知道，如果我因为你爸的关系，就放你一马，那才是真的害了你。”

“你当时那个样子，太浮了。总觉得天老大，你老二，你爸老三。”

“总觉得，不管出了什么事，你爸都能给你兜着。”

“我如果不把你那点可笑的优越感打掉，你这辈子，就毁了。”

“所以，我故意说了那句狠话。”

“我知道那句话会伤到你，但长痛不如短痛。”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谁也靠不住，能靠的，只有你自己。”

“你爸是个英雄，在部队的时候，他为了救我，自己被弹片划伤了后背，现在阴雨天还疼。”

“但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

“他转业回来，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安排，但他都放弃了。他说，他不想靠着那点功劳过一辈子。”

“他跟我说，人活着，得活得硬气。”

“我希望他的儿子，也能活得硬气。”

老校长说着，眼圈红了。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原来，是这样。

原来，真相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是我爸不够强大，是我家没有背景。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世界太现实，太残酷。

到头来，我才是那个最傻的人。

我误会了我爸，也误会了校长。

他们一个用沉默，一个用决绝，联手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他们把我从悬崖边上，推了下去。

不是为了让我摔死。

是为了让我，学会飞翔。

我从老校长家里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开着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

我的眼泪，一直在流。

我把车停在一条河边。

我下了车，走到桥上。

我看着桥下，缓缓流淌的河水。

我想起了我爸。

我想起他那双粗糙的手，想起他那微驼的背，想起他那沉默的爱。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是我爸的声音，带着一点睡意。

“爸。”我喊了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哽咽着，泣不成声。

“怎么了？”电话那头，他的声音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擦了擦眼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我就是……想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听到他，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温柔的声音说：

“傻小子。”

“爸也想你。”

挂了电话，我蹲在桥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我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心酸，所有的思念，都哭了出去。

哭完了，我站起来，看着远方城市的灯火。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的公司，发展得很快。

几年时间，就成了我们市的纳税大户，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问题。

我没有忘记我的母校。

我以公司的名义，给学校捐了一栋教学楼，一个图书馆。

我还设立了一个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教学楼落成那天，学校请我回去剪彩。

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年轻的脸。

我看到了新校长，看到了很多陌生的老师。

我也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我的父亲，和那位已经走不动路，需要人搀扶的老校长。

他们看着我，都在笑。

我拿起话筒，清了清嗓子。

我说：“同学们，我曾经，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而且，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台下一片哗然。

我笑了笑，继续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被学校开除，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人生，就完蛋了。”

“我曾经也这么觉得。”

“但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人生，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一时的跌倒，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跌倒，并且，有勇气重新站起来。”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你永远的靠山。”

“你的父母，会老去。”

“你的朋友，会有自己的生活。”

“唯一能让你站直了，走下去的，是你自己的双脚，和你那颗，不服输的心。”

“最后，我想把一句话，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也送给我自己。”

“永远不要问，你爸是谁。”

“要让别人，在很多年后，羡慕地问你的孩子：”

“‘你爸，是哪根葱？’”

我说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到我爸，站了起来，用力地鼓着掌。

他的眼眶，湿了。

老校长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走下台，走到他们面前。

我先是给了老校长一个拥抱。

“谢谢您。”我说。

然后，我走到我爸面前。

我看着他，这个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方向的男人。

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

“爸，”我在他耳边，轻声说，“谢谢你。”

他拍着我的背，手很重，很稳。

就像当年，在火车站送我时一样。

“好小子。”他说，“没给爸丢人。”

那一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我知道，我心里的那座山，已经长成了我自己的模样。

它高大，挺拔，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