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开了个发廊，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进来，说：给我洗个头

很多年后，林曼成了我儿子的干妈。她来理发店时，总爱摸着那把已经磨出包浆的旧木椅扶手，笑着问我，“建国，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那副见了鬼的表情？”

每当这时，我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窗外早已变了模样的街道，感觉那股独属于1996年的、混杂着廉价洗发水香味和夏日燥热的空气，又一次灌满了我的肺。

二十多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愣头青变得两鬓斑白，也足够让一段被街坊邻里戳着脊梁骨议论的“风流韵事”，沉淀成一段可以笑着说出口的往事。

那一切，都得从199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从那个挂着“建国发廊”招牌的小店，迎来它最特殊的一位客人开始。

第1章 那个穿吊带裙的女人

1996年，我二十二岁，刚从跟着师傅学艺的理发铺里“出师”，用父母攒了大半辈子的两万块钱，在镇子东头的老街上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这家“建国发廊”。

名字是我爸给起的，他说，“建国”，踏实，响亮，一听就是个本分人开的店。

我的店也确实本分。十来个平方，两把理发椅，一面大镜子，墙上贴着几张过时的港星海报。来的客人都是街坊四邻，大爷们剃个平头，大妈们烫个“菜花卷”，孩子们剪个学生头。生意不好不坏，一天下来，刨去成本，能赚个二三十块，我心里就挺美。

那天下午，日头毒得能把柏油路晒化了。店里的老式吊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刚送走一位来修刘海的大姐，正靠在椅子上打盹，门口的风铃“叮铃”一声脆响。

我以为又是哪个熟客，头也没抬，有气无力地喊了句：“来了？坐，先凉快会儿。”

半天没听到回音。

我奇怪地睁开眼，一瞬间，睡意全无。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那年头，我们镇上的女人，夏天穿得最大胆的，也就是个短袖衬衫配长裤。而眼前的这个女人，穿着一条鲜红色的吊带裙，裙摆堪堪遮到大腿。两条细细的带子挂在光洁的肩膀上，露出大片的皮肤，在午后晃眼的阳光里，白得刺眼。她化着浓妆，红唇惹眼，手里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正轻轻地往外吐着烟圈。

她就那么倚着门框，眼神在我这间小小的发廊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脸上，嘴角微微一挑。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脸瞬间就红到了脖子根。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实里见到穿得这么……这么“清凉”的女人。这模样，跟录像厅里那些港片里的“坏女人”一模一样。

“老板，”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带着一丝慵懒的磁性，“给我洗个头。”

说着，她踩着一双红色高跟鞋，“哒、哒、哒”地走了进来，一屁股坐进了那把老旧的理发椅里。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混杂着烟草味，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盖过了我熟悉的洗发水味道。

我僵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怎么？不做生意？”她从镜子里看着我，又问了一句。

“做，做！”我这才如梦初醒，赶紧从旁边的水壶里倒了杯凉白开递过去，“姐，您喝水。”

她没接，只是把烟在门口的台阶上摁灭了，然后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一副“我准备好了”的架势。

我深吸一口气，心里默念着“顾客是上帝”，走到她身后。可当我的手准备碰到她头发的时候，我又犹豫了。她的头发很长，染成了时髦的栗色，发梢还烫着大波浪。关键是，她的脖颈和后背就那么毫无遮拦地露在我眼前，我甚至能看到她背上一颗小小的黑痣。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手心里全是汗。

“小老板，第一次见着女人啊？”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窘迫，闭着眼，嘴角却带着一丝揶揄的笑意。

“没……没有。”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赶紧打开水龙头，胡乱地调试着水温。热水器的轰鸣声暂时掩盖了我的尴尬。

我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显得专业、自然，不去看不该看的地方。可眼睛就是不听使唤，总会从镜子里瞥到她那张明艳的脸，还有那身扎眼的红裙子。

整个洗头的过程，我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店里只有哗哗的水声和老吊扇的呻吟声。我能感觉到，街上路过的人，目光都像带着钩子似的，往我这小店里探。隔壁杂货铺的张婶，更是借着扇扇子的名义，在门口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那眼神，跟看什么西洋景似的。

好不容易洗完了，我用毛巾给她包上头发，轻声问：“姐，吹干吗？”

“吹干。”她言简意赅。

我拿出吹风机，嗡嗡的风声再次响起。热风吹起她的发丝，也吹得那股陌生的香水味更加浓烈。我这才发现，她虽然妆浓，但皮肤底子很好，闭着眼睛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她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可眼神里却有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沧桑。

吹干头发，她站起身，从一个精致的小皮包里掏出五块钱，拍在桌上。

“不用找了。”

那时候洗个头，连吹干带造型，也才三块钱。

她说完，转身就走，红色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午后显得格外清晰。我看着她的背影，那身红裙子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

她一走，张婶立刻就凑了过来，压低声音，一脸神秘地问我：“建国，这女的是谁啊？看着不像咱们镇上的人啊。穿成这样，啧啧，不正经。”

我摇摇头：“不认识，第一次来。”

“你可得小心点，”张婶用扇子指了指那把椅子，好像上面还残留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种女人，八成是在县城歌舞厅里做的。离她远点，别惹上什么麻烦。”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乱糟糟的。

我低头看着桌上那张五块钱的票子，还有旁边她摁灭的那个烟头，上面还留着一圈淡淡的口红印。

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我只知道，从这个下午开始，我这间本分老实的“建国发廊”，好像要变得不再那么平静了。

第2章 风言风语和一碗面

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名叫林曼。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她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只是个匆匆过客，而是成了我店里的常客。

她大概每隔三四天就会来一次，总是在午后最清闲的时候。她不再穿那件惹眼的红裙子，但打扮依旧时髦，有时候是紧身的牛仔裤，有时候是露着肩膀的T恤。在那个连穿无袖衫都需要勇气的九十年代小镇，她的出现，本身就是一道过于鲜明的风景线。

她每次来，话都很少，就是要洗个头。然后就闭着眼睛，任由我摆弄。我渐渐地也没了第一次的局促和紧张，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客人。

我发现她其实很爱干净，头发总是打理得很顺滑。她也很安静，不像镇上其他的女人，喜欢一边做头发一边家长里短地闲聊。她只是静静地坐着，仿佛在享受那片刻的安宁。

但小镇的嘴是藏不住秘密的，尤其是关于一个“来路不明”的漂亮女人。

很快，关于林曼的各种传闻就开始在街坊邻里间流传。

“听说了吗？东头那个‘建国发廊’，最近总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去。”

“就是那个啊，我见过的！穿得跟没穿一样，听说是在县城‘天上人间’那种地方上班的！”

“哎哟，那建国那孩子多老实啊，可别被这种女人给带坏了。”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张婶更是把我的发廊当成了新闻发布中心，每次林曼前脚刚走，她后脚就跟进来，添油加醋地跟我“汇报”她打听来的最新消息。

“建国啊，我可跟你说，那女的叫林曼，不是咱们本地人。在镇子最西头租了个小院子住，一个人，白天基本不出门，一到晚上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去，谁知道是去干啥了！”

我听着，只是笑笑，不接话。

我不知道她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林曼来我这里，就是个客人。她付钱，我服务，天经地义。她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作，那是她的自由。

可我的女朋友王芳不这么想。

王芳是镇上小学的老师，人长得文静秀气，性格也温和，我们处了快一年，正准备年底订婚。她第一次撞见林曼，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那天林曼刚洗完头，正坐在椅子上自己对着镜子补口红。王芳提着一袋苹果进来，看到林曼，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林曼倒是很坦然，冲王芳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踩着高跟鞋走了。

“建国，她是谁？”王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警惕。

“一个客人。”我接过她手里的苹果，若无其事地回答。

“客人？什么客人穿成这样？”王芳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听我同事说了，镇上最近来了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经常来你这儿，就是她吧？”

“王芳，人家就是穿得时髦点，怎么就不三不四了？”我有点不高兴，“你别听别人瞎说。”

“我瞎说？你看看她那样子！口红涂得跟要吃人似的！你一个大小伙子，天天给这种女人洗头，像什么话？”王芳的音量高了起来，“我告诉你陈建国，以后不许她再来你店里！”

“你这不讲道理嘛！”我的火气也上来了，“我开门做生意，还能把客人往外赶？她又没偷又没抢，凭什么不让她来？”

“就凭她不正经！就凭我是你对象！”王芳的眼圈红了，“你要是还想跟我好好处，就听我的！”

那天我们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那是我第一次和王芳吵得那么凶。我心里很憋屈，我觉得她和张婶她们一样，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因为连我自己，对林曼也一无所知。

那次争吵后的第三天，天降大雨，街上冷冷清清，一整天都没什么生意。傍晚时分，我正准备关门，林曼却撑着一把伞来了。

她浑身都湿透了，妆也花了，看起来有些狼狈。

“还能洗个头吗？”她问，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

“能，快进来。”我赶紧让她进来，递给她一条干毛巾。

她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坐下，而是站在门口，有些犹豫。

“怎么了？”我问。

“我……我今天钱没带够。”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差一块钱。”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没事，下次一起给就行了。”

那天洗头的时候，她破天荒地跟我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她感冒了，很不舒服。

洗完头，外面的雨更大了，电闪雷鸣的，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我看她脸色苍白，嘴唇都有些发紫，心里有点不落忍。

“你吃饭了吗？”我问。

她摇摇头。

我关上店门，跑到隔壁还没打烊的小饭馆，让老板炒了两个菜，又要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用托盘端了回来。

“趁热吃吧，吃了发发汗，感冒能好得快点。”我把面推到她面前。

她看着那碗面，愣住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低着头，拿起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吃得很慢，很安静。吃到一半，一滴眼泪“啪嗒”一声掉进了碗里。

她慌忙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谢谢你。”她抬起头，第一次对我露出了一个真正的、不带任何风情和揶揄的笑容。那笑容，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觉得，张婶她们，还有王芳，都错了。

一个会因为一碗热汤面而掉眼泪的女人，心肠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第3章 那个不成文的规矩

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在我开店之前，他拉着我，喝了半宿的酒。

那天他没跟我讲什么生意经，就反复念叨一句话：“建国啊，咱老陈家没出过什么大人物，但出门在外，讲究个‘信’和‘义’。开门迎客，来的都是客，不管他是富是贫，是官是民，你都得一视同仁，把活儿干好。这是咱手艺人的本分，也是做人的根本。”

我爸去世得早，他说的这句话，就成了我心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所以，当王芳再次因为林曼的事情跟我闹脾气，甚至下了最后通牒的时候，我脑子里盘旋的，全是我爸当年那张喝得微醺、却一脸严肃的脸。

“陈建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那个女人，你到底让她来还是不让她来？”王芳站在店门口，双手抱在胸前，像个即将宣判的法官。

周围已经围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张婶也在其中，正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

我看着王芳，她今天的样子很陌生。那个曾经温柔体贴的女孩，此刻脸上满是刻薄和不容置疑的强势。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有多讨厌林曼，她只是害怕那些流言蜚语，害怕别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说她找了个“跟不三不四的女人不清不楚”的男朋友。

她的自尊和我们那个小镇固有的偏见，让她无法容忍林曼的存在。

我深吸了一口气，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王芳，我开门做生意，不能把客人往外推。只要她来，我就得接待。”

王芳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好，好你个陈建国！”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为了一个不相干的野女人，你连我都不顾了！你行！咱们……咱们完了！”

她说完，哭着转身跑了。

张婶赶紧上前，假惺惺地劝道：“哎哟，芳芳，你别哭啊……建国，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快去追啊！”

我没动。

我看着王芳消失在街角的背影，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又闷又疼。但我知道，我不能去追。因为即便追回来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今天我妥协了，明天呢？是不是来个纹身的我就得赶走？来个说外地话的我就得拒之门外？

那我这店，还开个什么劲？

那晚，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很久。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疲惫又倔强的脸，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怀疑。为了一个只说过几句话的陌生女人，丢了快要结婚的对象，值得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如果我今天把林曼赶走了，我晚上肯定睡不着觉。我会看不起我自己。

从那以后，王芳再也没来过我的店。我去找过她两次，她都避而不见。我知道，我们俩，可能真的完了。

镇上的风言风语也愈演愈烈。版本已经从“建国发廊来了个不正经的女人”，升级到了“理发店的小陈被迷住了，连好好的老师对象都不要了”。

我的生意一落千丈。

以前那些爱来我这儿聊天、做头发的大妈大姐们，开始绕着我的店走。男人们路过，会投来一种暧昧又鄙夷的眼神。连小孩子，都会在我店门口唱着自编的顺口溜。

只有林曼，还和以前一样，雷打不动地来洗头。

她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毫无察觉，也可能是不在乎。她来了，还是那句“洗个头”，然后就闭上眼睛，把整个世界隔绝在外。

有一次，她洗完头，看到我正在发愁地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忽然开口问：“是不是因为我，影响你生意了？”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问，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眼神很平静：“要是为难，我以后……可以去别家。”

我心里一抽。我看着她那张化着浓妆也掩不住疲惫的脸，想起了她因为一碗面掉眼舍的样子，想起了我爸说的话。

我摇了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跟你没关系。是我技术不好，留不住客人。”

她没再说话，只是从包里拿出钱，除了洗头的钱，又多放了十块在桌上。

“这……”

“就当我……提前预存的吧。”她说完，就走了。

我捏着那张还带着她体温的十块钱，心里五味杂陈。这个被全镇人当成“坏女人”的林曼，却成了唯一一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试图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安慰我的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这店，我还得开下去。这头，我还得给她洗下去。

我倒要看看，凭手艺吃饭，凭良心做人，到底能有什么错。

第4章 椅子上的血迹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冷清中一天天过去。我的发廊，从原来镇上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变得门可罗雀。有时候一整天，都只有林曼一个客人。

我开始靠抽烟打发时间，一天一包。店里总是烟雾缭绕，呛人的烟味似乎能把那些烦人的议论声隔绝开一些。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下去，直到那天下午，出事了。

那天林曼来的时候，脸色特别差，走路的姿势也有些奇怪。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坐到椅子上的时候，我看到她额头上全是细密的冷汗。

“不舒服？”我照例问了一句。

“没事，老毛病了。”她声音很虚弱，“洗吧。”

我没多想，开始给她洗头。可刚把水淋到她头发上，她就“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身子猛地一颤。

“怎么了？水烫？”我赶紧关了水。

“不是……”她咬着牙，额头的汗更多了，“你继续吧。”

我只好小心翼翼地继续。整个过程，她都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心里觉得不对劲，加快了速度。

好不容易洗完吹干，她撑着椅子想站起来，可试了两次都没成功。

“我扶你一下吧。”我看不下去了，伸手去扶她的胳膊。

我的手刚碰到她，她就像触电一样弹了一下，疼得闷哼了一声。

“你到底怎么了？要去医院看看吗？”我急了。

她摇着头，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不用……我歇会儿就好。”

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到了椅子上。那把深棕色的皮质理发椅的坐垫上，竟然有一小片暗红色的印记。

是血。

我脑子“轰”的一下，瞬间想到了那些关于她的不堪传闻，心里咯噔一下。难道……

“你……”我指着那血迹，话到了嘴边又不知道该怎么问。

林曼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脸“唰”地一下全白了，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和羞耻。她挣扎着站起来，从包里胡乱地掏出钱扔在桌上，踉踉跄跄地就往外走。

“林曼！”我下意识地喊了她一声，追了出去。

她走得很快，或者说，是想走得很快。可她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我看到，她白色的连衣裙后摆，也渗出了一小团刺眼的红色。

街上的人都看到了。

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用一种混杂着惊奇、鄙夷和恍然大悟的眼神看着她。

“哎哟，快看！流血了！”

“我就说她不是什么好东西吧！这是在外面跟人鬼混，被人打了吧？”

张婶的声音最大，也最恶毒：“八成是钱没谈拢，让人给收拾了！真是丢人现眼！”

那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全都扎向林曼。她停下脚步，背对着人群，瘦弱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她想跑，可双腿却不听使唤。

那一刻，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去，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一把裹在了她的腰上，遮住了那片血迹。

“都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冲着周围的人群吼了一嗓子，声音因为愤怒而嘶哑，“人家是生病了不舒服！你们一个个嘴巴就这么闲吗！”

所有人都被我吼愣了。张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我眼里的凶光给瞪了回去。

我不再理会那些人，半扶半抱着几乎要瘫软下去的林曼，哑声问她：“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去。”

她抬起头，满是泪水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我咬了咬牙，拦腰将她抱了起来。她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

“指路。”我沉声说。

在全镇人惊愕的目光中，我抱着这个被他们视为“耻辱”的女人，一步一步，坚定地向着镇子西头走去。

我不知道我抱着她走了多久，只觉得那条路长得没有尽头。周围的指指点点和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但我一步都没有停。

我的外套，我的怀抱，就是她最后的庇护所。

我不能让她就这么倒在所有人的唾沫星子里。

第5章 小院里的秘密

林曼的家在镇子最西边，一个偏僻破落的小院子。院墙是用泥坯砌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角，长满了青苔。

我抱着她推开虚掩的木门，一股淡淡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角落里种着几株月季，开着零星的几朵小花。正对着院门的是三间瓦房，窗户上糊着旧报纸。

“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林曼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

我把她放在屋檐下的一个板凳上，推开了正屋的门。

屋里很暗，光线不好，陈设也极其简单。一张旧木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掉漆的衣柜，就是全部的家当。

最引人注目的，是靠墙的一个小药柜，上面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空气里的中药味更浓了。

“妈妈，你回来啦？”一个稚嫩的童声从里屋传来。

我心头一震，循声望去，只见里屋的床上，坐着一个看起来五六岁的小男孩。他很瘦，脸色蜡黄，嘴唇也没有血色，但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看到林曼，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小远，今天乖不乖？有没有按时吃药？”林曼挣扎着站起来，走到床边，温柔地摸了摸男孩的头。

“我乖了，妈妈。”男孩懂事地点点头，然后好奇地看着我，“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呀？”

林曼的脸红了，有些局促地对我说：“这是我儿子，周远。小远，快叫叔叔。”

“叔叔好。”小远很有礼貌地喊了一声。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关于林曼的流言蜚语，那些不堪的猜测，在这一刻，被这个瘦弱的孩子击得粉碎。

“你……你结婚了？”我傻傻地问。

林曼苦笑了一下，摇摇头：“他爸爸……在他一岁的时候就没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

“那他的病……”我看着满屋子的药瓶。

“是肾病，慢性的，治不好，只能靠吃药养着。”林曼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事，可我能听出那平静背后压抑着的巨大痛苦，“花销很大，我……”

她没有说下去，但我全明白了。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化着浓妆，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因为她晚上要去县城的歌舞厅当服务员，甚至可能要陪客人跳舞、喝酒，只有那样才能拿到高一点的小费。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是疲惫不堪，为什么话那么少。因为白天的她，是一个独自照顾病儿的憔ें母亲，生活早已把她的精力消耗殆尽。

我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流血，为什么那么痛苦。她根本不是被谁打了，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因为劳累和压力，身体早已垮掉，却还在苦苦支撑的女人。

而我们这个小镇，用最恶毒的语言，揣测着一个母亲为孩子拼命的挣扎。

我看着林曼，她正笨拙地想用桌上的暖水瓶给孩子倒水，可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地。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水瓶，给她和孩子一人倒了一杯水。然后我转身对她说：“你躺下休息，我去给你请个医生。”

“别！”她急忙拉住我，“我这是老毛病了，痛经，每次都这样。我柜子里有药，吃了睡一觉就好了。请医生……太贵了。”

“贵也得请！”我的语气不容置疑，“钱我先垫着，你别管了。”

我跑到镇上的卫生所，硬是把孙医生给拉了过来。孙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中医，看到林曼家里的情况，什么都明白了。他给林曼把了脉，开了几副中药，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这女人，不容易啊。身体亏得太厉害了，得好好养着。”

我送走医生，回来煎药。小院里，很快就飘满了浓浓的药香。

小远很乖，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我忙活。他忽然开口问我：“叔叔，你是我妈妈的朋友吗？”

我一边扇着炉火，一边点头：“嗯，是朋友。”

“那你以后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妈妈总是很忙，我一个人好无聊。”他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林曼喝了药，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睡得很沉，眉头却依然紧紧地皱着。我坐在床边，看着她那张卸了妆的脸，苍白，憔悴，却透着一种惊人的坚韧。

这一刻，她不是别人口中那个妖里妖气的“坏女人”，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儿子撑起一片天的母亲。

我起身，轻轻地带上门，走出了小院。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破旧的木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从今往后，这个女人，这个孩子，这个家，我陈建国，管定了。

第6章 一间发廊的“战争”

林曼的秘密，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小镇这潭死水里，却没能激起多少同情的涟漪，反而搅起了更多的污泥。

我成了新的靶子。

“看见没，陈建国真的被那个给迷住了，都登堂入室了！”

“何止啊，我还看见他去给那女的请医生、煎药呢！我看他不是想当朋友，是想当那个野种的爹吧！”

“真是丢了咱们老陈家的脸！他爸要知道，得从坟里气得爬出来！”

这些话比之前更加恶毒，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我身上。我的父母听说了，气得病倒了。我妈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建国啊，你这是图啥啊？为了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把自己的名声、前途全搭进去了，你让妈怎么跟你死去的爹交代啊！”

我跪在父母面前，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

我知道他们不理解，全镇的人都不理解。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的傻子。

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守护的，不是林曼这个人，而是我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是非对错。如果一个拼了命保护孩子的母亲都要被踩进泥里，那这个世界，未免也太黑了。

我没有退缩。

我照常开店，生意再差，我也守着。林曼身体好了以后，照常来我店里洗头。她想把医药费给我，我没要。

“就当我……提前预存的。”我学着她之前的样子说。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半天，才轻轻说了声“谢谢”。

从那天起，我的发廊，就成了林MAN和这个小镇之间的一个战场。

那些街坊邻里，似乎把刁难林曼当成了一种“正义”的消遣。

林曼来洗头，张婶她们就会故意堵在门口，阴阳怪气地说：“哟，又来勾搭我们老实孩子了？脸皮可真厚啊。”

我忍无可忍，直接把扫帚立在了门口。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叫“扫帚星”，在门口立扫帚，就是赶人的意思。

张婶气得跳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白眼狼”，我理都不理她。

后来，她们开始用更卑劣的手段。

有人趁我不在，往我店门口泼脏水。有人在我店的卷帘门上用红油漆写了“狗男女”三个大字。

我一言不发，默默地把脏水扫干净，用稀料把那三个字一点点擦掉。油漆的味道刺鼻，熏得我直流眼泪。

最严重的一次，是王芳的哥哥，一个在镇上混得有点名堂的“二流子”，带着几个人冲进了我的店里。

那天林曼正好在。

“陈建国，你小子可以啊！为了这么个婊子，把我妹妹给甩了？”王芳的哥哥一脚踹翻了门口的椅子，指着林曼骂道，“今天我就替我妹妹，也替咱们镇上，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要脸的！”

他说着，就伸手要去抓林曼的头发。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抄起旁边烫头发用的铁杠子，横在了林曼身前。

“你动她一下试试！”我眼睛都红了，死死地盯着他。

“哟呵？还想英雄救美？”他冷笑着，“兄弟们，给我砸！”

那几个人一拥而上，对着店里的镜子、椅子、吹风机一通乱砸。刺耳的破碎声和林曼的尖叫声混在一起。我死死地护着林曼和她身后的周远（那天她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后背挨了好几下，火辣辣地疼。

就在一片混乱中，一直躲在林曼身后，吓得瑟瑟发抖的小远，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不许你们欺负我妈妈！我妈妈是好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孩子的哭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的嘈杂和暴力。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王芳的哥哥看着那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脸憋得通红的孩子，脸上的凶狠慢慢退了下去，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也许是孩子的哭声触动了他心里仅存的一点良知，他摆了摆手，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

店里一片狼藉。

我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看着被划破的理发椅，看着墙上被砸歪的相框，心里一片冰凉。

林曼抱着嚎啕大哭的小远，蹲在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对不起，建国，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她哽咽着，一遍遍地重复着。

我走过去，蹲下身，用没受伤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小远的后背。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林曼，一字一句地对她说：

“不怪你。该说对不起的，是他们。”

那天晚上，我没有收拾店里，就那么坐在废墟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天亮的时候，我看着从窗户缝里透进来的第一缕晨光，心里忽然无比的平静。

他们可以砸了我的店，但他们砸不碎我的骨头。

这场战争，只要我还站着，就没有输。

第7章 阳光下的理发店

我以为我的店就要这么完了。

可第二天我打开店门的时候，却愣住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是镇上木器厂的王师傅，我爸生前最好的朋友。他背着个工具箱，看着我满目疮痍的店，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进来，开始默默地帮我修理被砸坏的桌椅。

紧接着，隔壁小饭馆的老板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建国，吃口热的。店慢慢收拾，人没事就好。”

陆陆续续地，又来了几个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帮我扫玻璃，有的帮我扶镜子。

最让我意外的，是孙医生。他不仅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建国啊，我把林曼那孩子的情况，跟镇上几个老伙计说了。”孙医生叹了口气，“大家……都错怪那女人了。也错怪你了。”

原来，孙医生看不下去，把林曼独自抚养病儿的事情，告诉了镇上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传十，十传百，真相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遍了整个小镇。

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人，路过我的店门口时，眼神开始变得躲闪和愧疚。

张婶提着一篮子鸡蛋，扭扭捏捏地来到我店里，把篮子往桌上一放，红着脸说：“建国啊，是婶子嘴碎，眼神不好，你……你别往心里去。”

我的店，在大家的帮助下，三天就重新开张了。

重新开张那天，阳光特别好。我把店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让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第一个来的客人，是林曼。

她没有化妆，穿着一身干净朴素的蓝色连衣裙，长发用一根简单的皮筋束在脑后。她牵着小远的手，站在阳光里，对我笑着。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施粉黛的样子，很清秀，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建过，给我……还有小远，剪个头发吧。”她说。

“好嘞！”我笑着应道。

我给小远剪了个精神的平头，又给林曼修了修发尾。剪刀在阳光下“咔嚓咔嚓”地响着，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美好。

从那天起，我的生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好了起来。

那些曾经疏远我的街坊，都回来了。他们不仅自己来，还带着歉意，格外照顾我的生意。我的发廊，又一次成了镇上最热闹的地方。

大家对林曼的态度也彻底变了。女人们会送些自家种的菜给她，男人们见了她，会客气地点点头。张婶更是成了小远最忠实的“粉丝”，经常做好吃的给他送去。

小镇用它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它的歉意和接纳。

后来，在孙医生的帮助下，林曼联系上了一个省城的慈善基金，为小远申请到了一大笔医疗救助金。孩子的病，有了长期治疗的保障。

为了感谢大家，林曼用她攒下的钱，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她审美很好，手也巧，能把最普通的衣服搭配出时髦的感觉。她的店，成了镇上女人们最爱去的地方。

她再也不用化着浓妆，在深夜去县城的歌舞厅讨生活了。

我和王芳，最终还是分了手。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县城的公务员，生活安稳。几年后在街上碰到，我们只是相视一笑，点了点头，算是和解了。我知道，我们都没错，只是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不一样。

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妻子，是我店里的一个老顾客，她总说，当初就是看上了我那股“傻劲儿”。

我儿子满月的时候，我请林曼来喝酒。我抱着儿子，对她说：“林曼，给我儿子当个干妈吧。”

林曼愣住了，随即，眼泪就流了下来。她点着头，一遍遍地说：“好，好……”

……

“建国，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林曼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她已经剪完了头发，正坐在那把老旧的理发椅上，笑着看我。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她的眼神，一如当年那个午后，在废墟中抱着孩子时那般清澈、坚韧。

我的儿子，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了，正亲热地喊着“干妈”，跟她说着学校里的趣事。小远也早就康复了，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看着眼前这其乐融融的一幕，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心里感慨万千。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守住了这间小小的“建国发廊”。

守住了它，就像守住了我爸教我的那个道理：一个人的好坏，不该由他的穿着、他的出身、他的过去来定义，而该由他那颗心的温度来决定。

而我庆幸，在1996年那个夏天，当整个世界都充满偏见和恶意的时候，我选择了去感受那份被偏见掩盖下的、最真实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