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下岗后去私企发现一台180万机器无人会用,我能修复

发布时间:2025-09-29 09:54  浏览量:9

“卫东,家里酱油没了。”

我老婆晓兰一边用抹布擦着桌子,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了句。

那块抹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都起了毛,就像我们的日子,经得起搓揉,但也看得出旧了。

我“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电视机里那个拆了一半的电风扇。

这是邻居王婶家不要的,说是转起来嘎吱嘎吱响,还不如买个新的。

我给搬了回来,拆开,上了点缝纫机油,再把扇叶后面的灰尘清干净,一开,风立马就顺了,声音也轻了。

我心里有点小小的满足。

自从一年前,我从干了二十年的红星印刷厂下岗,这种满足感就变得很稀罕。

以前在厂里,我是技术科的李师傅,全厂那几台德国进口的海德堡印刷机,就我一个人摸得透。机器但凡有个咳嗽感冒,车间主任第一个就是给我递烟。

现在,我是住在家属院里的老李,一个待业的中年男人。

“听见没啊?让你去打瓶酱油。”晓兰的声音高了一点,手里的抹布擦得更用力了。

我知道她心里有火。

儿子鹏鹏明年就要高考,正是花钱的时候。我这点下岗工资,撑不了几个月。她白天在超市当理货员,晚上回来还要操持家务,能没火气吗?

“知道了。”我关掉电风扇,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顺便看看小区门口有没有招工的,什么都行,保安也行,别老在家里倒腾这些破烂。”她又补了一句。

我没回头,拿起桌上的空酱油瓶,闷头出了门。

小区的宣传栏上,贴着的都是些家政、送水工的招聘,电话号码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

我李卫东,四十五岁,跟机器打了半辈子交道,手上这功夫,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是哪个轴承缺了油。现在要去给人看大门,送纯净水?

我不是瞧不起这些活儿,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师傅。

他当年手把手教我的时候说:“卫东,咱们这行,靠的是手,更是心。机器也是有脾气的,你得懂它,敬它。”

我懂了一辈子机器,到头来,好像这个时代不太需要懂机器的人了。

正想着,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是李师傅吗?李卫东师傅?”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耳熟,带着点小心翼翼。

“我是,你哪位?”

“师傅,是我啊,小刘!刘明!您还记得吗?以前厂里跟您学徒的那个。”

刘明?我脑子里过了一下,想起来了。一个挺机灵的小伙子,学东西快,就是有点浮,总想着往外跑。厂子效益不好的前两年,他就辞职走了。

“哦,小刘啊,记得。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有点意外。

“师傅,您现在……还在厂里吗?”他问得很委婉。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有点发烫,好像被人当众揭了短。

“没,厂子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出来一年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淡一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刘明的声音变得更热切了:“师傅,那太好了!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这儿有个事,想请您出山帮个忙!”

“出山?”我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就在家门口的山上,出不去了。”

“师傅,您别开玩笑。我跟您说正事。我现在在一家私人的印刷公司当车间主管,我们老板前年花大价钱,从德国进了一台二手的高宝利必达,五色机,带联机上光。结果运回来,德国工程师装好调试完一走,机器就老出问题。我们这边的师傅,没人能彻底弄明白。现在就跟一尊佛似的供在车里,两年了,没正经开过工。”

高宝利必达?我心里一动。

那可是好东西,比我们厂里那几台海德堡还要精贵。当年厂长去德国考察,回来给我们看照片,眼馋得不行。

“德国人没给培训吗?”我问。

“培训了两个,都跳槽了。再请德国人过来,那费用……老板脸都绿了。师傅,我跟老板拍了胸脯,说我认识全中国最懂德国机器的师傅。您要是有空,能不能过来给瞧瞧?就当帮我个忙。不管成不成,误工费、车马费我们都照给。”

我的手,捏着那个空酱油瓶,不自觉地紧了紧。

我能感觉到,心里某个已经落满灰尘的角落,像是被这通电话吹开了一点缝隙,有光透了进来。

可随即,那点光又被现实的阴云给遮住了。

去私企?给小年轻当主管的刘明打下手?万一弄不好,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我……好久没碰机器了,手生了。”我找了个借口。

“师傅,您就别谦虚了。您那手艺,就算十年不碰,也忘不了。您就过来看看,行不行?就当出来散散心。”刘明还在劝。

我沉默了。

电话里,能听到他那边机器运转的嗡嗡声。那声音,曾经是我生活中最熟悉的背景音。

“地址发给我。”我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里的酱油瓶,突然觉得它有点碍事。

我把它放在旁边的石凳上,转身往家走。

“酱油呢?”晓兰看我两手空空地回来,眉头就皱了起来。

“忘了。”

“你这人,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这点事都记不住。”她开始收拾桌子,碗筷碰得叮当响。

我没接话,走到阳台,从一个旧工具箱里,翻出了一套落了灰的内六角扳手。

那是我当年参加技术比武,省里发的奖品,德国货,锃亮。

我用一块布,一根一根,仔细地擦着。

晓兰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工具,又看了看我,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问:“有活儿了?”

“还不知道,去看看。”

“远不远?”

“在开发区。”

“管饭吗?”

“……应该管吧。”

她没再问了,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抽油烟机响了。

第二天,我换上了压在箱底的一件的确良衬衫,蹬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按照刘明给的地址,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家叫“创美印务”的公司。

厂房是新的,亮堂的玻璃外墙,跟我们老厂那灰扑扑的红砖楼完全是两个世界。

门口的保安看我这身打扮,拦住了我,眼神里带着点审视。

我说是来找刘明主管的,他才用内线电话通报。

刘明很快就跑了出来,比以前胖了点,穿着一身笔挺的工装,头发也抹了油。

“师傅!您可来了!”他上来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我有点不自在,把手抽了回来,跟着他往里走。

车间里很干净,地面是绿色的环氧地坪,一尘不染。几个年轻的工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好奇地看着我。

他们的眼神,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走错地方的古董。

在车间的尽头,我看到了那台机器。

它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蓝色的机身上,“KBA Rapida”的字母在灯光下闪着光。

虽然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但依然能看出它精密而强大的气势。

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几拍。

“就是它了,师傅。”刘明指着机器,语气里有种无奈,“老板都快愁白头了。”

我走上前,伸出手,想摸一摸那冰冷的机身,又觉得不妥,收了回来。

我绕着机器走了一圈,目光扫过每一个细节:收纸单元、干燥系统、五组印刷滚筒、飞达送纸器……

它的结构比我以前伺候的海德堡要复杂得多,自动化程度也更高。

“它的问题在哪?”我问,眼睛还盯着机器。

“多得很。”刘明叹了口气,“有时候是套印不准,有时候是水墨不平衡,最要命的是,经常无缘无故地停机,报一堆看不懂的故障码。我们找了市里好几个老师傅来看,都说没见过这型号,不敢下手。”

我点点头,没说话。

这时,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看起来三十岁不到,但眉宇间有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着。

“刘主管,这位就是你说的李师傅?”他开口问,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

“是是是,王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师傅,李卫东。以前红星厂的技术大拿。”刘明赶紧介绍。

我冲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王总伸出手:“李师傅,你好。我叫王翰。”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干净,不像我们这种干活的人,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油污。

“情况刘主管都跟你说了吧?”王翰问。

“说了个大概。”

“那……李师傅您看,这机器,有把握吗?”他问得很直接。

我看着他,也看着他身后那台巨大的机器。

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这不是谦虚。这台机器的精密程度,超出了我过去的经验范围。它的控制系统是全电脑化的,跟我以前接触的那些半自动设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但我不能说没把握。

我这一辈子,就剩下这点手艺人的体面了。

“得先看看。我需要它的全套技术手册和电路图。”我说。

王翰看了刘明一眼。刘明赶紧说:“有有有,都在资料室锁着呢,德文原版的,还有一份翻译公司翻的,不过翻得乱七八糟。”

“把德文的给我。”我说。

王翰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似乎有点意外。

“李师傅……您懂德文?”

“不懂。”我实话实说,“但机器的语言是相通的。看图就行。”

接下来的三天,我没有回家。

王翰给我安排了一间临时宿舍,我就泡在了车间里。

刘明把两大本比砖头还厚的德文手册搬了过来。我找了张桌子,就摆在机器旁边。

我没急着开机,也没急着动任何一个螺丝。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扫。

我找来干净的棉布和酒精,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机器的外壳。

从飞达到收纸台,每一块面板,每一个旋钮,我都擦得干干净净。

车间的年轻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就是个来混日子、骗吃骗喝的老头子。

刘明也有些不解,过来问我:“师傅,您这是……”

“给它洗个澡。”我头也不抬地说,“你不尊重它,它也不会尊重你。”

机器擦干净了,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像一件精美的工业艺术品。

然后,我开始翻那两本天书一样的手册。

我确实不懂德文,但我认识那些机械结构图、液压回路图和电气原理图。

这些图纸,就是机器的语言。

我买了一本德汉小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啃。把关键的部件名称、功能参数,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饿了,就去食堂吃口饭;困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

我整个人,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岁刚进厂当学徒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抱着一本《印刷机械原理》,一啃就是一整夜。

我忘了时间,忘了家里的晓兰和鹏鹏,忘了自己是个下岗工人。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这台机器,和那些复杂而优美的图纸。

到了第四天早上,我把两本手册都翻完了。

我对这台机器的“五脏六腑”,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我走到机器前,深深吸了一口气。

是时候了。

我让刘明把车间的总电闸合上,然后按下了机器的启动按钮。

控制面板的屏幕亮了起来,一连串的德文提示符闪过。机器内部传来轻微的电流声,然后,几声沉重的“咔哒”声后,它进入了待机状态。

看起来还算正常。

我调出机器的故障日志。

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几十条故障记录。

我拿出我的小本子,对照着手册,一条一条地看。

大部分是传感器误报、通讯超时的软故障,但有几条,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部件——主驱动电机的伺服控制器。

我心里有了数。

我让刘明找来工具,打开了机器侧面的电气控制柜。

一股电子元件轻微烧灼过的味道飘了出来。

控制柜里,线路密如蛛网,各种模块和继电器排列得整整齐齐。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伺P服控制器。它比别的模块要大一些,上面有好几个散热风扇。

我用手摸了摸它的外壳,是凉的。

这不正常。

这种大功率的控制器,在待机状态下也应该有温度。

我断了电,小心翼翼地把控制器拆了下来。

翻到背面,我看到了问题所在。

电路板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周围有几个贴片电容,有明显的烧灼痕迹,颜色发黑。

“就是它了。”我对旁边的刘明和王翰说。

王翰凑过来看了看,一脸茫然:“这是什么?”

“伺服控制器里的功率驱动模块。它坏了,主电机就得不到正确的指令和电力,机器要么不动,要么就乱动,系统为了保护自己,就会频繁停机。”我解释道。

“那……能修吗?”王翰问。

“修不了。这芯片是集成的,烧了就是烧了。得换整个控制器。”

王翰的脸色沉了下去:“换一个要多少钱?”

我没说话,看向刘明。

刘明咽了口唾沫,小声说:“我问过德国那边,这个型号的控制器,新的报价是十八万人民币,还不算关税和运费。”

王翰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十八万。

这个数字,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为了修好这台机器,他已经花了不少钱请人来看,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十八万的窟窿。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王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我沉默了。

办法?

也许有。

这个功率模块,说白了,就是个开关。只要能找到参数一致的替代品,再想办法把信号匹配上,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这需要极高的电子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风险很大。一旦搞错,可能会烧掉更核心的主板,那损失就不是十八万能打住的了。

我没有这个把握。

我只是个机械工,不是电子工程师。

“李师傅?”王翰又叫了我一声。

我抬起头,看着他焦急的脸,又看了看旁边一脸紧张的刘明。

如果我说“没办法”,我就可以拿着几天的误工费,体面地离开这里。

没人会怪我。毕竟,连市里那么多老师傅都束手无策。

可我心里,就是有那么点不甘。

我看着手里这块沉甸甸的控制器,仿佛看到了那台沉睡的机器在对我说话。

它不该是这个下场。

“办法……可以试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但是,我不敢保证成功。如果失败了,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王翰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

他在权衡。

这是一个商人的本能。十八万是确定的损失,而相信我,是一个未知的赌博。

车间里一片寂静,只剩下远处几台小机器的嗡嗡声。

过了足足一分钟,王翰开口了。

“李师傅,我信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开口。”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会这么干脆。

“我需要去一趟电子城。另外,我需要一间独立的工作室,要有示波器、热风枪、编程器这些工具。”

“没问题!”王翰立刻对刘明说,“你马上去办!要什么买什么!再给李师傅预支一万块钱,当活动经费。”

我摆了摆手:“钱先不用。等事情办成了再说。”

这不是清高。这是我的规矩。

活儿没干完,不能收钱。这是我师傅教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是住在了那间临时改造出来的工作室里。

我拿着那个烧坏的模块,跑遍了全市的电子城。

那些卖电子元件的老板,一听我要找的芯片型号,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老师傅,这都是工业级的定制芯片,市面上根本不可能有。”

“这是德国英飞凌的货,有加密协议的,就算你找到一样的,也用不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对着那块小小的电路板发呆。

晓兰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快了,这边有点事,忙完了就回。”我含糊地说。

“鹏鹏的模拟考成绩出来了,不太理想。他班主任说,最好能报个一对一的辅导班,冲刺一下。”

“多少钱?”

“一节课三百。”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

三百块,差不多是我以前在厂里一周的饭钱。

“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感觉胸口闷得透不过气。

我看着桌上的示波器和万用表,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李卫东,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

我为什么要揽下这个瓷器活?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还是为了向这个时代证明我还没被淘汰?

现在,我被卡在这里,进退两难。

王翰每天都会过来问一次进度,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急,您慢慢来”,但我能看到他眼神里越来越重的忧虑。

车间里那些年轻人的闲言闲语,也偶尔会飘进我的耳朵。

“那个老头行不行啊?都一个礼拜了,还没动静。”

“我看悬。当这里是以前的国营厂呢,可以慢慢磨洋工。”

“刘主管这次可是把老板给坑了。”

这些话,像一根根小针,扎在我的心上。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研究那块电路板到深夜。

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芯片周围的每一个元件,试图从电路的布局,反推出它的工作原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电路板的一个角落。

那里有一个很小的丝印标记,“Rev 2.1”。

这通常是版本号的意思。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有2.1版,是不是就意味着,曾经有过2.0版,甚至1.0版?

这台机器是二手的,出厂有好几年了。它的控制器,会不会在后期进行过改版升级?而早期的版本,会不会用的是市面上更容易找到的通用芯片?

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我立刻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台机器更早年份的资料。

国外的技术论坛、二手机械交易网站、配件供应商的在线目录……我用着翻译软件,一个一个地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眼睛又干又涩。

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在一个德国的二手配件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一张老款控制器的照片。

虽然外观差不多,但我敏锐地发现,它电路板上的芯片布局,和我手里的这块完全不同!

而且,通过照片上放大的细节,我辨认出了那颗核心芯片的型号!

那是一款十几年前很常用的工业级DSP芯片,虽然现在已经停产,但在一些老的电子元件库存商那里,应该还能找到。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我立刻根据那个型号,在国内的供应商网站上搜索。

果然,在深圳一家专做库存元件的公司网站上,我找到了它!

价格不贵,三百块钱一颗。

我毫不犹豫地下了订单,选了最快的空运。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压力和别人的眼光。

我开始主动出击。

我不再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想“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让那台机器重新轰鸣起来。

我想要的,是找回那个在机器面前充满自信的李卫D东。

我想要的,是靠我这双手,堂堂正正地挣回儿子的补课费,挣回这个家的安稳。

两天后,芯片寄到了。

我拿着那颗比指甲盖还小的新芯片,手心有点出汗。

这只是第一步。

老的芯片和新的芯片,虽然核心功能一样,但引脚定义和外围电路完全不同。

我需要重新设计一块转接板,把新芯片“嫁接”到原来的电路板上。

这无异于一次微型的外科手术。

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铺开图纸,拿起了电烙铁。

我画出了新旧两种芯片的引脚对比图,然后开始设计转接板的电路。

每一根线路的走向,每一个焊盘的位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

我的眼睛离电路板只有几厘米,呼吸都放得很轻。

电烙铁的尖端,在我的手里稳如磐石。

焊锡融化的味道,松香的烟雾,这些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现在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

这是一个手艺人的世界。

在这里,没有花里胡哨的概念,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只有精准,严谨,和对规则的绝对尊重。

我整整花了两天两夜,才把那块小小的转接板做好。

上面密密麻麻地飞着十几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漆包线。

看上去丑陋,但每一根线,都连接着希望。

到了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刷写程序。

新芯片是一片空白,我需要把旧控制器里的固件程序,读出来,再写进去。

我找到了旧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用热风枪小心翼翼地把它吹下来,焊接到编程器上。

连接电脑,打开软件。

“读取成功。”

看着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提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把程序备份了好几份,然后把新的DSP芯片也焊到了编程器上。

点击“写入”。

进度条,开始缓慢地移动。

1%……10%……50%……

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差错。任何一点电流不稳,或者接触不良,都可能导致芯片报废。

我之前买的芯片,只有两颗。

这是我第一次机会。

99%……

进度条,停住了。

我的心也停住了。

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红色的对话框:“写入校验错误!”

失败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那块小小的芯片,脑子里一片空白。

为什么会失败?

是转接板的设计有问题?还是芯片本身不兼容?或者,是德国人在这套程序里加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硬件锁?

所有的可能性,在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这几天建立起来的信心,瞬间崩塌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

在人家豪华的厂房里,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结果,连最基本的一步都完不成。

我甚至能想象到王翰失望的眼神,和车间里那些年轻人嘲笑的表情。

口袋里的手机又震了。

是晓兰。

我不想接,但我知道,我不接,她会更担心。

“喂。”我的声音很沙哑。

“卫东,你……没事吧?怎么听着这么累?”

“没事,熬了几个夜。”

“钱的事你别愁,我想办法。鹏鹏的补习班,我先去跟他老师说说,看能不能晚点交钱。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活儿干不了,咱就回家,没什么大不了的。”

晓兰的话,没有一句责备。

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一个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要让老婆孩子为钱发愁,还要让她反过来安慰我。

我算什么男人?

挂了电话,我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控制不住地抖动。

我珍视的一切,我的手艺,我的尊严,我的家庭支柱的身份,好像都在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

我就这样在黑暗的工作室里,坐了很久很久。

直到窗外透进第一缕晨光。

我抬起头,看着桌上那堆工具和图纸,看着那块失败的电路板。

绝望过后,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想起了我的师傅。

他是个很倔的老头,一辈子没服过软。

有一年,厂里一台老掉牙的切纸机坏了,一个关键的齿轮崩了两个牙。厂里找不到配件,都说要报废了。

师傅不信邪。

他把自己关在车间里三天,硬是用锉刀、钢锯,把一块废钢材,给活生生锉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齿轮。

装上去,严丝合缝。

我当时问他:“师傅,您是怎么做到的?”

他擦了擦手上的油,说了一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路走不通,不是路没了,是你该换条道了。”

换条道……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写入校验错误”的提示。

我一直在想,怎么把A程序,完整地写进B芯片里。

可如果,B芯片根本就不需要A程序的全部呢?

这台机器的核心功能是印刷。伺服控制器的主要任务,就是精准地控制主电机的转速和位置。

那些花里胡哨的、跟德国原厂系统联网、远程诊断的功能,对我们来说,根本用不上。

我需要的,只是它最核心的驱动算法。

而这个算法,是可以通过示波器,从旧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逆向分析出来的!

我不需要完整地“复制”它,我只需要“复刻”出它的核心功能!

这个念头,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脑子里所有的黑暗。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感觉浑身的细胞都重新活了过来。

我不再纠结于那该死的固件程序。

我换了一条路。

我把旧的控制器重新装回机器,通上电。然后用示波器,连接到它的信号输出端。

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连串复杂的波形。

这就是机器的“心电图”。

我把这些波形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开始分析。

这是一个极其枯燥和繁琐的过程。

每一个波形的起伏,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指令。加速、减速、定位、刹车……

我把它们一一解码,转化成我自己能理解的程序逻辑。

然后,我打开了DSP芯片的编程软件,开始自己写程序。

我写的,不是德文,也不是英文,而是最底层的,全世界通用的,机器语言。

我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些跳动的代码和波形。

三天后,我写出了第一版的控制程序。

很简陋,只包含了最基本的启动、停止和调速功能。

但我知道,这已经足够了。

我把程序写入了那颗新的芯片。

这一次,进度条走到了100%。

“写入成功。”

我把焊接着新芯片的转接板,小心翼翼地装回了控制器,然后把控制器,装回了机器的电控柜。

一切准备就绪。

我走出了工作室。

半个多月没怎么见过阳光,外面的光线刺得我眼睛有点疼。

刘明和王翰看到我,都愣住了。

我大概能猜到自己现在的样子,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像个逃难的。

“李师傅,你……”王翰想说什么。

我没让他说下去。

“让车间里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离机器远一点。”我的声音有些嘶哑,但很坚定。

王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立刻对刘明说:“快!按李师傅说的办!”

很快,车间里所有的机器都停了。

工人们都围了过来,远远地站着,交头接耳。

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不相信。

我走到机器的操作台前,最后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开关和按钮。

然后,我回头,看了一眼王翰。

他对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那个绿色的启动按钮。

机器内部,传来熟悉的电流声。

控制面板亮了。

几秒钟后,我听到了继电器吸合的清脆声响。

然后,是主电机轻微的转动声。

它没有像以前那样,转一下就报错停机。

它在持续、平稳地转动。

我把手放在操作台的旋钮上,轻轻地,往前推了一点。

电机的转速,开始缓缓提升。

嗡——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

整个车间,都能感受到脚下地面的轻微震动。

我继续加速。

滚筒开始飞速旋转,收纸链条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那头沉睡了两年的钢铁巨兽,终于醒了。

它发出了它应该有的,强壮而健康的咆哮。

周围的人,都看呆了。

刘明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王翰扶了扶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亮得吓人。

我没有停下。

我开始测试每一个功能。

点动、连续、套印、水墨……

每一个指令,机器都执行得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延迟和错误。

它活了。

被我,用最“笨”的办法,给救活了。

我关掉了机器。

车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转过身,对王翰说:“好了。”

就这两个字。

王翰快步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晃着。

“李师傅!李师傅!您……您真是神了!”他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我笑了笑,把手抽了回来。

那天晚上,王翰在酒店摆了一桌,请了公司所有管理层,给我庆功。

饭桌上,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了一个信封。

“李师傅,这是您这次的酬劳,十万块。我知道不多,是公司的一点心意。”

我没接。

“王总,我来之前,跟刘明说的是,按天算误工费。我算了一下,我一共待了二十天,一天三百,一共是六千。”

王翰愣住了:“李师傅,您这是看不起我?”

“不是。”我摇摇头,“这是我的规矩。我师傅教的,一是一,二是二。我只拿我该拿的。”

刘明在旁边急得给我使眼色。

我假装没看见。

王翰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收回了那个信封,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李师傅,我懂了。是我唐突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您说。”

“我想聘请您,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不用每天来上班,机器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您过来指导一下就行。另外,我想请您,给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开个培训班,把您的手艺,教给他们。”

他顿了顿,说出了他的条件。

“月薪两万,加年底分红。您看行吗?”

我看着他真诚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废物。

我的价值,不在于我属于国企还是私企,不在于我懂不懂德文,会不会用最新的软件。

我的价值,在我这双布满老茧的手里,在我这颗懂得尊重机器的心里。

我点了点头。

“好。”

我最终只拿了六千块钱回家。

当我把那沓还带着银行味道的钞票放在晓兰面前时,她愣住了。

她拿起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厨房里飘出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的香味。

我走到阳台,看着窗外家属院的万家灯火,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的“铁饭碗”确实是没了。

但我的手艺,就是我新的饭碗。

而且这个饭碗,谁也拿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