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下岗后去私企发现一台180万机器无人会用,我能修复
发布时间:2025-09-29 09:54 浏览量:9
“卫东,家里酱油没了。”
我老婆晓兰一边用抹布擦着桌子,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了句。
那块抹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都起了毛,就像我们的日子,经得起搓揉,但也看得出旧了。
我“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电视机里那个拆了一半的电风扇。
这是邻居王婶家不要的,说是转起来嘎吱嘎吱响,还不如买个新的。
我给搬了回来,拆开,上了点缝纫机油,再把扇叶后面的灰尘清干净,一开,风立马就顺了,声音也轻了。
我心里有点小小的满足。
自从一年前,我从干了二十年的红星印刷厂下岗,这种满足感就变得很稀罕。
以前在厂里,我是技术科的李师傅,全厂那几台德国进口的海德堡印刷机,就我一个人摸得透。机器但凡有个咳嗽感冒,车间主任第一个就是给我递烟。
现在,我是住在家属院里的老李,一个待业的中年男人。
“听见没啊?让你去打瓶酱油。”晓兰的声音高了一点,手里的抹布擦得更用力了。
我知道她心里有火。
儿子鹏鹏明年就要高考,正是花钱的时候。我这点下岗工资,撑不了几个月。她白天在超市当理货员,晚上回来还要操持家务,能没火气吗?
“知道了。”我关掉电风扇,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顺便看看小区门口有没有招工的,什么都行,保安也行,别老在家里倒腾这些破烂。”她又补了一句。
我没回头,拿起桌上的空酱油瓶,闷头出了门。
小区的宣传栏上,贴着的都是些家政、送水工的招聘,电话号码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
我李卫东,四十五岁,跟机器打了半辈子交道,手上这功夫,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是哪个轴承缺了油。现在要去给人看大门,送纯净水?
我不是瞧不起这些活儿,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师傅。
他当年手把手教我的时候说:“卫东,咱们这行,靠的是手,更是心。机器也是有脾气的,你得懂它,敬它。”
我懂了一辈子机器,到头来,好像这个时代不太需要懂机器的人了。
正想着,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是李师傅吗?李卫东师傅?”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耳熟,带着点小心翼翼。
“我是,你哪位?”
“师傅,是我啊,小刘!刘明!您还记得吗?以前厂里跟您学徒的那个。”
刘明?我脑子里过了一下,想起来了。一个挺机灵的小伙子,学东西快,就是有点浮,总想着往外跑。厂子效益不好的前两年,他就辞职走了。
“哦,小刘啊,记得。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有点意外。
“师傅,您现在……还在厂里吗?”他问得很委婉。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有点发烫,好像被人当众揭了短。
“没,厂子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出来一年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淡一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刘明的声音变得更热切了:“师傅,那太好了!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这儿有个事,想请您出山帮个忙!”
“出山?”我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就在家门口的山上,出不去了。”
“师傅,您别开玩笑。我跟您说正事。我现在在一家私人的印刷公司当车间主管,我们老板前年花大价钱,从德国进了一台二手的高宝利必达,五色机,带联机上光。结果运回来,德国工程师装好调试完一走,机器就老出问题。我们这边的师傅,没人能彻底弄明白。现在就跟一尊佛似的供在车里,两年了,没正经开过工。”
高宝利必达?我心里一动。
那可是好东西,比我们厂里那几台海德堡还要精贵。当年厂长去德国考察,回来给我们看照片,眼馋得不行。
“德国人没给培训吗?”我问。
“培训了两个,都跳槽了。再请德国人过来,那费用……老板脸都绿了。师傅,我跟老板拍了胸脯,说我认识全中国最懂德国机器的师傅。您要是有空,能不能过来给瞧瞧?就当帮我个忙。不管成不成,误工费、车马费我们都照给。”
我的手,捏着那个空酱油瓶,不自觉地紧了紧。
我能感觉到,心里某个已经落满灰尘的角落,像是被这通电话吹开了一点缝隙,有光透了进来。
可随即,那点光又被现实的阴云给遮住了。
去私企?给小年轻当主管的刘明打下手?万一弄不好,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我……好久没碰机器了,手生了。”我找了个借口。
“师傅,您就别谦虚了。您那手艺,就算十年不碰,也忘不了。您就过来看看,行不行?就当出来散散心。”刘明还在劝。
我沉默了。
电话里,能听到他那边机器运转的嗡嗡声。那声音,曾经是我生活中最熟悉的背景音。
“地址发给我。”我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里的酱油瓶,突然觉得它有点碍事。
我把它放在旁边的石凳上,转身往家走。
“酱油呢?”晓兰看我两手空空地回来,眉头就皱了起来。
“忘了。”
“你这人,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这点事都记不住。”她开始收拾桌子,碗筷碰得叮当响。
我没接话,走到阳台,从一个旧工具箱里,翻出了一套落了灰的内六角扳手。
那是我当年参加技术比武,省里发的奖品,德国货,锃亮。
我用一块布,一根一根,仔细地擦着。
晓兰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工具,又看了看我,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问:“有活儿了?”
“还不知道,去看看。”
“远不远?”
“在开发区。”
“管饭吗?”
“……应该管吧。”
她没再问了,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抽油烟机响了。
第二天,我换上了压在箱底的一件的确良衬衫,蹬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按照刘明给的地址,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家叫“创美印务”的公司。
厂房是新的,亮堂的玻璃外墙,跟我们老厂那灰扑扑的红砖楼完全是两个世界。
门口的保安看我这身打扮,拦住了我,眼神里带着点审视。
我说是来找刘明主管的,他才用内线电话通报。
刘明很快就跑了出来,比以前胖了点,穿着一身笔挺的工装,头发也抹了油。
“师傅!您可来了!”他上来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我有点不自在,把手抽了回来,跟着他往里走。
车间里很干净,地面是绿色的环氧地坪,一尘不染。几个年轻的工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好奇地看着我。
他们的眼神,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走错地方的古董。
在车间的尽头,我看到了那台机器。
它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蓝色的机身上,“KBA Rapida”的字母在灯光下闪着光。
虽然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但依然能看出它精密而强大的气势。
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几拍。
“就是它了,师傅。”刘明指着机器,语气里有种无奈,“老板都快愁白头了。”
我走上前,伸出手,想摸一摸那冰冷的机身,又觉得不妥,收了回来。
我绕着机器走了一圈,目光扫过每一个细节:收纸单元、干燥系统、五组印刷滚筒、飞达送纸器……
它的结构比我以前伺候的海德堡要复杂得多,自动化程度也更高。
“它的问题在哪?”我问,眼睛还盯着机器。
“多得很。”刘明叹了口气,“有时候是套印不准,有时候是水墨不平衡,最要命的是,经常无缘无故地停机,报一堆看不懂的故障码。我们找了市里好几个老师傅来看,都说没见过这型号,不敢下手。”
我点点头,没说话。
这时,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看起来三十岁不到,但眉宇间有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着。
“刘主管,这位就是你说的李师傅?”他开口问,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
“是是是,王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师傅,李卫东。以前红星厂的技术大拿。”刘明赶紧介绍。
我冲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王总伸出手:“李师傅,你好。我叫王翰。”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干净,不像我们这种干活的人,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油污。
“情况刘主管都跟你说了吧?”王翰问。
“说了个大概。”
“那……李师傅您看,这机器,有把握吗?”他问得很直接。
我看着他,也看着他身后那台巨大的机器。
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这不是谦虚。这台机器的精密程度,超出了我过去的经验范围。它的控制系统是全电脑化的,跟我以前接触的那些半自动设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但我不能说没把握。
我这一辈子,就剩下这点手艺人的体面了。
“得先看看。我需要它的全套技术手册和电路图。”我说。
王翰看了刘明一眼。刘明赶紧说:“有有有,都在资料室锁着呢,德文原版的,还有一份翻译公司翻的,不过翻得乱七八糟。”
“把德文的给我。”我说。
王翰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似乎有点意外。
“李师傅……您懂德文?”
“不懂。”我实话实说,“但机器的语言是相通的。看图就行。”
接下来的三天,我没有回家。
王翰给我安排了一间临时宿舍,我就泡在了车间里。
刘明把两大本比砖头还厚的德文手册搬了过来。我找了张桌子,就摆在机器旁边。
我没急着开机,也没急着动任何一个螺丝。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扫。
我找来干净的棉布和酒精,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机器的外壳。
从飞达到收纸台,每一块面板,每一个旋钮,我都擦得干干净净。
车间的年轻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就是个来混日子、骗吃骗喝的老头子。
刘明也有些不解,过来问我:“师傅,您这是……”
“给它洗个澡。”我头也不抬地说,“你不尊重它,它也不会尊重你。”
机器擦干净了,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像一件精美的工业艺术品。
然后,我开始翻那两本天书一样的手册。
我确实不懂德文,但我认识那些机械结构图、液压回路图和电气原理图。
这些图纸,就是机器的语言。
我买了一本德汉小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啃。把关键的部件名称、功能参数,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饿了,就去食堂吃口饭;困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
我整个人,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岁刚进厂当学徒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抱着一本《印刷机械原理》,一啃就是一整夜。
我忘了时间,忘了家里的晓兰和鹏鹏,忘了自己是个下岗工人。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这台机器,和那些复杂而优美的图纸。
到了第四天早上,我把两本手册都翻完了。
我对这台机器的“五脏六腑”,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我走到机器前,深深吸了一口气。
是时候了。
我让刘明把车间的总电闸合上,然后按下了机器的启动按钮。
控制面板的屏幕亮了起来,一连串的德文提示符闪过。机器内部传来轻微的电流声,然后,几声沉重的“咔哒”声后,它进入了待机状态。
看起来还算正常。
我调出机器的故障日志。
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几十条故障记录。
我拿出我的小本子,对照着手册,一条一条地看。
大部分是传感器误报、通讯超时的软故障,但有几条,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部件——主驱动电机的伺服控制器。
我心里有了数。
我让刘明找来工具,打开了机器侧面的电气控制柜。
一股电子元件轻微烧灼过的味道飘了出来。
控制柜里,线路密如蛛网,各种模块和继电器排列得整整齐齐。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伺P服控制器。它比别的模块要大一些,上面有好几个散热风扇。
我用手摸了摸它的外壳,是凉的。
这不正常。
这种大功率的控制器,在待机状态下也应该有温度。
我断了电,小心翼翼地把控制器拆了下来。
翻到背面,我看到了问题所在。
电路板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周围有几个贴片电容,有明显的烧灼痕迹,颜色发黑。
“就是它了。”我对旁边的刘明和王翰说。
王翰凑过来看了看,一脸茫然:“这是什么?”
“伺服控制器里的功率驱动模块。它坏了,主电机就得不到正确的指令和电力,机器要么不动,要么就乱动,系统为了保护自己,就会频繁停机。”我解释道。
“那……能修吗?”王翰问。
“修不了。这芯片是集成的,烧了就是烧了。得换整个控制器。”
王翰的脸色沉了下去:“换一个要多少钱?”
我没说话,看向刘明。
刘明咽了口唾沫,小声说:“我问过德国那边,这个型号的控制器,新的报价是十八万人民币,还不算关税和运费。”
王翰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十八万。
这个数字,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为了修好这台机器,他已经花了不少钱请人来看,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十八万的窟窿。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王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我沉默了。
办法?
也许有。
这个功率模块,说白了,就是个开关。只要能找到参数一致的替代品,再想办法把信号匹配上,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这需要极高的电子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风险很大。一旦搞错,可能会烧掉更核心的主板,那损失就不是十八万能打住的了。
我没有这个把握。
我只是个机械工,不是电子工程师。
“李师傅?”王翰又叫了我一声。
我抬起头,看着他焦急的脸,又看了看旁边一脸紧张的刘明。
如果我说“没办法”,我就可以拿着几天的误工费,体面地离开这里。
没人会怪我。毕竟,连市里那么多老师傅都束手无策。
可我心里,就是有那么点不甘。
我看着手里这块沉甸甸的控制器,仿佛看到了那台沉睡的机器在对我说话。
它不该是这个下场。
“办法……可以试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但是,我不敢保证成功。如果失败了,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王翰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
他在权衡。
这是一个商人的本能。十八万是确定的损失,而相信我,是一个未知的赌博。
车间里一片寂静,只剩下远处几台小机器的嗡嗡声。
过了足足一分钟,王翰开口了。
“李师傅,我信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开口。”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会这么干脆。
“我需要去一趟电子城。另外,我需要一间独立的工作室,要有示波器、热风枪、编程器这些工具。”
“没问题!”王翰立刻对刘明说,“你马上去办!要什么买什么!再给李师傅预支一万块钱,当活动经费。”
我摆了摆手:“钱先不用。等事情办成了再说。”
这不是清高。这是我的规矩。
活儿没干完,不能收钱。这是我师傅教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是住在了那间临时改造出来的工作室里。
我拿着那个烧坏的模块,跑遍了全市的电子城。
那些卖电子元件的老板,一听我要找的芯片型号,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老师傅,这都是工业级的定制芯片,市面上根本不可能有。”
“这是德国英飞凌的货,有加密协议的,就算你找到一样的,也用不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对着那块小小的电路板发呆。
晓兰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快了,这边有点事,忙完了就回。”我含糊地说。
“鹏鹏的模拟考成绩出来了,不太理想。他班主任说,最好能报个一对一的辅导班,冲刺一下。”
“多少钱?”
“一节课三百。”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
三百块,差不多是我以前在厂里一周的饭钱。
“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感觉胸口闷得透不过气。
我看着桌上的示波器和万用表,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李卫东,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
我为什么要揽下这个瓷器活?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还是为了向这个时代证明我还没被淘汰?
现在,我被卡在这里,进退两难。
王翰每天都会过来问一次进度,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急,您慢慢来”,但我能看到他眼神里越来越重的忧虑。
车间里那些年轻人的闲言闲语,也偶尔会飘进我的耳朵。
“那个老头行不行啊?都一个礼拜了,还没动静。”
“我看悬。当这里是以前的国营厂呢,可以慢慢磨洋工。”
“刘主管这次可是把老板给坑了。”
这些话,像一根根小针,扎在我的心上。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研究那块电路板到深夜。
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芯片周围的每一个元件,试图从电路的布局,反推出它的工作原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电路板的一个角落。
那里有一个很小的丝印标记,“Rev 2.1”。
这通常是版本号的意思。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有2.1版,是不是就意味着,曾经有过2.0版,甚至1.0版?
这台机器是二手的,出厂有好几年了。它的控制器,会不会在后期进行过改版升级?而早期的版本,会不会用的是市面上更容易找到的通用芯片?
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我立刻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台机器更早年份的资料。
国外的技术论坛、二手机械交易网站、配件供应商的在线目录……我用着翻译软件,一个一个地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眼睛又干又涩。
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在一个德国的二手配件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一张老款控制器的照片。
虽然外观差不多,但我敏锐地发现,它电路板上的芯片布局,和我手里的这块完全不同!
而且,通过照片上放大的细节,我辨认出了那颗核心芯片的型号!
那是一款十几年前很常用的工业级DSP芯片,虽然现在已经停产,但在一些老的电子元件库存商那里,应该还能找到。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我立刻根据那个型号,在国内的供应商网站上搜索。
果然,在深圳一家专做库存元件的公司网站上,我找到了它!
价格不贵,三百块钱一颗。
我毫不犹豫地下了订单,选了最快的空运。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压力和别人的眼光。
我开始主动出击。
我不再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想“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让那台机器重新轰鸣起来。
我想要的,是找回那个在机器面前充满自信的李卫D东。
我想要的,是靠我这双手,堂堂正正地挣回儿子的补课费,挣回这个家的安稳。
两天后,芯片寄到了。
我拿着那颗比指甲盖还小的新芯片,手心有点出汗。
这只是第一步。
老的芯片和新的芯片,虽然核心功能一样,但引脚定义和外围电路完全不同。
我需要重新设计一块转接板,把新芯片“嫁接”到原来的电路板上。
这无异于一次微型的外科手术。
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铺开图纸,拿起了电烙铁。
我画出了新旧两种芯片的引脚对比图,然后开始设计转接板的电路。
每一根线路的走向,每一个焊盘的位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
我的眼睛离电路板只有几厘米,呼吸都放得很轻。
电烙铁的尖端,在我的手里稳如磐石。
焊锡融化的味道,松香的烟雾,这些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现在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
这是一个手艺人的世界。
在这里,没有花里胡哨的概念,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只有精准,严谨,和对规则的绝对尊重。
我整整花了两天两夜,才把那块小小的转接板做好。
上面密密麻麻地飞着十几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漆包线。
看上去丑陋,但每一根线,都连接着希望。
到了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刷写程序。
新芯片是一片空白,我需要把旧控制器里的固件程序,读出来,再写进去。
我找到了旧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用热风枪小心翼翼地把它吹下来,焊接到编程器上。
连接电脑,打开软件。
“读取成功。”
看着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提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把程序备份了好几份,然后把新的DSP芯片也焊到了编程器上。
点击“写入”。
进度条,开始缓慢地移动。
1%……10%……50%……
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差错。任何一点电流不稳,或者接触不良,都可能导致芯片报废。
我之前买的芯片,只有两颗。
这是我第一次机会。
99%……
进度条,停住了。
我的心也停住了。
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红色的对话框:“写入校验错误!”
失败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那块小小的芯片,脑子里一片空白。
为什么会失败?
是转接板的设计有问题?还是芯片本身不兼容?或者,是德国人在这套程序里加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硬件锁?
所有的可能性,在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这几天建立起来的信心,瞬间崩塌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
在人家豪华的厂房里,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结果,连最基本的一步都完不成。
我甚至能想象到王翰失望的眼神,和车间里那些年轻人嘲笑的表情。
口袋里的手机又震了。
是晓兰。
我不想接,但我知道,我不接,她会更担心。
“喂。”我的声音很沙哑。
“卫东,你……没事吧?怎么听着这么累?”
“没事,熬了几个夜。”
“钱的事你别愁,我想办法。鹏鹏的补习班,我先去跟他老师说说,看能不能晚点交钱。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活儿干不了,咱就回家,没什么大不了的。”
晓兰的话,没有一句责备。
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一个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要让老婆孩子为钱发愁,还要让她反过来安慰我。
我算什么男人?
挂了电话,我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控制不住地抖动。
我珍视的一切,我的手艺,我的尊严,我的家庭支柱的身份,好像都在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
我就这样在黑暗的工作室里,坐了很久很久。
直到窗外透进第一缕晨光。
我抬起头,看着桌上那堆工具和图纸,看着那块失败的电路板。
绝望过后,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想起了我的师傅。
他是个很倔的老头,一辈子没服过软。
有一年,厂里一台老掉牙的切纸机坏了,一个关键的齿轮崩了两个牙。厂里找不到配件,都说要报废了。
师傅不信邪。
他把自己关在车间里三天,硬是用锉刀、钢锯,把一块废钢材,给活生生锉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齿轮。
装上去,严丝合缝。
我当时问他:“师傅,您是怎么做到的?”
他擦了擦手上的油,说了一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路走不通,不是路没了,是你该换条道了。”
换条道……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写入校验错误”的提示。
我一直在想,怎么把A程序,完整地写进B芯片里。
可如果,B芯片根本就不需要A程序的全部呢?
这台机器的核心功能是印刷。伺服控制器的主要任务,就是精准地控制主电机的转速和位置。
那些花里胡哨的、跟德国原厂系统联网、远程诊断的功能,对我们来说,根本用不上。
我需要的,只是它最核心的驱动算法。
而这个算法,是可以通过示波器,从旧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逆向分析出来的!
我不需要完整地“复制”它,我只需要“复刻”出它的核心功能!
这个念头,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脑子里所有的黑暗。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感觉浑身的细胞都重新活了过来。
我不再纠结于那该死的固件程序。
我换了一条路。
我把旧的控制器重新装回机器,通上电。然后用示波器,连接到它的信号输出端。
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连串复杂的波形。
这就是机器的“心电图”。
我把这些波形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开始分析。
这是一个极其枯燥和繁琐的过程。
每一个波形的起伏,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指令。加速、减速、定位、刹车……
我把它们一一解码,转化成我自己能理解的程序逻辑。
然后,我打开了DSP芯片的编程软件,开始自己写程序。
我写的,不是德文,也不是英文,而是最底层的,全世界通用的,机器语言。
我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些跳动的代码和波形。
三天后,我写出了第一版的控制程序。
很简陋,只包含了最基本的启动、停止和调速功能。
但我知道,这已经足够了。
我把程序写入了那颗新的芯片。
这一次,进度条走到了100%。
“写入成功。”
我把焊接着新芯片的转接板,小心翼翼地装回了控制器,然后把控制器,装回了机器的电控柜。
一切准备就绪。
我走出了工作室。
半个多月没怎么见过阳光,外面的光线刺得我眼睛有点疼。
刘明和王翰看到我,都愣住了。
我大概能猜到自己现在的样子,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像个逃难的。
“李师傅,你……”王翰想说什么。
我没让他说下去。
“让车间里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离机器远一点。”我的声音有些嘶哑,但很坚定。
王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立刻对刘明说:“快!按李师傅说的办!”
很快,车间里所有的机器都停了。
工人们都围了过来,远远地站着,交头接耳。
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不相信。
我走到机器的操作台前,最后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开关和按钮。
然后,我回头,看了一眼王翰。
他对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那个绿色的启动按钮。
机器内部,传来熟悉的电流声。
控制面板亮了。
几秒钟后,我听到了继电器吸合的清脆声响。
然后,是主电机轻微的转动声。
它没有像以前那样,转一下就报错停机。
它在持续、平稳地转动。
我把手放在操作台的旋钮上,轻轻地,往前推了一点。
电机的转速,开始缓缓提升。
嗡——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
整个车间,都能感受到脚下地面的轻微震动。
我继续加速。
滚筒开始飞速旋转,收纸链条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那头沉睡了两年的钢铁巨兽,终于醒了。
它发出了它应该有的,强壮而健康的咆哮。
周围的人,都看呆了。
刘明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王翰扶了扶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亮得吓人。
我没有停下。
我开始测试每一个功能。
点动、连续、套印、水墨……
每一个指令,机器都执行得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延迟和错误。
它活了。
被我,用最“笨”的办法,给救活了。
我关掉了机器。
车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转过身,对王翰说:“好了。”
就这两个字。
王翰快步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晃着。
“李师傅!李师傅!您……您真是神了!”他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我笑了笑,把手抽了回来。
那天晚上,王翰在酒店摆了一桌,请了公司所有管理层,给我庆功。
饭桌上,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了一个信封。
“李师傅,这是您这次的酬劳,十万块。我知道不多,是公司的一点心意。”
我没接。
“王总,我来之前,跟刘明说的是,按天算误工费。我算了一下,我一共待了二十天,一天三百,一共是六千。”
王翰愣住了:“李师傅,您这是看不起我?”
“不是。”我摇摇头,“这是我的规矩。我师傅教的,一是一,二是二。我只拿我该拿的。”
刘明在旁边急得给我使眼色。
我假装没看见。
王翰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收回了那个信封,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李师傅,我懂了。是我唐突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您说。”
“我想聘请您,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不用每天来上班,机器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您过来指导一下就行。另外,我想请您,给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开个培训班,把您的手艺,教给他们。”
他顿了顿,说出了他的条件。
“月薪两万,加年底分红。您看行吗?”
我看着他真诚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废物。
我的价值,不在于我属于国企还是私企,不在于我懂不懂德文,会不会用最新的软件。
我的价值,在我这双布满老茧的手里,在我这颗懂得尊重机器的心里。
我点了点头。
“好。”
我最终只拿了六千块钱回家。
当我把那沓还带着银行味道的钞票放在晓兰面前时,她愣住了。
她拿起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厨房里飘出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的香味。
我走到阳台,看着窗外家属院的万家灯火,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的“铁饭碗”确实是没了。
但我的手艺,就是我新的饭碗。
而且这个饭碗,谁也拿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