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退婚，她说我爹的话没意思

那年夏天，知了叫得跟疯了似的，要把整个天都给撕开个口子。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在土路上颠得五脏六腑都快错了位。

路两边的玉米秆子，一人多高，密不透风，把热气全闷在了这条道上。

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抬起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袖口上早就浸满了汗，带着一股子汗馊味和尘土味。

心里揣着一件事，沉甸甸的，像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件事，就是去她家退婚。

这婚是长辈们订的，半开玩笑半当真，但我们俩，是当了真的。

可我马上就要走了，去南边，去那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地方闯一闯。

我爹说我这是异想天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去当个没着落的“个体户”。

她爹也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老老实实进厂当工人，安安稳稳过日子，要么，就别想他女儿。

我选了后者。

不是不想要她，是觉得给不了她想要的。

一个泥腿子，兜比脸还干净，拿什么去许人家一辈子？

长痛不如短痛，我想。

等我混出个名堂来，再回来找她。如果她还愿意等。

这个念头，现在想起来，又蠢又天真，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自以为是的悲壮。

车链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嘲笑我的犹豫。

终于，那个熟悉的小院出现在眼前。

院墙是土坯的，墙头上长着几丛野草，在热风里摇摇晃晃。

院门虚掩着。

我把车停在门口的大槐树下，荫凉里稍微凉快了点，可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我整了整被汗水浸湿的衬衫，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都是槐花落尽后，叶子被晒出来的青草味。

我推开院门。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老母鸡在啄食，看见我，吓得“咯咯”叫着跑开了。

她爹常坐的那张竹椅空着，旁边的小桌上，茶壶还是温的。

我喊了一声：“叔，在家吗？”

没人应。

正当我准备转身走，下次再来的时候，屋里传来了动静。

门帘一挑，她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子挽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截白得晃眼的小臂。

头发用一根简单的头绳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饱满的额头上。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光，然后迅速地暗了下去。

她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我张了张嘴，准备好的那些话，什么“我要出远门了”、“我们不合适”、“耽误了你不好”，全都堵在了嗓子眼，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就那么站着，隔着一院子的阳光和沉默。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声音有点哑：“我爹去镇上开会了，不在。”

我“哦”了一声，如释重负，又更加失落。

“那我……我改天再来。”我说着，就要往后退。

“站住。”

她突然喊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有力。

我停住了脚步，像被钉在了原地。

她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心很热，带着薄薄的汗。

她什么也没说，直接把我往屋里拽。

我被她拉得一个踉跄，稀里糊涂地就进了屋。

屋里比外面凉快，光线也暗一些，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角香，那是她洗头发的味道。

她松开手，转身把门闩插上了。

“咔哒”一声，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

我心里更慌了。

“你……你这是干啥？”

她转过身，背靠着门板，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亮，像山里的溪水，清澈见底，此刻却蒙着一层水汽。

“你要说什么，跟我说。”

“我……”我还是说不出口。

她笑了，笑得有点凄凉。

“你是来退婚的，对不对？”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微微起伏着。

然后，她说了一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她说：“我爹的话是屁话，你别听。”

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看着她，看着她倔强的眼神，看着她紧紧抿着的嘴唇。

那些我为自己找好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她这句话面前，瞬间就土崩瓦解，碎得像一地玻璃渣子。

“我配不上你。”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谁说的？”她往前走了一步，逼近我，“是你自己说的，还是我爹说的？”

“我自己……觉得。”

“你觉得？”她又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你凭什么替我觉得？你问过我吗？”

一连串的问题，砸得我头晕眼花。

是啊，我问过她吗？

我没有。

我只是自顾自地，用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给她安排好了一个我认为“对她好”的结局。

“我要去南方了。”我试图解释，“前途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回不回得来。”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得斩钉截铁。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可能。

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跟着一个前途未卜的穷小子远走他乡，那需要多大的勇气？那是要被全村人戳脊梁骨的。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不能跟我去受苦！”

“我不怕受苦。”她也提高了声音，眼泪流得更凶了，“我怕的是，你不要我了。”

她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直直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疼得说不出话来。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默。

只有她压抑着的、细微的抽泣声。

我能闻到空气里，咸涩的眼泪味道。

过了很久，她慢慢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用红布缝的小香囊，入手温热，还带着她的体温。

上面用白线歪歪扭扭地绣着一个字，是我的名字。

针脚很密，看得出绣了很久。

“这里面，装的是我从后山庙里求来的平安符。”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还是带着浓重的鼻音，“你带着它，不管你去哪，都带着它。”

我的手攥着那个香囊，布料柔软，里面的符纸硬硬的，硌着我的手心。

“你听着，”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等你。”

“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你要是混出名堂了，就回来娶我。你要是……混得不好，碰了一鼻子灰，也回来，我养你。”

“但是，你不准说退婚这两个字。这门亲事，只要我不同意，谁也退不了。”

她说完，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

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全是豁出去的决绝。

我一个快一米八的大男人，在她面前，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我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酸胀得厉害。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她家的。

只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格外刺眼，晃得我睁不开眼。

手心里，那个红色的香囊，被我攥得滚烫。

我没有再提退婚的事。

三天后，我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汽笛声又长又响，像是要把人的魂都勾走。

我没有告诉她我走的确切日期。

我怕看见她，怕看见她哭，怕自己会忍不住跳下车，什么都不管了。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走，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倒退。

那些熟悉的田野、村庄、小河，都离我越来越远。

我的新生活，就在这单调的声响里，开始了。

南方的城市，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高楼、汽车、穿着时髦的人群。

一切都那么新鲜，也那么陌生。

我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被扔在了一片水泥森林里，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地方。

我干过很多活。

在工地上搬过砖，水泥磨破了我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在饭店后厨洗过碗，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双手被洗洁精泡得发白、发皱。

晚上就睡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工棚里，空气中混杂着汗味、脚臭味和廉价烟草的味道。

每个睡不着的夜晚，我都会拿出那个红色的香囊。

凑到鼻子前闻一闻，上面好像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

那个味道，能让我在这个嘈杂、混乱的城市里，找到一丝安宁。

我开始给她写信。

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床板上，一笔一划地写。

写我在这里的见闻，写我的辛苦，也写我的想念。

我不敢写自己过得有多苦，怕她担心。

总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一切都好，老板很器重我，工友们也都很照顾我。

信的结尾，我总会写：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我把信寄出去，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半个多月。

等待回信的日子，是熬人但又充满希望的。

我每天都会去工地的收发室问好几次，问得看门的大爷都烦了。

终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回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我的名字，是她娟秀的字迹。

我躲在没人的角落，手抖得像筛糠，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信纸很薄，带着一股墨水的清香。

她说她都好，让我不要担心家里。

她说她爹还是那副臭脾气，但没再逼她了。

她说她每天都会去我们以前常去的山坡上坐一会儿，看看南方的方向。

她说，她相信我。

信的最后，她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

我看着那个笑脸，一个大男人，蹲在工地的角落里，哭得像个傻子。

那些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

因为我知道，在遥远的家乡，有一个人，在等我。

她的信，就是我的光。

我开始拼了命地干活，攒钱。

别人一天干八个小时，我干十二个，甚至十六个小时。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我都能吃。

我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小心地存起来，放在一个铁盒子里。

我常常在夜里，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拿出来数，仿佛能从上面看到我们未来的样子。

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不大，但很温馨。

院子里，她可以种上她喜欢的花。

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她。

我会让她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穿洗得发白的旧衣服。

这些幻想，支撑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我和她通了整整三年的信。

那厚厚的一沓信，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慢慢地摸到了一些门道。

我用攒下来的钱，和一个老乡合伙，在城中村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卖一些家乡的特产。

起初生意并不好，常常一天都开不了张。

但我没有放弃。

我骑着一辆破三轮车，跑遍了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推销我的东西。

被人赶过，被人骂过，也被人骗过。

最难的时候，一天只啃一个馒头，喝自来水。

但只要一想到她，我就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我的存折上的数字，也开始慢慢变多。

我给她写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我说，再等我一年，最多一年，我就回去。

回去兑现我的承诺。

我满心欢喜地等着她的回信，想象着她看到信时高兴的样子。

可是，我等了一个月，没有回信。

两个月，还是没有。

我开始慌了。

我给她又写了一封信，问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信寄出去，依然石沉大海。

我坐不住了。

我把店里的事托付给老乡，买了最快一班回家的火车票。

那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回家。

火车依然是“哐当哐当”的，但我的心情，却和来时完全不同。

来时是忐忑和对未来的迷茫。

回去时，是焦灼和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村里的。

村子还是老样子，但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

我先回了自己家。

我爹妈看到我，又惊又喜，拉着我问长问短。

我没心思跟他们多说，放下行李就问：“青禾呢？她怎么不给我回信了？”

我娘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爹在一旁，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到底怎么了？你们快说啊！”我急得快要疯了。

“她……”我娘的声音很低，“她嫁人了。”

“嫁人了？”

这三个字，像晴天霹雳，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耳朵里“嗡嗡”作响。

“不可能！”我大喊，“绝对不可能！她答应过要等我的！”

“是真的。”我爹说，“上个月刚办的酒席。嫁到了邻村，男的是个老师。”

我呆住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那个说要等我一辈子的女孩，会嫁给别人。

我不顾我爹妈的阻拦，疯了一样地冲出家门，往她家跑去。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个院子。

院门紧锁着。

我用力地拍打着院门，手都拍红了。

“青禾！青禾！你出来！”

“你出来！你把话说清楚！”

没人开门。

邻居家的一个大婶探出头来，看见我，惊讶地说：“你不是在南方吗？怎么回来了？”

“婶儿，青禾呢？她在家吗？”

大婶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她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人了。你……还是走吧。”

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我靠着冰冷的土墙，慢慢地滑坐到地上。

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是我让她等得太久了吗？

无数个问题，在我脑子里盘旋，却没有一个有答案。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爹陪着我喝。

他什么也没说，就是一杯一杯地给我倒酒。

我喝醉了，哭着，喊着她的名字。

我把那三年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痛苦，都喊了出来。

第二天，我顶着宿醉的头痛，离开了家。

我又回到了那个南方的城市。

我没有跟我爹妈告别，就像一个逃兵。

我不敢再待在那个地方，那里处处都是我和她的回忆。

回到南方，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写信，不再看那些我们过去的书信。

我把那个红色的香囊，连同那厚厚的一沓信，一起锁进了一个铁盒子的最深处。

我开始疯狂地工作，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生意上。

我好像憋着一股劲，要向谁证明什么。

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证明没有她，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生意越做越大。

我从一个小门面，换成了一个大店铺。

后来，我开了分店，开了公司。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老板”。

我有了钱，有了车，有了这个城市里的一套大房子。

我身边也出现过一些女人。

她们很漂亮，很温柔。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再也起不了任何波澜。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客厅里，抽着烟。

烟雾缭绕中，我总会想起她。

想起她穿着碎花衬衫的样子。

想起她倔强的眼神。

想起她说：“我爹的话是屁话，你别听。”

然后，心口就会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

她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拔不出来，一碰就疼。

我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我怕。

我怕触景生情。

我怕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我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流浪者。

时间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

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的中年人。

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去年，我接到了我爹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我娘病了，很重。

我连夜买了机票，飞了回去。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机场很新，高速公路很宽。

家乡的变化很大，大到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

它比我记忆中，更老了，更粗壮了。

我娘的病，是癌症晚期。

医生说，时间不多了。

我放下公司所有的事，在医院里陪着她。

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

“儿啊，娘对不起你。”

“娘当年……不该瞒着你。”

我心里一咯噔，一种不好的预感再次袭来。

“娘，你说什么呢？”

我娘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段被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往事。

当年，我寄回家的信，都被我爹收起来了。

他没有给我娘看，更没有拿给青禾。

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和青禾的事。

他觉得青禾家太穷，她爹又是个固执的老顽固，怕我将来受委屈。

他偷偷地，以我的名义，给青禾写了一封信。

一封分手信。

信里说，我在南方有了新的女朋友，是个城里姑娘，家里很有钱，能帮我做生意。

信里还说，让她不要再等我了，忘了我吧。

我爹把信寄出去后，青禾的爹就拿着信，找到了我们家。

他把我爹骂了个狗血淋头。

两个老人，在院子里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青禾来了。

她不相信信是我写的。

她说，她要等我回来，亲口问我。

可是，她爹以死相逼。

他觉得女儿被我耍了，丢尽了脸面。

他把青禾锁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不让她跟任何人联系。

然后，就托媒人，到处给她说亲。

就是那个邻村的老师。

青禾宁死不从。

她绝食抗议。

三天三夜，滴水未进。

最后，她爹跪在了她面前。

一个一辈子没求过人的老人，跪在自己女儿面前，求她嫁人，求她给自己留条活路。

青禾最终，还是妥协了。

出嫁那天，听说她没有哭，也没有笑。

就那么面无表情地，坐上了去邻村的拖拉机。

我娘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

“你爹他……他也是为你好。他怕你跟她一样，犯傻，耽误了一辈子。”

“后来你回来，我们看你那么痛苦，就更不敢告诉你真相了。怕你……怕你去找她，把事情闹大，到时候，两个人都没法收场。”

我听着，全身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只是觉得，浑身发冷。

原来，我恨了二十多年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原来，我以为的背叛，竟然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原来，那个我爱了一辈子的女孩，是被我，被我的家人，亲手推开的。

我爹就站在病房门口，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背。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能怪他吗？

他是我爹。

他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我。

可是，他毁了我一辈子。

也毁了她一辈子。

我娘没过多久，就走了。

办完丧事，我把我爹接到了城里。

他老了很多，话也少了。

我们俩之间，好像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那个名字。

但我知道，我们心里，都想着同一个人。

有一天，我收拾我娘的遗物。

在一个旧木箱的底层，我找到了那个被我锁起来的铁盒子。

我打开它。

里面，是那厚厚的一沓信，和我寄回家的所有钱。

还有那个红色的香囊。

香囊的颜色已经褪了，但上面的那个字，还很清晰。

我把香囊打开。

里面除了那张黄色的符纸，还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我颤抖着手，打开纸条。

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只有一行字：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的眼泪，瞬间就决堤了。

这句话，出自《诗经》。

意思是，我的心不是一块石头，是不可以随便转动的。

这是她对我无声的承诺。

可我，却误会了她二十多年。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回去，我要去找她。

我不是要去破坏她的家庭，我只是想，当面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我把公司交给了副总打理，把我爹安顿好。

然后，我一个人，又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先去了邻村。

很容易就打听到了那个当老师的人家。

可村民告诉我，那个老师，在十年前，就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而青禾，在他去世后，没有再嫁。

一个人，拉扯着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

我找到了她家。

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小院，收拾得很干净。

院子里种着几株栀子花，开得正盛，满院子都是香气。

我站在门口，迟迟不敢敲门。

我怕。

我怕见到她。

我怕看到她苍老的容颜，怕看到她眼里对我的恨。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院门开了。

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眉眼间，有几分她的影子。

他看到我，有些疑惑：“您找谁？”

“我……我找一下，林青禾。”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

“你是我妈的朋友？”年轻人打量着我。

“算是吧。”

“我妈去镇上买东西了，还没回来。要不，您先进来等一会儿？”

我跟着他进了院子。

他给我倒了杯水，很客气。

“我妈很少有朋友来找她。”他说，“您是我妈以前的同事吗？”

“不是。”我摇了摇头，“我们是……老乡。”

我们聊了几句。

我知道了，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村里，在镇上的中学当老师，子承父业。

他说他妈妈这些年，过得很辛苦，但很坚强。

他说他妈妈，常常一个人，对着一盆栀子花发呆。

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他妈妈笑得真正开心过。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了。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是她。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布衣，头发已经花白了，在脑后挽成一个髻。

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但那双眼睛，还是和记忆中一样，清澈，明亮。

她也看到了我。

她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西红柿和黄瓜，滚了一地。

我们就那么看着对方，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她的儿子，看看她，又看看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默默地捡起地上的菜，走进了屋里，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你……”她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厉害，“你回来了。”

“嗯，我回来了。”

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只剩下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你……还好吗？”她问。

“不好。”我摇了摇头，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没有你，我从来没有好过。”

她的眼圈，也红了。

“对不起。”我说，“青禾，对不起。”

我把我爹做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都过去了。”她说。

她说，都过去了。

多么云淡风轻的四个字。

可我知道，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煎熬和等待。

“那封信，”她擦了擦眼泪，看着我，“我知道不是你写的。”

我愣住了。

“你的字，我认得。你写字的时候，‘的’字的那个点，总是习惯往上挑。那封信上，没有。”

我的心，又被重重地击了一下。

这么细微的差别，她都记得。

“那你为什么……”

“我爹，他用命逼我。”她苦笑了一下，“我能怎么办呢？”

是啊，她能怎么办呢？

在一个“孝”字大过天的年代，在一个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环境里，她一个弱女子，能怎么办呢？

“我不怪你。”她说，“我也不怪你爹。这可能……就是命吧。”

命。

多么虚无缥缈，又多么沉重的一个字。

我们就这么站着，相对无言。

院子里的栀子花，香气越来越浓。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她也喜欢在头发上别一朵栀子花。

风一吹，香气就飘到了我的鼻子里。

“我能……看看你先生吗？”我问。

她点了点头，带我去了后屋。

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

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面带微笑。

“他是个好人。”她说，“对我，对孩子，都很好。他临走前，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了，让我告诉你，他不怪你。”

我的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我对着那张照片，深深地鞠了一躬。

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晚霞染红了半边天。

她送我到村口。

“以后，还走吗？”她问。

“不走了。”我说，“我把公司卖了，回来陪我爹。也想……为家乡做点事。”

她点了点头，笑了。

那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眼角的皱纹，像花瓣一样绽开。

“那……常回来看看。”

“好。”

我们没有再说别的。

没有拥抱，甚至没有握手。

我们就那么站着，看着对方。

好像要把这二十多年，缺失的时光，都看回来。

我知道，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了。

我们都老了，都有了各自无法割舍的责任和生活。

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但是，能再见到她，能解开当年的误会，能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我已经，别无所求。

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屋。

我把它重新翻修了一下。

我在院子里，也种满了栀子花。

我把我爹接了回来。

他每天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发呆。

我们还是很少说话。

但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儿啊，爹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那闺女。”

我拍了拍他的背：“都过去了，爹。”

是啊，都过去了。

恩怨，情仇，爱恨，都随着时间，慢慢淡了。

剩下的，只有无尽的遗憾，和对往事的追忆。

我后来，用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在镇上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我亲自担任了名誉校长。

开学典礼那天，我看见了青禾。

她作为学生家长代表，上台发了言。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衣服，站在阳光下，从容，温和。

她发言的时候，目光，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们相视一笑。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穿着碎花衬衫，对我说“我爹的话是屁话，你别听”的倔强女孩。

她没变。

我也没变。

我们只是，被时间，隔在了两岸。

再也，回不去了。

后来，我常常会去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个山坡。

山坡上，草长莺飞。

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到，南下的铁轨。

偶尔，会有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拉着长长的汽笛。

我知道，那汽笛声，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留下的是一代人的遗憾。

我的青春，我的爱人，都留在了那个，知了嘶鸣的，1991年的夏天。

永远地，留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