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5岁，给二姨家还账150000，二姨夫生日随礼600，却回礼200000

我推开胡同口那家修表铺的小门，风从后背嘬进棉衣，师傅抬眼看我，问了一句：“你是来还账的，还是来随礼的？”

我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憋着气说：“都来。”

修表师傅把大拇指在旧抹布上蹭了蹭，笑了笑：“那你今天算是个讲究人。”

旧城墙根的阳光斜斜地照下来，冬天的光带着铁锈味道，像八十年代留下的老照片一样，发黄，发硬，却让人心里暖。

我三十五岁这年，带着欠了二姨二姨夫的账一笔一笔算清，十五万，外加二姨夫六十大寿，随礼六百，结果他回礼给了我二十万。

这事儿要是说在茶摊上，少不得被人当故事听，摇头笑，说世上哪有这么“倒挂”的人情。

可它偏偏就这么发生在我身上。

我叫李砚，家在北边城里城外都不算的地界儿，街道办一拐弯就是我家那一小排平房，房顶上常年压着旧砖和汽水瓶子，防风的。

我们家跟二姨家的缘分，要从一只木算盘和一条旧羊毛围巾说起。

算盘是我爸的，围巾是我妈的。

我爸那个算盘，算盘珠子被油手抹得锃亮，开小卖部时用来打账，后来卖不动，算盘就成了我小时候的玩具。

我妈那条围巾，是八五年小年之前，二姨从天津给带回来的，红底黑格，针脚密密匝匝，戴在脖子上扎人，却暖。

我记得那年冬天风特冲，胡同口卖糖瓜的用麻纸裹着炉火，红红的，我站在二姨膝盖边，看她把围巾从包里拿出来，拍了拍灰，说：“给你妈，北边冷。”

妈说：“你自己过得也紧巴巴的，还带啥。”

二姨说：“亲戚不走不亲，东西不贵，心热。”

这是我听过最早的“金句”，后来我常想，亲戚这事，走来走去，走掉了年头，走出点情分，走丢的也多。

八九十年代以后，家里日子慢慢转了弯，上学、下岗、再就业，像几趟车次，赶得上就上，赶不上就看着走远。

我这一辈子，跟二姨家，有两回急，都是他们把手伸过来，一伸，还不让你推。

第一回是在我上大学那年，爸在塑料厂的机器旁被卷了手，住院，交押金，家里翻箱倒柜，旧坛子底儿都敲烂了，差五千。

那时候五千就是天。

我妈坐在炕上哭，眼角挂着盐渍，我捏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像烟囱堵了灰。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有人敲门，敲得咚咚响，开门，是二姨。

她半路坐夜车赶回来的，手里还提着半扇猪肉，说是回城里给娘家添点荤气。

放下肉，她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旧版人民币，还有几张折了角的存单。

她说：“这钱，先用，等你爸出来了再说。”

我妈抹眼泪：“妹子，你家也不富，这钱太多了。”

二姨把蓝布包往我怀里一塞：“读书是正经，救急要紧，别跟我客气。”

那一叠钱，后头算总账的时候，连利带本，我们一家清楚得很。

第二回是在我结婚那年，单位集资房分到名额，可首付缺口像井口一样深。

我踌躇着跟女方家解释，心里觉得攥着婚书还没房像耍猴。

二姨夫那天坐在我们小院的板凳上，抽的是八块钱一盒的烟，冬日阳光照得他额头上的褶子清清楚楚。

他没多说话，就把烟头踩灭了：“小李，借多少？”

我嘴皮子打颤：“十万。”

那是他干运输累积的多年的钱，家里还刚换了台二手解放。

他说：“别说十万，十万零一块都行。”

他当时拍我的肩，手心粗糙的茧把我衣服拍出一块印子，像是烙了个“记着”两字。

“记着。”我心里默念。

那是零八年。

再往后，父母都退了，妹妹嫁去了南方，家里的人，一年四季地像四季风一样分散着吹。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茬，就像楼房的二层，往上看是玻璃幕墙，往下看是老砖，夹在中间，新的旧的都沾了点，谁也说不清。

我三十四岁那年，换工作，工资涨了些，也算是“咸鱼翻了个身”，不过翻得不高。

我给自己立了个小规矩，逢年过节把帐老老实实记在一本记事本上，皮面儿，黑色的，像九十年代传达室里那种登记册。

那记事本上，写满了谁谁谁人情往来，谁拿来一袋米，谁送了两条鱼，谁给了孩子一个红包，我看着就像看着一片瓜地，哪根蔓子从哪儿伸过来，一目了然。

记事本后头有一页空白，我用铅笔写了四个字：“二姨账务。”

这四个字写下去，心里像给自己定了个军令状。

要还。

要还清。

我知道，年头变了，人心也淡了，很多旧规矩不好用了，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八个字，总不能改。

我算过，零零总总，连本带情，欠了二姨二姨夫十五万。

我媳妇知道这事，嘴上没说，晚上刷牙的时候，照着镜子说了一句：“有点费劲，咱尽力。”

那时候女儿在学跳舞，学费不便宜，老房的墙皮又开始往下掉，一铲子下去，灰尘像下雪一样飘，我咳了几声，心里空空的。

我告诉自己，慢慢来，账不躲，钱不赖。

二姨夫六十大寿的消息，是表妹在群里冒出来的。

她说：“月底宴，大家抽空回来。”

有人回了个“收到”，有人发了个“点赞”的手指。

我看着屏幕，心里“咯噔”一下，这次是个机会。

人一辈子啥最怕？

怕欠。

怕把别人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我给媳妇说：“这次去，礼得重不了，礼重了不是礼，是债，先把旧账还上。”

她点头：“随你，我支持你。”

我笑了一下，又觉得这个笑有点苦。

那天夜里，北风像刀子，从窗缝里呲溜溜钻进来，吹动了桌上那条老围巾的一角。

那条红底黑格的围巾，我一直留着，边角磨得毛糙，线头竖着，像老人头上几根倔强的白发。

我把围巾搭在手上，想起妈当年说“亲不走不亲”，想起二姨说“东西不贵，心热”。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像是拎住了什么。

围巾，是我这一段记忆的标志物，烫手又暖心。

另一个是我爸那只木算盘，已经没了两颗算盘珠，可只要一捏在手里，那股“噼里啪啦”算账的劲儿就从指尖往心里传。

我把算盘放在桌角，把围巾铺在算盘旁边，像摆了两个老朋友。

我对自己说，靠它们提醒，别糊涂。

寿宴那天，天冷，地冻，车玻璃上结着冰花，我先去银行取了钱，现金，红色的，沉甸甸的，塞在旧帆布包里。

媳妇看我背着包，笑：“像个卖书的。”

我说：“卖的是心里那本。”

到了二姨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门楣上贴着“福”字，那个“福”字倒着贴，按照惯例是“福到”，但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的是，福倒了，能不能扶起来？

院子里温气腾腾的，厨房里炸丸子的香味儿跟蒸鱼的白气混成一团，像是年味儿被翻炒了一遍又一遍。

我一进门，二姨笑得眼角起了四条纹，自家人一样拉我：“砚子，瘦了。”

我说：“忙工作。”

她说：“工作是人干的，别让工作把人干没了。”

一句话，像给我这几年窘迫的日子找了个台阶。

二姨夫穿着一件灰色呢子大衣，胸前别了个红花，站在堂屋门口，脸上写着不善言辞的喜庆。

我走过去，双手把帆布包递过去，低声说：“姨夫，这是以前借的，今天都还了。”

他愣了两秒，眼睛在我脸上扫了一遍，像要确认我是不是喝了酒才说这话。

我又说：“还清，心里才踏实。”

他没接包，转过头喊了一声：“海云，你过来。”

二姨来了，围裙后面打了个结，洗得发白。

他冲她眨了一下眼。

二姨把包接过去，放在炕上，拉开拉链，红色票子的边儿露出一条，安静地躺着，像冬天里一条厚被子的一角。

她抬眼看我：“砚子，日子紧不紧？”

我说：“紧，紧也要还。”

她叹了一声：“你这孩子，随你爸。”

这话我是爱听的。

席面开了，什么菜都有，老家叫“大碗菜”，大碗端上来，大家一起夹。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的风把塑料布吹得“哗啦啦”，像海浪。

邻居们来了，表哥表妹来了，小孩子跑来跑去，红气球撞到墙上又弹回来，笑声不断。

有人问我：“砚子混得不错吧？”

我说：“混个脸熟。”

他笑了：“会说话。”

我笑笑，把手里那只一次性杯子捏了捏，杯口坑了一个角。

席间，我只喝了两杯。

我知道自己今天还有件事没做。

礼金六百，我准备的是一个白信封，信封上写着“寿礼”，落款是我和媳妇的名字。

二姨夫看了一眼，点点头：“心意到了。”

我说：“礼轻。”

他又点点头，指了指堂屋：“吃菜。”

饭吃到一半，外头起了风，门“砰”的一声被吹开了，又被人迅速关上。

我端起一块红烧肉，夹了夹，又放下。

脑子里忽然断了线，空了一秒。

等大家散得差不多了，二姨把我拉到里屋，四下没人，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锡皮盒子。

那个盒子很老，像是八十年代买海碗时候店家用来装零钱的盒子，边角有些卷了，盖子上还有一个被烫过的小点。

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手抚了一下盖子，像摸一只老猫。

我忽然就想起我妈那条围巾，冬天时也这么轻轻抹过。

二姨说：“这盒子，放了好多年。”

我说：“放的啥？”

她笑：“你看。”

她把盖子打开。

我看见一叠存单，一张旧票据，几张发黄的照片，还有两张火车票。

火车票是九五年夏天，从我们城到天津，再转车的那种，蓝底儿，印着小小的钢印。

存单上是二姨夫的名字，存的是零头多的大几千，小几千，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万。

我皱了下眉，不知道她要干啥。

她把盒子里的东西一层一层搬，最底下，压着一个红色的信封，摸上去硬硬的。

她把信封递给我：“拿着。”

我愣着没接。

她说：“拿着，回去再看。”

我接了，心跳慢慢加速，像楼下那口年久的水表，咔嚓咔嚓转。

二姨夫在门口咳了一声，掀开门帘进来，他穿着那件呢子大衣，背有点驼，看着我，表情认真。

他把嗓子捋了捋，说：“砚子，账，今儿你还了。”

我点头。

他说：“礼，你随了，少。”

我点头。

他说：“我们也回礼。”

我抬起眼睛，盯着他。

他说：“二十万。”

我差点把手里的红封掉地上。

“姨夫……”我张嘴，嗓子里卡了一下。

“听我说完。”他抬起手，手上那层老茧像老树皮。

“你小时候，你爸进了医院，是你二姨把钱掏的。”

“你结婚，是我把钱掏的。”

“那时候我们都没想着让你还，觉得能帮一点是一点。”

“你能想着还，这是你的本事，也是我们高兴的地方。”

“可是，人情这事，不是算清就完了。”

“你随礼六百，是礼数。”

“我回你二十万，是心里头想让你往前走。”

“走得踏实。”

他顿了顿：“把房子里的墙修了，把孩子学费预备好，老头老太太有个啥事儿，别再让你媳妇跟着你叹气。”

我心里“轰”的一下，像有人在屋顶砸了锤子。

我盯着他，眼睛慢慢湿。

我想说不用，可那句“不用”像鱼刺卡在嗓子里，硬，扎人。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冬天，二姨从天津带回来的围巾，红红的，扎脖子，却暖。

我想起我爸那只算盘，“噼里啪啦”打出来的账，全是为了过日子的。

我想起这几年媳妇说“尽力”的时候，牙刷在杯子里敲了一下杯沿，发出“咚”的一声，像给自己加了把劲儿。

我想起女儿放学回来，书包里掏出舞鞋，小小的一双，上面绣着几朵花，白的，干净，跟我们这屋子起皮的墙不配。

我把红色信封攥紧，手心出汗，外头的风吹得门帘抖，带进来一点冷气，我反倒觉得背后热。

“姨夫……”我又说了一遍。

他说：“别客气，老话说得对，‘有来有往’。”

过道里，表弟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汤，抬脚跨门槛，差点被门槛绊了，汤洒了一点，老妈子喊：“慢点，别糟踏。”

这时候，我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人情，不是债，是路。”

我没敢说出来，就咽回去了。

回礼这事，不光是钱的问题，它像一根绳子，把过去的日子和将来的日子系在一起，松一点，不至于勒得喘不过气，紧一点，不至于散了扣。

我把眼睛擦了一下，抬头说：“我收。”

声音有点哑。

二姨夫点了一下头，像是放了一口气。

二姨看着我们，笑笑，把锡盒盖上，前后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擦得围裙又白了两块。

傍晚，灯泡黄黄的，霜从窗沿往下挂，像奶奶年轻时的银项链。

我拎着那个红封，揣进帆布包，把包背上，肩膀坠了，但心里某个地方轻了。

回家的路上，风还大，雪像稀粥一样飘着，落在衣袖上，化成一点水。

我走到胡同口，修表铺的师傅正要拉下卷帘门，看见我，支着门，笑：“怎么，礼随好了？”

我说：“随了。”

他又问：“账清了？”

我说：“清了。”

他叼着烟，冲我挑了一下眉：“那你今儿算是打了个大胜仗。”

我笑：“打了个平仗。”

他怔了一下，笑：“有你这样会说话的。”

说话间，夕阳把街道铺成薄金，碎了，亮了又暗了。

我回到家，把包放在桌上，先是把信封里的钱摊出来，铺得桌面红灿灿的。

媳妇进门看到，愣那儿了：“这是什么情况？”

我把经过说了，她听着，眼睛里一眨一眨，像小孩子被糖哄住了，又像成年人被事实打动了。

她咬咬嘴唇：“你收了吗？”

我点头。

她轻轻呼出一口气，又笑了一下：“做人得这么讲究。”

我说：“欠的，也讲究，收的，也讲究。”

那晚我睡得很浅。

梦里，我回到童年，院子里晒着衣服，绳子拉得很紧，衣夹子夹在毛衣上，毛衣滴水滴在砖地上，啪嗒，啪嗒，两点两点。

风把衣服吹得鼓起，又瘪下去，像心脏在喘息。

我背着书包上学，经过修表铺，师傅还年轻，眼镜片很厚。

我看见二姨站在炕沿边，围巾绕在脖子上，冲我笑，笑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厚道。

我醒来的时候，窗帘缝露了一道白，天亮没亮的那种白。

我起床，拿起爸的木算盘，噼里啪啦打了几下，没有算什么，就是想听那声音。

然后把那条旧围巾披在肩上，走到台前，给二姨打电话。

我想跟她说几句，可电话拨出去，她没接。

后来才知道，她和二姨夫一早上去城西看地去了，说是表弟要开个店，他们去给参谋参谋。

我把电话放下，心里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城西走了一趟，想象那边工地的灰，三轮车的铃铛，路边卖豆腐脑的，吆喝一声“热乎的——”。

这天上午，我把房里最明显的一道裂缝用石膏粉给刮了，把剥落的老墙漆铲下来，墙灰像雪一样飘，打在我的睫毛上。

媳妇把桌上的钱数了一遍，一张一张，哗啦哗啦地响。

她数的时候，我把那两个标志物摆在桌上，算盘在左，围巾在右。

我说：“以后家里有事，先摸摸这两个，再决定。”

她点头：“醒目。”

“醒目”这词，还是九几年的时候，在电视上学会的，意思是“提醒自己”。

我想，我们家得有点规矩，别糊里糊涂地过，把这股朴实劲儿捧起来。

钱存了一部分，留手里一部分。

我把存折塞到红封里，又把红封放进了那个黑皮记事本里，记事本的后页，我改了四个字：“二姨账务”，给它加了括号，写上“情分留存”。

这四个字写下去，心里像松了一下扣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日常像稠粥，冒着小泡，咕嘟咕嘟，不惊不乍。

但人心里的波澜，安安静静地起。

街坊里有人听说了我这事，在巷口说了一句：“你二姨夫这人，真仗义。”

有人接话：“如今这样的人不多了。”

有人再接：“都是老一辈儿的讲究。”

我并不喜欢被放在众人议论的案板上，但我知道，这些话里，含着我们这座城几代人共同的口味，咸里带点甜，甜里搁点姜，不热辣，不腻味，顺口。

有一天，我在单位楼下遇见老同事，他拍我肩：“听说你把账还了。”

我说：“嗯。”

他笑：“有钱人呐。”

我摇头：“只是把该做的做了。”

他“哼”了一声：“你这话，说得像领导。”

我想了想，笑：“领导也得还账吧。”

他说：“理上说得过去，情上也漂亮。”

我走开，心里像被抚了一下毛，顺溜。

第二个月，女儿的舞蹈考级要去省里，路费、住宿、报名费，加起来一大笔。

以前遇到这种事，我总是皱起眉，盘算半天，最后还是从别处挪来一点。

这回，我把红封里留出的“教育款”拿了出来，打开一看，心里也不疼，反倒像帮孩子打开了一扇窗。

去省城那天，火车站人挤人，女儿背着粉色的包，里面装着舞鞋，她笑得像一只小麻雀。

她问我：“爸爸，我们为啥学舞？”

我说：“你喜欢，咱就学呗。”

她想了想：“那为啥有的人说学这个没用？”

我说：“没用就不学，有用就学，这话说不清，反正爹信你，行不？”

她咧嘴笑：“行！”

她跳起来的时候，脚尖轻轻地点地，像落雪不留痕。

下午回家的车上，我靠着窗，梦见那条围巾在风里晾着，水从线头往下滴，滴到三月的地上，化成一点小绿。

日子里不经意的温暖，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到了春天，北方的风也开始不那么狠了。

有一天下班回家，我在胡同口又遇见修表师傅，他把门帘挑起来，笑：“今天咋这么早？”

我说：“轻松了点。”

他眯着眼，点点头：“看出来了，你走路脚底板都不紧了。”

我笑：“我脚底板啥时候紧过？”

他“嘿”了一声：“以前像借别人鞋穿，现在像穿自己的。”

这句，我记住了，挺像话。

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能把你心里半年的路走完。

我回家的时候，媳妇在收拾柜子，翻出两张旧照片。

一张是我爸年轻时抱着算盘照的，背景是灰墙，一张是我和二姨在九五年站台的合影，火车烟雾模糊了半个天。

我把照片摆在桌上，心里“咯噔”一下。

那天晚上，我给二姨打电话，说想把照片送过来裱起来，挂她家里。

她笑：“挂你家里吧，你那边墙新，挂上好看。”

我说：“你这嘴，还是这么利落。”

她说：“你也不是木头桩子。”

挂照片那天，我特意把围巾披上，让媳妇把我和照片一起拍了张照。

她说：“你这装扮，像八七年的青年。”

我说：“青春来回拨，拨不回来。”

她笑：“那也行。”

事情像小河一样，慢慢顺着走。

我一直没去碰那个红封里那部分“预备款”。

我把它当成一个约定，一盏夜里不关的灯。

有时候，半夜醒来，屋里静得能听见钟表的“滴答”，我会起来喝口水，顺手摸一摸黑皮记事本，摸一下红封，像摸到一块平平稳稳的石头。

我知道，哪怕出门走夜路，心里也不慌。

六月底，表妹在群里说，二姨夫准备把老卡车卖了，改做轻货，“轻快点”，她这样说。

我给二姨夫打电话，他呵呵笑：“老胳膊老腿，不扛沉，卖了倒不糟蹋。”

我说：“注意安全。”

他“嘿”了一声：“知道。”

过了两周，表妹又发消息，说车卖了，买了个小货的，只跑城里圈。

我给他发了个“点赞”的手指。

他回了个“OK”。

有些话，到了中年就不需要那么多铺垫，符号也能当话说。

秋天来了，城里榆叶黄了。

一次周末的中午，二姨夫打电话，说想来城里看看我们新粉的墙。

我说：“来啊，我做红烧肉。”

他笑：“还做别的么？”

我说：“再炒个豆角，烙葱花饼。”

他嗯了一声：“够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表，忽然有点紧张，像学生要交作业。

那天他们来得早，两个小时车程，一点半就到了。

推门进来，二姨先在鞋垫上蹭了蹭脚，像是扫去一路尘土，然后抬头看墙，眼睛像亮了一下。

“白，亮堂。”她说。

二姨夫用手背蹭了一下墙，笑：“不掉粉。”

我笑：“用了好的。”

我把红烧肉端上来，肉在锅里慢炖，很烂，酱油的颜色把屋子都熏出一股子甜香，他们坐下，开吃。

二姨一边吃，一边看墙上的照片。

她指着我爸抱算盘那张，叹口气：“老哥那时候精神。”

我说：“嗯，精神。”

她又指着站台那张：“那年热死我了，我还穿了一件外衫，怕晒黑。”

二姨夫笑：“怕啥，晒黑也好看。”

她瞪他一眼，嘴角上去了一点。

我看着他们，心里觉得，这样的午后，比我拿到二十万那一刻还稳。

吃完饭，他们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二姨从包里掏出一点东西，递给我。

是一串钥匙坠儿，圆圆的，上面刻着一个“福”字。

我接了，笑：“福倒着刻的。”

她说：“倒着好看。”

我摩挲着那钥匙坠，心里被轻轻拨了一下。

晚上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天绛紫，街上灯一点一点亮了，像草地上起了萤。

他们走到巷口，二姨回头朝我摆摆手。

我站在门口，脚下的石板被风吹得出点声，像松木板在呼吸。

我忽然觉得，有些事，绕不过去，有些情，永远绕着你。

这时候，邻居老赵在我背后说了一句：“哎，砚子，做人，别亏心。”

我回头笑：“不亏。”

他说：“看着你这几年，觉着你走正了。”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人的很多话，不在对里，在心里。

冬天又来了。

腊八那天，媳妇熬了粥，红枣和花生在锅里翻滚，香气顺着门缝跑出去，跑到街上，把猫都引来了。

我把两碗粥装好，盖上盖，拎着，往二姨家去。

一路上，风像去年那样冷，但我背里是温的，手里也是温的，心里更是温的。

到门口，二姨笑，接过去：“你这人，对了，在路上。”

我说：“我得对，在路上。”

她抿嘴笑：“会说话。”

屋里挂着的红灯笼又亮了，去年那个，还没收。

我看着那个灯笼，想，这就是日子的样，旧里有新，新里有旧，像我们这些人，前头拉着以后，后头拖着从前，抻不断。

那天晚上，吃过粥，二姨夫忽然说：“砚子，明儿去你爸坟上转转吧？”

我愣了一下，点头：“好。”

第二天，天色阴，地里冻得硬。

我们站在坟前，风从芦苇缝里掠过去，发出“唰唰”的声响，像旧书翻页。

我拿出香，点着，插在土里，手冻得有点麻。

二姨站在我身边，小声说：“老哥，你看砚子现在，挺好。”

我咽了下口水，心里就像有人把一只温暖的手按在上面。

我们站了一会儿，走的时候，我在坟头压了三个小石头，怕风大，把纸钱吹乱。

回城的路上，车里的暖风把我的脸烤得发干，眼睛有点涩。

二姨夫开着车，没说话。

到了市区，他忽然出了声：“砚子，你以后要是碰到谁急事，你也别太四平八稳。”

我看他：“什么意思？”

他笑：“你看着办，我这意思你懂。”

我点头：“懂。”

“懂”这个字不大，可沉。

后来，真的就有一次，我懂了。

那是一个深冬的晚上，单位里一个年轻同事，老家的孩子生病，急着要点钱。

他跟我说的时候，声音发抖，像风里的一根线。

我回家，翻开黑皮记事本，摸了摸红封，又摸了摸算盘和围巾。

我把预备款拿出一部分，交给他。

他哭，像个大男孩。

我说：“拿去用，别耽误孩子。”

他抬头：“李哥，这……”

我摆手：“别说。”

回家的路上，风特别冷。

但我没觉得冷。

我知道，我把那条绳子又往前系了一截。

第二年的春末，一个黄昏，我在家门口喂猫，二姨给我打电话，说：“砚子，我看着你爸那张照片，觉着他笑了。”

我“嗯”了一声，胸口像被一团暖风拂了一下，热热的，软软的。

她又说：“你那红封还在不？”

我说：“在。”

她说：“好，留着，不急。”

她又问：“围巾还在不？”

我说：“在。”

她笑：“那就好。”

我不说话，听着话筒那边的锅铲声，“铛铛铛”，像打铁。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有些东西，不是花了就没，是用了才有。”

我没说出口。

到了夏天，城里热得厉害，热风像开水一样往人身上泼。

我和媳妇下班回来，屋里像蒸笼。

我把那条围巾拿出来，翻了个身，晒在阳台上。

她笑：“大夏天晒围巾？”

我说：“怕潮。”

她说：“嗯，怕潮。”

我看着围巾在日光下发出一点软光，线头竖着，像小草。

那天晚上，我坐在桌前，把算盘拿起来，手指拨动，算了一下近半年的家庭收支，没有噼里啪啦地敲，只是轻轻地拨。

最后，我在记事本上写下：“未欠人，未亏心，未伤情。”

这三个“未”，是我这一年的小愿望。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往前推。

二姨和二姨夫，像街口两棵老槐树，夏天撑着一片凉，冬天兜着一片雪。

我三十六岁生日那天，早上起来，窗外雾气漫，屋里热水壶咕嘟咕嘟，女儿在客厅练压腿。

我拆开媳妇给我包的礼物，是一支钢笔，黑色，笔尖闪闪的。

她说：“写点东西吧。”

我把笔握在手里，想了想，写了两行字。

第一行写：“账，清了。”

第二行写：“情，未完。”

写完，我把笔盖起来，放在算盘旁边。

晚上，二姨打电话来，说没给我准备啥东西，让我别见怪。

我说：“不怪。”

她又说：“你小子，说话越来越像你爸。”

我笑：“那就不改。”

她在电话那头也笑。

笑声短短的，像一串风铃。

再后来，城市改造动迁，胡同被规划，修表铺的师傅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再没有卷上去。

有一天我路过那儿，停了一下，风从上头吹下来，吹得我的背有点凉。

我想起他问我的那两句话。

“你是来还账的，还是来随礼的？”

“都来。”

这两句话像钉子，钉在我的一段人生上，提醒我别歪斜。

秋风起，落叶在脚边打着圈，像有人用指头一下一下拨。

我回头看了一眼关着的门，心里说：“师傅，我这仗打得怎么样？”

没人答。

风答了，吹走了几个枯叶。

我笑了一下，往前走。

人这一辈子，走出去再回头，看见的是一条不怎么直，却走顺了的路。

你说奇不奇，十五万的账，六百的礼，换回来二十万的回礼。

有人会说是“倒挂”，有人会说是“傻”，有人会说“碰上了好人”。

但我知道，真正回来的，不是钱，是心里那口气直了，是肩上那点劲儿被风往上托了一把。

我对自己说，别忘了两样东西。

一是那条红底黑格的围巾，扎脖子，也暖脖子。

二是那只缺了两颗珠子的算盘，算账，也衡情。

它们不吵不闹，在屋角安静地躺着，像两只守夜的猫。

我有时候摸摸围巾，手指绕着线头打个小圈，心里像跟一个旧友打招呼。

我有时候拨拨算盘，听到噼里啪啦的声响，心里像跟一个老亲戚笑。

我知道，我的日子，正进入一种不慌不忙的节奏。

我也知道，前面还有风雨，还有晴明，还有难题，还有小欢喜。

我唯一能做的，是让心里的这盏灯，不灭。

而这盏灯的火芯儿，是二姨、二姨夫这样的老一辈点上的。

他们回礼给我二十万，不是为了让我舒服，是希望我硬气，希望我把这盏灯留给下一代，再往下接。

我在厨台上切菜，菜刀和案板碰撞，发出“咚咚”的声音，女儿在客厅练舞，脚尖蹭过地板，发出“嗖”的一声，媳妇在阳台上晾衣服，衣夹子夹在塑料绳上，咔哒一声。

这些声音，都是家的声音。

我停下刀，抬头看看墙上的照片，他们笑着，像在说：“行。”

窗外风起，窗帘轻轻摆动，像有人在门外轻轻敲门。

我没问是谁。

我知道，是日子来了。